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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河边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下）: 热度 3 light 2016-6-1 05:08; 河边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下）时间: 31 5 2016 18:25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二、中国的文革谈此问题首先要确立的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传统社会。在这个认识下我们就可以在理解了现代性的基础上来看文革，从现代性的灵魂科学思维入手来分析文革。前面分析科学思维时提到科学思维引出了两个推论，第一个就是现代社会必须实现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这后面的逻辑是：信仰属于不容置疑的观点，它的真理性在已经有了科学思维这个实证方法后属于无法求证之列，因而无法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所以人们必须拒绝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来规定人们的社会生活，否则它就必然会通过国家权力来压迫或迫害不同的观点。如前所述，传统社会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依靠信仰对统治者授权，----即通过民众接受信仰后认可国家权力，自愿接受甚至支持统治，所以政教合一成为古代社会统治权力传递的普遍方式。由于没有科学思维，这样的统治方式可以不受挑战地长期实行。现代化所发生的新旧制度的冲突，在最初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表现为要求取消政教合一，在后来被推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里也要有这一步（未必是现代化的第一步，见上一节“现代性”的论述），否则制度的变革就会受阻，甚至表现为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动乱。我以为文革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信仰与国家权力不分而导致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动乱。 A、后发盲点问题中国不是自发地产生了科学思维从而发生转型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由于外来的推动被迫转型的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发生从自己的文明内部看待现代化的冲击，视现代化为外来文明对自身文明的侵犯，从而本能地进行抵制； ----第二个问题是在看到外来文明的强势后难以认清其后的原因，只看到表面的现象，从而只效仿他人的坚船利炮来进行转型。我将这样的问题总结为“后发盲点”，并认为它是一个后发转型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会严重影响现代化。以亚洲最先实行转型的日本为例，刚开始与西来的文明接触后很快就采取海禁政策，直到1854年被美国海军佩里舰队强行闯入江户并登陆后，才被迫与西方签订条约开放海禁。其后又经过十多年反复，直到1868年才正式发动明治维新。结果40年不到，日本帝国在1904年-1905年与沙俄帝国在陆上和海上都有交战，竟然打败实力超过自己的沙俄帝国。但是，日本人显然没有弄懂现代性，始终没有真正实行国家权力与信仰的分离（当时日本的天皇其实是日本民族信仰的代表，国家权力是由幕府掌控---Murphy，2014），所以在政治生活中拒绝科学思维，结果在欧洲帝国主义走向尾声的时候追求发展帝国主义，终至在现代化开始在西方发生演进放弃帝国主义时侵入中国，进而发展到全面征服亚洲，不能自拔而发展到与西方首强美国交战。日本军国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天皇所代表的日本神道的信仰之上，视生命的价值在于为天皇牺牲，以至于败局已定时仍然发动“神风”攻击，宁愿做无谓牺牲也不投降，最后导致350万人口的牺牲，在美军占领下重新开始现代化。再以土耳其为例，其“现代化之父”凯末尔带领土耳其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则能够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从政教分离入手，将传统的奥斯曼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虽然土耳其现在仍然有各种问题，但与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相比，不能不说土耳其的转型成功几乎是个例外。引导它成功的“凯末尔主义”的基础是凯末尔对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启蒙精神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对于现代化的灵魂科学思维方法的把握，并通过凯末尔主导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尤其是立法与教育方面的改革，最终将领袖的改革变成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为社会的进化。土耳其的转型没有如日本那样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完全由土耳其人自己主导实现了转型，在我看来是世界史上的转型范例。中华帝国的转型是在继承了清帝国的基础上开始的。民国开始的北洋十五年其实是实现了政教分离，结果出现了汉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进步，无论是在对传统思想的继承批判还是对新的科学思维的学习，以当时中国的文化普及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来衡量，现代化成绩斐然。问题在于能够统领中国的过渡人物袁世凯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加上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将临时总统权力交出时又弄出了架空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终致袁世凯在民国开启的最初关键两年成为空头总统，国家向法治的过渡失去了稳定所需要的宝贵的头两年，陷入混乱，结果袁-孙摊牌，孙发动二次、三次革命，在得不到欧美日支持后投向苏联，无视世界文明的演进的现实，把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引入中国，成为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自此，中国人看待现代化就完全从内向外，将现代化理解为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侵辱，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中国鼓动打倒资本主义。这一思想从孙传给蒋，又由共产党接过来，进一步系统化为“百年耻辱”（1840-1943），夺权后在批判传统信仰的基础上引入共产主义信仰与国家权力结合，重树新的“政教合一”，禁止在政治生活中应用科学思维，封闭社会内外的思想交换与物质交换，坚持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又打倒“苏联修正帝国主义”，将中国隔离于世界，使现代化完全中断。与上述过程相对应的事实是：自1912年以后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所有人物，无一不想实现中国现代化，即便毛时代中国完全封闭时，现代化事实上彻底打断了的情况下，毛也是希望并认为他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中国领导人以及绝大多数民众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基础上，所以才会在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出现文革这样的冠以现代化名义的文明大倒退。 B、中国人眼里的现代化概括说，中国人眼里的现代化是实现“强国、富民”，而不是建设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所以强国富民是目标，其他都是手段。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出发来考查，统治者历来强调国家强大，民众则盼望富足，在封闭的状态下，上下都从内向外看西方文明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时，限于思想资源的束缚而形成这样的现代化目标是必然的，无可厚非的。所以，在国人眼里，如果国家积弱，百姓积贫，那就是制度---也就是手段---有问题。如果这个制度正好是专制，那专制就是坏制度；如果是制度不能凝聚人心，那就是集权不够，或者是专制不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国人对于制度问题不断变化的认识： ---清末国家腐败贫弱，人民生活困苦，革命派和改良派都一致同意帝王专制是个坏东西。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其宣誓效忠，绝对服从，实行党内专制，认为这样才能最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抗战爆发后，很多当年反专制知识分子（如蒋廷黻、钱端生、丁文江等）都呼吁要加强专制，否则必然亡国亡种。 ---抗战后期到1949年，政府腐败，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国军大败后，人们又一致转而要求民主。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都声讨蒋，异口同声说要打倒专制，中共也多次由高级领袖发言称颂美国民主，说要在未来的中国实行民主。 ---1949年以后中共实行政教合一的集权专制来强国富民，国人绝大多数都认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支持中共一党专制。 ----文革爆发后终至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搞开放，人民看到了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差距，认为都是专制的不好，大多知识分子的认识又回到了49年以前。 ----89年因为经济改革出现的大量腐败，引起社会不满，学生首先带头争取民主，但是邓却认为六四是“乱”，必然破坏强国富民的伟业，所以要镇压。官民出现认同上的分歧。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全面发动经济建设来实现强国富民，少有人再提专制问题，甚至认为六四是害了改革。有的六四学生领袖回头投入经济大潮，六四成了绝响。 ----中国现在初步实现了强国富民，现有的专制体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支持。观察现今的中国可见到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1）尽管中国有大量的腐败，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国家掌管着所有的媒介，共产党不受宪法管辖，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现今中国是史上最强、人民生活水平史上最高这一事实。（2）国人现在一年出国人次达到一亿二千万，各种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也是史上空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远比任何时候要多。在上述两个事实的基础上，要说国人对于现有专制体系的支持不是出于认同显然不符事实。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强国富民是我们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如果专制妨碍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打倒专制，如果民主妨碍我们，那就打倒民主；谁能领导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跟着谁。所以，不仅国人不断改变对于民主与专制的看法，前面说的自1912年以后出现的政治领袖们也同时在争斗权力时将对手斥为“贼”或“奸”，--- 甘当外国人的走狗，让中国永远积弱人民积贫；只有自己是要把中国领向强国富民。这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逻辑。 C、贫弱的科学理性人类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统而言之，人类理性主要表现为对于真与善的思维判断，科学思维是关于真伪判断的思维，所以又叫做科学理性，；善恶判断思维属于道德判断，其对象是人行为目的，所以又叫实践理性。真伪判断依赖于可以实证的客观标准，善恶判断依赖于众人统一的价值标准，因为各人的经验不同，价值标准不同，如要统一标准，那就要有绝对的权威。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里没有树立过上帝那样的绝对权威，而是将权威视不同的人际关系分别赋予君、父、夫、兄，以他们的意志来决定臣、子、妻、弟的行为的好坏判断。同时，传统文化里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哲学思考里面自古以来就是求真理性---也就是科学理性---薄弱，它与前面的道德文化一起形成中国人的思维特色。有关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讨论过，在此放下。说到文革，我以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的思维特色在信仰与国家权力结合下得到发动，个人行为从上自下普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所左右。它的发动者所依据的判断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它的响应者的动机是出于非理性的政治信仰。毛泽东的思维特点在其投身革命的早年就表现出实证理性显著贫弱，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演进的结果，但却被过度解读为毛的正确领导，甚至说成是因为毛的实事求是，并将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他晚年失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致。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下面我举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来分析一下毛的科学理性的早期表现。毛此文成于1925年12月，结构上是一篇实证分析政治论文。该文网上很容易下载，读者可以查看。该文的分析涵盖五大阶级，十二个阶层： 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2、中产阶级 3、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商人） 4、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 5、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游民无产者），约200万人《分析》全文不足4000字，加上说明和注解等共约6500字。平均算下来每个阶级的分析不到1300字，以正文算，即使最详尽的关于中产阶级一节的分析，约900字，无产阶级的分析约800字，而革命的最大敌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分析不过170字，全文是（摘自《毛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通观上面这段文字，读者无法知道究竟有拥有多少地算是地主阶级；为什么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究竟谁是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如何和中国的地主阶级发生联系；为什么他们代表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反动的生产关系反的是什么；何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了，如何衡量的；为什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些帝国主义是那些国家；等等，每一句话都没有论证，都是宣示句。这是《毛选》1951年版本，此文在1925年12月至1923年3月间曾刊于三家杂志，最后编入《毛选》时作者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毛选》按），其中把毛曾经列举为地主阶级代表的人物删去了，同时也把此阶级占中国四亿总人口1%的结论删去了（但他同时又说此阶级人口不超过100万，毛的原版里同样没有说明他是如何知道这个阶级的总人数的）。如果设问“这样的分析文章的可靠性难道没有人质疑？”的话，我们今天恐怕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真相没人知道，而我则宁愿相信没有编辑在发表它时认真质疑了它的结论的可靠性，因为1925年到1926年时，毛并无权力可以强迫他人发表自己的东西。据此，我们难道可以相信毛后来的革命策略的制定真的是有凭有据、事实求是的吗？不仅该文，毛的很多论述性文字都是只有观点，没有实证而被当作事实接受的。原因无他，盖因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科学理性贫弱，好恶判断当头，凭感觉下结论的时候多，所以毛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文字就成了极具煽动力的东西。在文革发生之前，毛在当时的处境下就有了他的想当然的误判，与他最早的《分析》是同一根源，结果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威发动了文革。文革发动了，人民对于权威的服从与盲从，对于强国富民的渴望，终于在当时信仰与国家权力合一的基础上化为对于文革的积极响应，于是有了前两年的疯狂。所以文革是一个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而来的灾难，不是毛一个人可以完全控制导演的权力斗争。潜水先生转贴的杨继绳的文章也充分说明了文革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毛的控制，毛实际上是整个博弈中的一个大角而已，其他的小角就是七亿同样缺乏科学理性的民众，当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时，文革的进程就脱出了毛掌控。这种理性的贫弱，在毛就成为发动文革的动力，在民就成为响应文革的热情，合在一起就是这场持续了十年，到毛死去才收场的文革。 D、文革还会再来吗？有人列举了文革发动的五大政治经济理由来说明以后要再发生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下，只要治国者不误判而发动文革，文革就不会发生；或者多数民众不迷信权威响应革命号召，文革也再不会发正；不须五条或更多的理由。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虽然随着现代化在进步，但在国-党（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灌输教育与在政治生活里排斥科学思维的做法，使得科学理性难免仍然落后，所以当上下都合拍时，文革就可能在不同的水平上再次发生。杨继绳的文章里提到毛提倡学习马恩关于国家学说的四本书，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文革的成因的影响。我以为马克思其实对于毛来说不过是要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工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来不是毛的理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科学决定论”，暴力革命不过是马克思认为必要的流血来换取最终的自在的自由的代价，而毛对于自由主义毫无理解，他虽然恐怕相信马克思的科学决定论，但他的《分析》显然说明他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研究的素养，而是凭着想当然下结论。俄国人远比毛懂得马克思，但他们没有有文革，也没有大跃进，这说明文革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文革与大跃进其实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政治领域里的疯狂，另一个是经济领域里的疯狂，两者都是为了实现毛的强国富民乌托邦，所以毛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实行起来就远比“科学社会主义”疯狂，毫无理性可言。正因为如此，中共在毛的治下就不断发生毛对于社会发展的“修正”，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文革，其中毫无实证理性可言，每一次都是凭想当然来估计社会发展现状。此前的其他政治镇压，从红军时期的内部肃反，到执政后的外部与内部肃反，其实都是毛与中共其他领袖无根据的误判，随便拿一个百分数来计算幻想的敌人，与毛早年的《分析》同为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不变，毛就必然要走到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的路上去。读者或许要问，如果毛的这个思路并无根据，难道他的“拍脑子策略”又能打败蒋介石？事实是中共的策略当年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中共一直不能成气候，只能搞些武装割据，最后被蒋驱赶至西北一隅。是日本侵华挽救了中共，毛也向日本人这样说过。问题在于人们解释历史时容易走向“决定论”，不是考虑多数人的大脑的相互作用，而是过于强调一、二个大脑的决定作用，所以过度强调了毛的作用。恰如美国人过度强调美国“国父们”对于美国今天的强大的作用，而事实是他们当年的设计不过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翻版，我曾在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文章里讨论过。所以，中共的胜利是多种国际国内因素在大陆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能用进化论---而不是决定论---来解释。中共胜利以后，各种因素跟着发生变化，历史的进化便引出了不同的结果，最后中共只能全部放弃毛的政策。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很多人又开始强调邓小平的决定作用。其实邓当年根本没有具体的设计，只有开放国门的想法（如前所述，开放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剩下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了。现在，大多数国人又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专制体制的成功。其实，这40年里起作用的因素太多，包括欧美在开放之初提供的帮组、发达国家的产品需求、海外华人的投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长时间的世界和平等，中国的集权政府的作用只是因素之一，恐怕根本就不是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定的过程”。如前面第一节的介绍，进化论（即“进化的过程”）与决定论（即“决定的过程”）是科学思维中的两个重要方法，前者强调要在理解影响进化各要素的基础上避免最坏的结果，后者相信选取决定因素来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决定论者相信如果习近平决定在中国搞民主，民主就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习是决定的力量。进化论者则认为，是人的思想决定了人的行为，加上很多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演化出社会的进步，所以把科学思维引入政治生活是催化中国现代化不断进化取得成功必要一步。有了它，才有可能取得社会的进化，未必有最好的结果，但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取消信仰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后面才可能将科学思维引入政治生活。我曾在《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提出转型的三大问题是政教合一、国家统一、民众教育，现在的看法仍然未变。这就是我对文革的过去与未来的认识。三、美国的大选说完文革，再来观察现代化背景下的美国大选。前面关于科学思维的两个推论的第二个是社会永远处于演进之中。这是因为科学思维得出的结论都要随着新发现的实证随时修正，因此只具有相对真理性。这样一来，人的社会生活所依据的真理就不断修正着，社会也就永远处于演进之中了。这个观点是我下面评论美国大选的根据。一向以来，华人中间有很多人对于西方“政治正确”提出各种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政治正确”是重韬当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之路，走上了死胡同。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在本坛进行过讨论，说明它的历史渊源，以及在这个口号下的各种社会进步以及引发的一些问题。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前，需要首先说明西方现在的“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道德价值，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才能为社会决定是否可以成为普遍道德准则。但如我在“现代性”一节中的分析，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权利把道德价值观按自己的判断提到法律层面来评判，甚至形成新的法律，在法治国家成为约束力，结果就可能出现尚有争议的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造成对于对立面的压迫，这就要引发社会争议，发展下去甚至成为社会冲突。但是，这种“政治正确”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迫人民接受国家意志是两回事，形成的机制不同。这种争议的根源尽管还是在于制度的压迫（分析见“现代性”），但它是通过选票来实现的，所以还必须以选票来化解，这就造成了今天这样波澜起伏的美国大选。现代性下由科学思维导致的社会演进的机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举同性恋的例子来说明。在科学实证出现以前，人们认为少数现象都是异常，等于不正常，同性恋因此被看作不正常现象，于是受到歧视。科学实证发现同性恋不是个人的社会选择而是自然的生物现象后，歧视的基础便不复存在，相应的立法就要修改。这就是社会演进的机制。再例如废除死刑，其后的理由是发现很多犯罪是因为某种非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大脑疾病所促成，这样一来用死刑惩治罪犯的理由就难以站住脚了。其他还有如种族歧视，也是因为实证否定了人种间群体的智力差别。道德判断有时可能先于实证提出某种呼吁，但在现代国家里最后还是要以实证来决定政策走向。但是社会演进的复杂在于它不会是同一方向的演进，因为演进的基础是人的大脑，而大脑出生后只是一个空的硬件，已有的社会价值---不论其新旧---都可能被复制到新一代身上，结果就表现为演进的多向性。当变化最后以价值观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时，如前所述，就可能通过进入立法改变制度，在美股可影响到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例如同性婚姻以及最近的变性人的厕所使用权的争议）、移民政策、税收等。价值取向的差别会让反对方觉得受到压迫（经管事实未必总是如此），于是形成社会冲突。因此影响到大选的因素，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新法的制定、移民问题（社会开放与国际秩序）等。由于现代化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加上新生的人群都需要重新塑造，所以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如美国）与后发的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如中国）都有类似的经济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过给全体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达到同一水平的文明程度的机会，最终必将通过开放而拉平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平稳的实现，那就不会有争论了，问题是它恐怕只能表现为波浪式的发展，让人如坐过山车，往上时开心，向下时揪心，所以吵不完。解释美国的现代化过程，我以为恰如前面对于科学思维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一样，其后的机制还是进化论（而不是决定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最好的例子之一莫如历史学家麦克内尔（JR McNeill）提出的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要归功于蚊子的解释。他根据对于1779年到1780年北卡与南卡州地区的蚊子所传播的瘧疾对于在该地区交战的英美军队的战斗人员的伤病影响的研究，认为打败英军的其实是瘧疾，而不是华盛顿将军。所以他说，“蚊子帮助美国人从与英军的僵持中夺得了胜利并赢得了美国革命战争，没有它就没有今日的美国。下次7月4号你被蚊子叮到时得记住它。” 但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历史变化比较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做判断时又没法不受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影响，所以大选中的人物的不同说法很容易影响到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世界各地对于重要人物可以决定历史走向的看法大都如此。奥巴马一上台就得了和平奖，诺委会显然希望他能为世界的和平作出历史性的改变。不过，“形势比人强”，他能做到的有限。美国人对于总统的期望有如宗教一般虔诚，表现在对一届又一届的大选的热忱上，改变美国几乎成了每个竞选人的口号。最后的改变恐怕还是自下而上，不是自上而下。乐观地说，这或许是美国民主暗藏着的活力所在；审慎地说，现代性的进化性或许决定了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弄不好也会发生民主制度翻船的事。最后要说的是，强调进化论绝不是否认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而是指出人类思维对于自由的诉求的决定作用，不论决定论还是进化论，后面起作用的还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它是全人类的追求，是现代化的源头。四、结语我以为今天的世界的精彩来自于世界的现代化。它起源于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它所带来的现代性决定了人类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生活。现代化看来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先发的国家作为全人类的探路人做出的牺牲最大，得到补偿也最早，不过现代性却不是可以进入通过DNA传递下去，或接受过来。后发的国家虽有前人的经验和劳动可以收益，但建立为新的生活方式所必须的思维方法却不是他人可以代劳的事。现代化是全人类的进化，最终大家都要扯平。我们今天的生活是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们一出生所扛着的大脑却和我们祖先出生时的大脑一样，等我们长成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一定比自己的祖先要知道的多。尽管一切起源于人类智慧，但我们的智慧是不完备的，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必须制造压迫，在制造压迫时渴望自由。因为我们叫做人。; 7701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河边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上）: light 2016-6-1 05:06; 河边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上）时间: 31 5 2016 18:22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近来与潜水网友谈到文革等，又读了他推荐的杨继绳的文章，我有些相同与不同的看法，潜水促我贴出来。我把思路理了一番后，于是成了这篇裹脚布，分成两部分，但愿还能够看得下去，也希望网友们批评！ ———————————————————————————————————— 半个世纪前的五月，中国掀起了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发动50年后，碰上了美国的大选年，其中的波澜起伏恐怕要算50年来从未有过的。既然人们常有比较1966年与2015年中美两国的GDP来看两国的进步或变化，何以不能比较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来看两国的变化？问题恐怕在于人们看不出两者间的可比性：中国的文革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的大选正在进行；前者发生在东方，后者发生在西方；两者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如何可以放到一块来谈？但是仔细想来，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都是发生在世界走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时代，所以并非毫无可资比较的重要共性，而更可能是我们忽视了这一重要共性。所以，本文尝试在现代化的背景上来讨论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或许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说的是传统社会“化”向现代社会的过程，所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取什么角度来观察这个过程： ----从全体人类社会的变化角度来看，现代化便是人类社会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的过程，是不同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曾有过的变化； ----从某些局域文明的内部向外看，这一过程便像是外来文明对于局域文明自身的侵犯与取代，所以称其为文明间的竞争，是自古就有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的现代延续； ----从现代化的扩展的历史来看，现代化可以说成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所以可以将其称为全球化； ----从这一过程的起源来考察，因为它发端于欧洲，便可将其称为各个地域文明的欧化或西化。不论答案如何，不过是称谓的变化，说的都是同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变了，人类不再是画地为牢地生活，各种思想与物质产品的交换日渐成为世界范围的常态，也就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跨过了传统的文化与地域的限制，成为一种全人类的共存状态。不过这是一个不知其终点何在的过程，因此是一个冲突不断的相互影响的过程。那么，现代社会究竟与传统社会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又是如何可能把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联系上的？我以为话题要从现代化所指向的“现代性”说起。一、现代性（Modernity） A、何为现代性？现代化既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那么，这样的过程必将在人的思想与社会结构方面生出传统社会没有的东西。其中那些属于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特征就是这里要说的现代性，我认为包括下面五项： 1、科学思维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它是说，一切思想观点都不仅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来检验其真理性（即通常说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或者更简单地称其为可靠性），还要随客观现实的变化进行修改；而凡是宣布为“永恒真理”的东西因其“永恒”使它免受一切事实的检验，所以不属于科学思维的范畴，也就不具备世俗生活中所说的可靠性，因此也就不具有真理权威来管理世俗生活。 2、经济发达。这是因为发达的经济其实意味着人较少受自然的限制，也就是有更多的对于自然的自由，包括不受自然的冻馁、少受各种疾病的侵害、甚至摆脱自然引力的限制而自由地飞往外太空。 3、法治确立。凡是要实践自由，一定要有社会秩序来规范人的行为，否则社会必然乱成一团，谁也没有自由。例如大家都有车，那就一定要有行车秩序，否则谁也开不了车。但是，秩序必须公平，否则自由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例如行车的规则如果规定车子上路的时间按驾车人的社会等级来分配，这就即便可行也不具现代性。而公平的社会秩序就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定，受同样的约束，有同等的权益。 4、社会开放。这是说各个国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要开放思想的交流，以及思想活动所转化成的物质产品的交换，这才能保证所有的地球人---不论民族的归属---都要进行现代化，实现现代性。 5、遵守与改进世界秩序。世界上所有民族都进行现代化，也就是所有人的自由都要不断扩大，根据同样的道理，世界各民族也就需要按同样的世界秩序行使各自的自由，还要根据世界的变化改进秩序的设计，保证大小不同民族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总结起来，现代性不过是说，人的智慧活动----人之为人的决定因素----的指向是追求自由，包括免于自然的压迫（通过经济的发展）与免于人的压迫（通过法治的实施），或者称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而科学思维是发现与达到上面两大目标的思想方法，这个思想方法下所产生的现代化是一个至今不断演进而没有终点的过程。科学思维----即人的科学理性----因此是现代性的灵魂。科学一词在汉语里的历史不过100多年，但在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语言里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过彼科学却不是此科学，这里说的现代科学思维是与传统社会里的科学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实证逻辑判断”，后者是“逻辑判断”。例如，当我们设问“人的由来”时，古人的推论是：既然每个人都是前人所造，最初的人类也是前人所造，推论下去可知一定有个原初即已存在的永恒的造物主。或者从另一个方向推论，既然人都是从小长大，那么最早的生命一定来自更小的生命，推论下去更小的生命必然缩减成无，所以万物必起之于无。两个结论都是基于逻辑推论，无需事实的支持。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对于这样的问题则说，一切要以实证为依据。如果生命起于“造物主”或“无”，那么这个“造物主”或“无”该如何感知度量？不能感知度量的东西我们如何可以认识？所以我们只能限制我们的回答到有数据（事实）可以支持的地步为止，其他的都是假设，一旦能得到数据的支持就可以回答，而不能通过获得数据来回答的问题都不属于科学思维可以解决的问题。以上就是“逻辑判断”与“实证逻辑判断”的区别，今天我们说的科学思维属于后者，也叫做人的科学理性，是一个通过长期发展才形成的思维方法。我们后面还会继续澄清这个重要概念。 B、科学思维的来历人类之所以成为能够造出辉煌文明的一族生命，原因在于人的思维能力，它包含大脑与思维方法两者。大脑犹如一个强大的计算机，思维方法恰如安装于计算机上的软件，两者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思维能力。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特别强调思维方法，他有句名言：方法、方法，一切还是方法（Descartes：《谈谈方法》， 1637）。不过，大脑所获得的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却不是某个神奇的高手安装上去的，而是通过进化过程获得的。人类思维能力的进化犹如个体的思维能力的成长，需要环境提供各种刺激，环境不同，演进出的大脑思维能力就不同。我们下面通过考察科学思维的发生过程来明了什么是进化过程。要说科学思维的来历，先要弄清楚科学思维倒底包括哪些基本要素。讨论这些要素之前，首先要明白的是，它原则上是一种判断真伪的思想方法，不是判断善恶的思维方法，尽管在使用中常与后者紧密联系着。科学思维的要素是： 1、它首先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真理不仅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因此是可能发现并加以阐明的。这是古代就有的信念。 2、它因此也依赖古人已经发明了的系统逻辑，但不是如亚里斯多德那样只强调演绎逻推理（形式逻辑），而是更强调归纳推理等各种分析方法，通过严密的逻辑交互推理、验证来思考。 3、它不只是用于对于静态系统的思考，还包括动态系统，所以其判断不仅只是真/伪两值，还包括真值范围内的各对应值的确定，因此必须依赖严密的数学推理与计算（例如微积分），在复杂的动态问题上要依赖数学模型，故而它还是数学思维。 4、它的形成要从哥白尼通过实证观察于1514年形成日心说（于1545年过世后发表）算起，到伽利略1616年发表潮汐理论支持哥白尼开始系统化，再到1687年牛顿通过引入微积分将其系统化，从此开创了用科学思维方法对物理世界的活动进行准确判断与精确计算，奠定了“决定论”的思维方法。又过了近130年，决定论到拉普拉斯那里发展到顶点（1814年）。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通过考察关于物理对象的给定的事实（数据）来精确决定该物理对象的未来状态。这种决定论方法也被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马克思于1848年发表《共产主义宣言》，其思想方法就是基于决定论，所以恩格斯后来将其理论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 5、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后，对于生命对象的研究方法扩大了，“进化论”（或“演化论”）被引入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进化论的基本原则是：生命现象的变化是多因素在自然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收集数据来解释现在的生命现象的成因，却无法据此来准确预测未来。进化论因此成为与决定论相对应的另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它的基本原则不仅用于生命现象的研究，还被用于人类社会形态的研究，甚至还影响到关于复杂的动态物理系统的研究。例如长期天气预报之不可能（蝴蝶理论）就是例子。上面的历史回顾说明从日心说的提出到进化论形成为止，科学思维的发展用了350年。如果再考虑到哥白尼之前的研究，主要的还有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拉契（ Fibonacci，1175－1250）把代数和零的概念引入欧洲，它的意义恰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者意大利人卡尔达诺（Cardano，1501－1576）所说，“所有我们掌握的希腊以外的数学知识都是由于斐波那契的出现而得到的”；我们甚至可以更向前追溯到欧洲大学的兴办，之前发生的各种欧洲表音文字的创立，等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原来科学思维的出现不是任何人有目的有计划的寻求的结果，而是文明的进化使然。所以，我们不用奇怪这些发明了科学思维方法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具有我们的常识所意料不到的特点： 1、他们大多是1000年前（以罗马帝国在欧洲垮台的486年算起）侵占欧洲的野蛮人日耳曼人的后裔，其祖先当时连文字都没有； 2、他们不是坚持真理唯一论（一神教）的基督教的发明者； 3、他们也不是希腊系统逻辑的发明者； 4、他们不是阿拉伯代数的发明者； 5、他们也不是印度零的概念的发明者； 6、他们借用罗马字母形成自己的文字，因此也不是自己的文字的真正发明者； 7、他们还不是早期欧洲大学都要教授的罗马法典的创造者； 8、他们生活于唯一国际化的欧洲大陆：最有知识的是教士，而他们可以在一个统管数十个国家的教廷内流动。他们因此成为汇聚了上述所有文化的人，其中一些关键人物---如牛顿（Newton，1643－1727）---并深受赫耳墨斯主义（Hermeticism，or Hermetism，关于炼金与占星的神秘宗教）的影响,结果通过对于解读物质世界不懈的努力而逐渐创造出了现代科学方法！同样蹊跷的是： 1、坚持唯一真理观的基督教会认为真理早已发现了，所有的未来对于真理的哲学探求不过是“做神学的婢女”而已； 2、希腊人尽管公元前300年就写出了13卷的几何学，其中3卷专论数论，1卷单论无理数，但是希腊人竟然没有零的概念，因为在专注求真的希腊人眼里，零就是不存在，没有真实可言，所以是“魔鬼的数字”。高斯（1777-1855）读到2000年前阿基米德的数论，见到阿基米德与零失之交臂，不解地叹息他何以失此可以转折人类文明的机会； 3、阿拉伯人引入了印度的零而发明了代数，甚至在罗马衰落后曾将阿拉伯文明发展到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还把希腊文明的很多内容介绍给西欧。可是，一旦坚信《可兰经》已经包括了所有的真理，阿拉伯文明就走向了衰落，失去了发展出科学思维的机会； 4、印度文明的辉煌不仅曾经发展了形式逻辑，印度人关于“无（空）亦是存在”的认识论使得印度人不仅自然地发展出零的概念，还建立了复杂的数学，但印度人的多相真理观（多神信仰）却使得他们失去了追求唯一真理的理由； 5、罗马人也有过机会，但是罗马帝国的扩张却使得罗马人必需放弃共和制而走向政教合一来获取权力的合法性。即便如此，罗马帝国还是被文化大为落后的日耳曼人逼出了西部欧洲，东罗马帝国恐怕还缺少了可以坦然接受各种新思想的野蛮人。结果，科学思维的创造者竟然是野蛮人的后裔，所有的历史条件通过在他们身上汇聚而进化出了科学思维这一从此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思维方法。 C、科学思维如何改变文明？说到科学思维如何改变人类生活，人们多半想到那些奇妙的科学发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技术和各种使人类可以自由地摆脱自然限制的工具。这个说法固然符合部分科学史，但却是对于科学思维的历史影响的极大误解。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形成之前，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技术发明就在世界各地出现过，例如，在科学思维的发源地欧洲，1440年古滕堡发明的印刷机就是早于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发明，对于欧洲文化的传播有着重大贡献。读者想必记得前面讨论过的科学思维所基于的原则，就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来检验思想和观点的真理性”，此即前面介绍过的科学思维的“实证逻辑性”，它将现代科学思维与古代科学思维区别开来，后者的基础是“逻辑性”，它建立在希腊人发展出来的系统逻辑基础之上。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真理来解释万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一神教信仰就是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建立起来的，真理在那里是通过逻辑推理来证明的，无需实证。所以古代的科学与神学合一，曾经作为真理来统治欧洲人的生活凡1000年。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依赖于严密的逻辑论证，印度人同样发展出了三段论（即因明学），尽管其排列形式不同于希腊形式逻辑。现代科学思维的实证性产生了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两个重大认识： 1、凡是不能纳入实证检验的说法，----不论是观点、信仰、陈述抑或其他，其真伪性均不在科学思维的涵盖之内，因此均属于真伪性无法判断的说法，如果当作真理来指导世俗生活的话，必然产生无休无止的争论。 2、凡是通过实证检验的说法，不过是该说法目前通过了检验，一旦出现新的证据否定该说法，则以往的证实均可以被推翻。在上面这两个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两个基本推论： 1、信仰，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信仰，均不在科学实证可以检讨的范围内，其真理性在世俗生活中必然永远处于争论中，因此不可以当作真理来指导世俗生活。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实行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 2、真理永远处于受事实检验的地位，真理因此都是相对的。所以，社会永远是处于演进之中。正因为存在着上面关于科学思维方法的这些内在逻辑，科学思维（以日心说出现为起点）出现以后，对于人类文明的冲击首先是对于社会制度，在欧洲表现为旧制度（政教合一）与新思想（对于基督教权威的怀疑）的冲突。欧洲出现的宗教改革，后来的宗教战争，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争战，世俗权力的再分配，等等，莫不与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思维的挑战有关。其中的从1500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8年）到1800年（工业革命发动后30年）的300年间，欧洲的战争不仅次数远超自罗马帝国退出后的1000年（约一倍之多），而且规模及每战的时间也远超过去。但科学理性对于旧秩序的挑战不仅是极其艰难的，并且科学理性的认知能力自身也受到挑战。一直到1781年，也就是哥白尼身后240年（哥白尼1541年辞世），才出现康德发起的他自命为“哲学的哥白尼革命”，首次提出“人是目的”，对科学理性对于人的解放（即获取人的自由）的意义作了全面论述，科学思维才获得较普遍的理解与认同。但科学思维所促发的工业革命（1760-1770）在使生产力飞速提高的同时也使得战争更频繁、更残酷：从1800年-1945年的150年间，平均起来是每年一战，至20世纪里的两次大战，还随着欧洲文明扩张到世界各地而将欧洲以外的国家卷入，成为世界大战。结果一战导致欧洲死亡1600万，二战死亡3400万！科学思维传至世界各地后，同样引起新与旧的冲突，社会制度的变迁亦首当其冲，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引发剧烈的内部冲突和动荡。由于世界各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在接受科学思维时有不同的难度，产生不同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甚至导致误解，走向灾难，例如日本第一次现代化以二战战败为终结，战后重启现代化炉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百般曲折，还有中东诸国，非洲诸国等，现代化因此在世界各地都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后发的转型文明除了自身的落后，西方文明在早期扩张中伴随着的欧洲人对于落后民族的殖民与侵略，使得一些民族对于先进文化的认识趋于抵触，更加重了后发民族现代化的困难。不过比较人类漫长的200万年历史，人类文明现代化不过才500年之久，而世界的变化却是从未有过的深刻，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学思维方法的影响力之大。在文明的演进方面，世界各地域文明都在吸收了科学思维后不断进化，大量的旧的观念被新的观念替代，人的各种社会行为通过科学思维得到新的诠释，从而在一面扩大人民的权益时，一面产生“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冲突，有时甚至演变成社会冲突。而文明的演进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方面则是表现为人类的生产效益的飞速提高。科学思维方法正式形成差不多100年后（日心说约250年后），工业革命发动了（～1760-1770年），世界开始了告别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之旅。自那以来的差不多250年间，世界上的财富才真正开始积累（见下图，据Bostrom，2014，来之两种测算方法，结果相同）。据研究，人类在石器时代的生产效益相当于每22万年增加一倍，农业文明下每909年增加一倍，现在则达到每6.3年翻一番（据Hanson，2000年）。 D、科学思维如何融合文明？科学思维是现代性的基础。如上节所述，它的必然结果之一是改变传统社会制度，拒绝所有不经科学实证的信仰对于世俗生活的真理权威，并通过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极大提高生产效益来增加人的自由；同时它所引出的思想的进化性使得社会处于不断的演进中。除了具有改造传统文明的力量，科学思维的另一项作用是融合地域文明，产生了今天的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直到500年前虽然有着不同地域文明间的交往，但各地域文明间的差异显著，发展程度不同，因为文明的进化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的演化，受到各种不同的变量的影响，加上人的思维本身的不完备，所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单独发展出如同科学思维这样复杂的思维方法。各地域文明因此存在着自己的思维特点，表现为各自的文化特点。如前文所介绍，科学思维的出现是进化的结果，是多个不同地域文明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所以它只能认作是人类全体文明的代表，必然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过去500年人类文明的演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人类的思维变化无论有多深刻，那也只是属于“软件”的变化，思维的“硬件”---人的大脑---却保持着稳定：所有的人生来都具有相同的大脑，都可以使用相同的软件。科学思维方法正随着思想与思想的产品（科学与技术）愈来愈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教育与各种媒介输入新的大脑。人类文明在“发展与进步”的名号下日益趋同，融合为一个全人类文明。它的特点是共同追求自由，但又因为自由而通过个体的选择出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的地域性，一种不断变化的、难以预测的、开放的地域性。 E、现代性不可分割现代性虽然以科学思维为核心，但其他四项要素却不可以从现代性中分离出去，而是五项要素共同构成现代性，缺了其中一项，社会的现代性就没有实现。所以这五个要素合在一起成为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将其中一项或两项是目标，把其他的当作手段。现代性的这一不可分割性是由现代性的终极指向---人的自由---所规定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思维是人之为人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思维因此决定了不同的生活形态。但思维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思维方法进步的必要条件，科学思维的产生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国际间的交换---即社会的开放---又必须建立在国际秩序之上才能进行。发展经济使人摆脱自然的压迫，但若无法治则没法实践自由。所以，一个真正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必须要具备完整的现代性，社会才可以成为现代社会运行。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却存在着首先实现不同的一（多）个要素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现代化是全人类的文明转型，所以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起始点。最初发起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首先从科学思维的发生开始，再通过改革传统社会增加社会的开放性，然后才有工业革命的孕育，才可能出现应用科学思维来发明蒸汽机，因为蒸汽机的制造已经不再完全是经验性的技术，而是需要力学与热力学的支持。而一个后起的转型社会却可能直接引入蒸汽机来实现工业化（即经济发展）却依然保持严格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其结果自然会在经济发展后出现如何在全社会实践增长了的自由的要求，新的社会秩序的设计因此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世俗生活的问题。如果仍然由信仰的权威来设计社会秩序，其权威的真理性要么受到具有新的科学思维的人群的挑战，要么信仰的权威通过政府（国家）来压迫科学思维，禁止它在政治生活里的应用。所以，后发的转型可能与原发的转型在实现现代性各要素的顺序上不同，但并不能取消其中的某个要素。又如果社会在现代化中在肯定科学思维的基础上否定了传统信仰，但又代之以新的政治信仰，则社会依然无法真正实现科学思维，因为新的政治信仰必然与国家权力结合形成新的“政教合一”，同样排斥科学思维在政治生活里的应用。再如果实现了政教分离并开始建立法治，这时便有如何制定法律的问题。一个人制定法律来治理社会是绝对专制，少数人为寡头专制，多数人投票为民主，全民都有投票权为现代民主，但永远不可能制定有全体人类都一致同意的法律。但是全民投票权保障了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此即“机会均等”，是现代社会里公平理念的基础。所以，现代性中间存在着科学思维-扩大自由-法治下实践自由-民主下实现同等权利这样一个潜在逻辑。既然现代性是不可分割的，上述潜在联系因此成为现代化无可避免的归宿，不过其实现的顺序在不同的转型社会里未必相同。 F、现代性蕴含的内在冲突如前所述，智慧活动的指向是突破压迫，争取更多的自由。人一旦对自然的压迫有所突破，就有了实践对于自然的自由的机会，于是就要求建立社会秩序来调节自由的实践。但秩序要靠暴力维持，因此必然产生人对于人的压迫。即使实行民主，其实质不过是同等地压迫所有社会成员，从而保证所有成员实践自由的机会均等，但民主并不改变维持秩序需要依靠暴力这一事实；或者说，秩序就是压迫这一秩序的本质不因民主而改变。既然如此，则秩序所产生的压迫便不可避免地如同自然压迫一样，成为人类智慧的攻击对象。换言之，人类智慧蕴含着内在的不完备：它一面在突破自然的压迫，一面又要创建人为的压迫才能使人享受对于自然的自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懂的：既然所有的秩序都无可避免地要压迫人，所有的制度也就都是反人性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便可进一步懂的：最为可行的制度一定是对于所有人都施加同等压迫的制度；或者说，人类天然地反感所有的制度，民主制度不过是各种制度中人类对其反感程度最低的一种而已。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是一个迄今无解的现代性的内在冲突。这个内在冲突的存在，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使得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建立法治与实行民主是实践自由所不可缺的；对于先发国家来说，使得科学与技术发展给人带来的自由能力会不断地被用来破坏已经建立的民主法治。所以，现代性的潜在逻辑虽然证明了科学-自由-法治-民主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但只要社会不断演进，社会便会不可避免地在演进的不同阶段出现新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上述“不可分割性”就只能是动荡的，社会也就只会在动荡中进化。能够真正对社会秩序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人的行为，要降低动荡，就要想法减少人对于秩序的破坏行为，外施的约束是法律，内发的约束是道德。前者通过惩治人的行为来维持社会秩序，后者则由外界通过“教化”来影响人的信仰与价值观，从而通过约束人的行为动机来让人自觉减少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由于行为是外显的言行，容易辨识并施以法律约束；行为的动机则是脑子里的内在活动，无法通过行为来准确判断。所以，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持都是依赖法律，道德都是来自信仰的教化，使人认可统治者的权威，自觉接受外来的压迫，---也就是减少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为维持其规定的秩序所施加的暴力压迫的抵抗，甚至进行配合。这在古代欧洲就是政教合一，在中国就是“外儒内法”（又叫“霸王道杂之”）。在现代社会，由于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道德的建立不再依赖信仰，而是在认识真实的人性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但随着对于人与社会的认识的演进而变化，不像古代那样千年不变。这就使得现代社会里的道德显得不稳定，如果社会演化过快，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由于法治社会里的法律的制定和选票相联系，人群价值观的变化就会牵涉到法律的制定，也就是形成前面论述的社会压迫，所以重大的价值观分歧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对立，形成社会“保守派”与“自由派”，或者是秉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党派等。关于“现代性”的简单分析大概就是这些，总结而言就是开头的那五点。话虽说起来简单，现实恐怕远比它复杂，或许还要简单，因为这后面有一个我没有涉及的难题：世界未来的变化到底会有多快？或许不会像过去半个世纪那样快，或许要快得多。无论快还是慢，有了对于影响着世界所有人的现代性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性作为观察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于我们的观察给予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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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科普：一二三，色味香: 热度 2 岳东晓 2015-8-7 11:23; 我们所存在的自然界，除了让我们脚踏实地的引力，还有三种作用，那就是电磁作用，强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参与这些作用的粒子有光子、电子、中微子，夸克等等，其中夸克是核子的组成部分。质子与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以上这些是我们中学物理里学到的。问题是，why？物理是一门数学化的科学。整个现代物理都是基于杨振宁的所谓规范场理论。这个理论我之前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让我们看看规范场理论是怎样解释上述三种相互作用。用简单的数学语言来说，就是 1、2、3 ，U(1) x SU(2) x SU (3) 的对称性。先不要被上面的符号吓着。所谓 U(1) 其实就是一个长度为1的复数。 S U（2）是一个 2 x 2 的矩阵， \left( \begin{array}{cc} a b \\ c d \\ \end{array}\right) ，意思是有两种粒子进行混合，对于某种相互作用而言分不出彼此。 S U（3）是一个 3 x 3 的矩阵，意思是有三种粒子进行混合，对于某种相互作用而言，没有区别。简单的说，U(1) 对应于光子，也就是电磁作用，长度为1的复数可以表示成 e^{i\theta} ，只有一个独立参数，也就只有一种光子。 SU（2）对应于弱相互作用，因为对称是 2x2，因此参与弱相互作用的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混来混去，分不清谁是谁。我们说弱相互作用的粒子有两种味道 --- flavor。我们知道电子能够进行弱相互作用，电子 e 的弱作用双胞胎是什么呢？是中微子 \nu_e 。当然，电子跟中微子是不同的，电子带电，中微子不带电，电子比中微子重，但在涉及弱作用时这些区别消失了。夸克也能参加弱相互作用，所以夸克必然也是以双胞胎出现，有一种夸克叫做上夸克（u），另外一种就叫下夸克（d) 。从弱作用的角度，我们发现这样的两对 (e, \nu_e) , (u, d)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这是李政道、杨振宁总结出来的，只有左转的粒子参与弱作用，右转的粒子没有弱作用。这一点是实验观察的结果。实际上弱电作用理论非常复杂，涉及所为自发对称破缺、希格斯机制等等。 SU（3）对应于强相互作用，因为是 3x3 矩阵，说明参与强相互作用的是三胞胎，三胞胎混在一起，难分难舍。这三种夸克称为三种颜色，以上夸克 u 为例，其中有三种，红上夸克，绿上夸克，以及蓝上夸克。所谓颜色，当然是物理学家进行文科思维的结果，想不出什么词了，于是用颜色来标记。实际上，这是说夸克带有三种不同类似电荷的东西，使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作用。看起来，强相互作用的色动力学理论简单多了，它是精确的 Yang-Mills 场，不存在对称破缺。但不幸的是，由于作用强，常用的微扰计算方法往往无效。那么我们听说还有其他的夸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 (e, \nu_e) , (u, d) （电子，电子中微子，上夸克，下夸克），这一组是构成我们世界的成分。但还有跟这类似、但是更重的一级别，有一个类似电子但更重的粒子，一个与之相应的中微子，一对类似的，但是更重的一对夸克。且让我们称之为中量级组合。除了中量级外，还有一组更重的重量级，里面那个类似电子的粒子差不多是质子的两倍质量，里面的其他粒子也重很多。中量级与重量级不能稳定存在，因为它们能量高，会很快转换为轻量级。所以，我们的世界其实是有轻量级的粒子组合构成。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粒子物理的科普，但这些科普往往让人更加糊涂，常见科普的错误是，科普者往往把三个量级与夸克三种颜色混淆。其实，这三个量级与三种颜色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目前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有三个量级，或许还有超重量级，目前我们没有发现。有了对称性，那么根据杨振宁的规范场论，我们就可以写下相互作用的方程了。我们知道光子是传递电磁作用的粒子。那么传递弱相互作用的粒子有几种呢？ 2x2 的矩阵有四个复数，一个复数有实部、虚部，看起来我们得有八个数字。但 SU（2）是特殊的2x2 矩阵，里面的数字有限制，实际的独立变量是 2^2 -1 = 3，这个3就对应于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三种粒子。类似的，SU（3）实际有 3^2-1 =8 个独立参量，这对应于八种传递强相互作用的胶子-- 胶水的胶 -- gluon。这个名字起得很形象，强相互作用像牛皮糖似的，你越拉开距离，它力量还越大，造成所谓夸克囚禁，也就使我们无法观测到自由的夸克。在《汉文明宇宙观的现代性》，我提到【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起源的哲学解释非常清晰：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这个基本理论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公认的。所谓无极化为太极，太极化生阴阳两仪 ... 从今天来看，古代中国人既有极高的直觉。】但光有直觉是不行的， U(1) x SU(2) x SU (3) 规范理论是一套精确的理论，是所谓标准模型的基础，目前所有根据它进行的计算都屡试不爽。; 个人分类: 科普|482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汉文明宇宙观的现代性: 热度 5 岳东晓 2013-11-20 10:44; 汉文明宇宙观的现代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d3a300100ok3s.html (2011-01-07 03:28:50) 宇宙起源的问题是人类各民族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问题。世界上的大部分民族都有创世论 -- 某个上帝创造了宇宙。对于这个超自然物本身的来历问题，这些民族似乎一般都是假定，在宇宙存在之前，上帝是一直存在的，在某个时间，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创造世界的念头，从那时一切开始了。如果我们考证各种有文字记载与口头的传说，都是如此。比如说，印第安人的神话与古罗马的神话就非常类似。印第安人相信每一个物体都有神灵，罗马人也是如此。后来的发展，人们开始相信一神教，一神教有的又演化为三神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汉文明最大的特征是其无神的特征。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起源的哲学解释非常清晰：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这个基本理论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公认的。所谓无极化为太极，太极化生阴阳两仪 ... 从今天来看，古代中国人既有极高的直觉。用一个词来说，这叫天才 -- 也就是一种直接找到答案的能力。现代的宇宙学建立在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与粒子物理的 “ 标准模型 ” 基础上。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是所谓 “ 大爆炸 ” 理论。在这个理论下，宇宙的起源是一个 “ 奇异点 ” 。经过一个急剧膨胀的 “inflation" 阶段，进入夸克 - 胶子的混沌阶段。从这个夸克阶段开始，现有的物理理论可以解释了。夸克的理论基础是杨振宁的 SU （ 2 ）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的简单扩展 --SU(3) ，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 “ 力荷 “ ，称为三种颜色。众所周知，宇宙继续膨胀，温度不断降低，夸克 - 反夸克大部分互相湮灭，剩下的主要是变成了质子（也就是氢原子核），继续反应生成了各种元素。真可谓三生万物。从目前的科学发展程度来看，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汉文明宇宙演化模型中第四个阶段及以后的问题 ---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基于一位杰出汉人 -- 杨振宁 -- 的伟大发现。我们正在试图解决前三个问题：什么是 “ 道 ” ，道如何生一，一如何生二。近年来，超弦理论的研究似乎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于能够对古中国人定性的解释提供定量的计算。; 个人分类: 汉文明|546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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