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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命名“解放”汽车 毛泽东宴请工商巨头
yuxin_9605 2013-9-11 03:31
毛泽东命名“解放”汽车 　　诗曰：茫茫黑夜子规啼，冷雨凄风冰雪欺。梦寐复兴求“解放”，“东风”浩荡舞“红旗”。 　　旧中国被人称之为“万国”汽车展览馆和修理所，路上跑的都是外国车，更不用说要找一家国产汽车制造厂了。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把建设汽车制造厂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工程的重点项目1953年，一个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计划问世。6月，在汽车厂建设即将破土动工的前夕，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字，并被精心制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 　　1956年7月13日，我国历史上第一辆国产汽车开出了总装配线，毛泽东亲自为它命名为“解放”。 　　1958年5月，长春汽车厂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毛泽东听说，兴奋无比。于21日下午4时40分，专门检阅了这辆车。他问护送轿车到北京的技术人员和司机的姓名，问轿车的生产情况和技术性能。他绕着轿车看了又看。最后，兴致勃勃地和在场的林伯渠一起坐上“东风”轿车，在怀仁堂的周围行驶了两周。下车时，他满面的笑容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更令许多中国人欢欣鼓舞，倍感骄傲。 　　1958年8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诞生了，接着，长春汽车厂又精心设计和制造了新型“红旗”牌高级轿车献给毛泽东。正如本文开头诗中所吟：“梦寐复兴求‘解放’，‘东风’浩荡舞‘红旗’。” 　　1958年10曰1日，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缓缓行进的队伍里，有长春汽车厂特意送到北京的接受检阅的各种汽车，红旗牌轿车、解放牌载重车、翻斗车、洒水车、农用车……当它们开过来时，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1953年7月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派人将装有毛主席题词的密件送到汽车厂。当时任郭力副厂长秘书的刘培善是汽车厂第一个见到奠基题词的人。那是在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因为饶斌厂长当时不在，厂办公室就将一封中央办公厅的密件交到郭力办公室。他拆开一看，眼前一亮，竟是毛主席为汽车厂奠基的题词。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待郭力副厂长从工地赶回来，他立即将题词捧给郭力，他看见郭力接过题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喃喃地说：“来了，终于来了。”听得出，郭力心中是怎样期盼着这个题词。原来，在筹建汽车厂之初，人们比拟苏联的情况，曾将工厂称为“毛泽东汽车厂”。1952年4月，在筹建汽车厂时，亦称“长春汽车厂”(代号652厂)。开工典礼前，厂领导曾向党中央建议，请毛泽东主席为汽车厂奠基题词。现在毛主席的题词来了，这是一件大事。郭力立即通知办公室，马上选最好的汉白玉，请最好的石工，来镌刻毛主席的题词。于是，厂里派人到长春市大理石厂选购质地精良的石材，邀请了当时长春市技艺最好的石匠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位石匠姓迟，50多岁，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和解放后当家作主人的幸福，使他把镌刻毛主席的题词引为莫大的光荣。 　　毛主席的题词写在一张八开的宣纸上，每个字有眼镜片那样大小。而奠基石碑长两米，宽一米。为了把字放大到合适尺寸，郭力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同照像放大的同志一起商议。当石工开始镌刻后，饶斌厂长、郭力副厂长和其他领导多次抽空去镌刻现场，同石工交谈，提改进意见，直到题词园满镌刻完成。 　　1953年7月15日，是汽车工人毕生难忘的日子，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灿烂的朝霞映照着建设工地。在奠基典礼大会背景台上，两面五星红旗中间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大早，施工建设大军就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奠基典礼开始，等待着安放镌刻着毛主席奠基题词基石的幸福时刻到来。 　　上午九点整，奠基典礼大会在乐齐奏、鞭炮齐鸣声中开始。主席台两侧塔吊上的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全场再一次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1958年2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视察长春汽车厂。他首先到了铸造车间，使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铸黑子”兴奋万分。而车间里哪个地方最累，哪个地方最脏，他都要亲自走一走，亲眼看一看，问工作，问生活。接着又看了装配车间，他边走边看办和工人打招呼，还问他们累不累。 　　毛泽东对长春汽车厂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能不能造出汽车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自尊与独立富强地象征。 　 　毛泽东宴请工商巨头 　　诗曰：宴请工商自做东，既为私情又为公。莫道席间频劝酒，用心全在笑语中。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怀仁堂约请盛王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五位工商界代表人物。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作资本家的工作。谈活气氛很融恰，从下午七时四十五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共进晚餐。 　　毛泽东说：“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业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郭棣活说：“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毛泽东问：“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说：“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 　　荣毅仁插话说：“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毛泽东接着说：“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 ‘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荣毅仁讲了国家资本主义应根据大、中、小企业不同采取各种方法。毛泽东表示同意。 　　胡厥文提出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毛泽东表示：“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来，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最后，毛泽东说：“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 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召开第二届全国政协，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在过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关心下，，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黄炎培说：“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 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李烛尘在致闭幕词时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尽管这样，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荣毅仁，他在公开场合说，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当他碰到一个人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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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1 03:20
诗曰：白手起家创业艰，谁轻谁重谁当先。难棋一着谁能走?自有高人带笑看。 　　一九五三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执行(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要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有人认为中国经过22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生活亟待改善，应多搞些轻工业。有的甚至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这两种议论，一时呼声甚高。当然，多搞些轻工业，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资金。但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 料从哪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极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所以，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怎么能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贸易的需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实是粮食的生产。”他还说：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 　　由于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当地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总产值达1606亿元，比计划前的一九五二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一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工业产品中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水泥66万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要落后100余年!”五年内，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倍;原煤产量达到1.31亿吨，增长 98.5%;发电量达到193亿度，增长1.64倍;原油产量达到146万吨，增长2.3倍;水泥产量达到686万吨，增长1.4倍;化肥产量达到 15.1万吨，增长3.9倍;农药产量达到6.5万吨，增长31.5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增长1.1倍;铁路机车达到167台，增长7.4 倍。粮食总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164万吨，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9%和26%，都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三)旁观毛泽东时代》文中所指出的：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 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 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 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 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 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 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 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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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0 03:42
　 诗曰：高山仰止见奇雄，一路行程一路风。莫道调查研究事，磨刀不误砍柴功。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外地;1953年2月，又第二次到外地视察。他的专列沿着京汉铁路，展开“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 　 　何谓“毛泽东式”调研?早在国内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即以比较深入独树一帜的调研之风闻名全党，1926年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3年《长冈乡调查》，都体现了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深入下去，解剖“麻雀”，点面结合，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办法的突出亮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成为备受拥戴的开国领袖，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时间深入一地数日甚至数十日调研，但毛泽东仍然保持了战争时期深入调研的精神和 精髓。 　　1953年2月15日，癸巳正月初二深夜12点，毛泽东专列驰出北京，次日凌晨，专列在保定站请上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马国瑞，马国瑞一上车就向毛泽东全面汇报了河北省农业合作情况。毛泽东手执红蓝铅笔，在记录本上记着要点。交谈两个多小时，车到邢台站，马国瑞下车，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应召上车。他上车后望着毛主席出神，罗瑞卿便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紧张地答道：“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主席惊奇地问。 　　“见过你的相片。”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毛泽东见他心情紧张，便与他拉起家常，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转过身又问：“家里几口人? ” 　　“35万。”张玉美心里紧张，说惯了心里记的邢台县人口数。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记着全县人民哩!” 　　毛泽东一鼓励，张玉美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随后认真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全县“三反”、“五反”情况。第二个问题，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张玉美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六个方面作了汇报。一直谈话到中午1点，毛泽东邀请张玉美共进午餐。下午又谈邢台妇女工作，列车到达郑州站，张玉美下车，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上车。京汉沿线随后登上毛泽东专列交谈问题的，还有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他们每人向毛泽东单独汇报时间数小时不等，均不许照着材料汇报，自然要将当地一切情况烂熟在心，才能回答毛泽东的随机提问。当毛泽东问纪登奎“你知不知道文香兰啊?” 　 　文香兰是许昌地区鲁山县一位农业合作社女社长典型，共青团员。1952年响应爱国丰产的号召，带头耕种3亩试验田，向上级报试验田小麦亩产量676斤。 适逢《人民日报》一记者下乡搞调查，计算其试验田亩产量虚报，向当地政府反映。但当年文香兰仍以试验田高产，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 　 　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文香兰虚报之事被披露后。村童新编儿歌：“文香兰，假模范，骗人牛(奖励的牛)来骗人钱。”村民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她，社员们纷纷要求退社，连文香兰的公公和大哥也退了社。这时贺塘乡党支部书记李瑞堂伸出手来，和另两位干部年前把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一起借给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帮助她们渡过难关。文香兰在村民大会上多次检讨错误，村民都说，“文香兰还是一个年轻人，知错改错就好。”文香兰又带领社员们干起来。听了纪登奎及时了解的情况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好。” 　　从毛泽东深入了解一个农业社社长之事，可见其调查研究的细致、真切，对翻身农民和青年的关心爱护，并且注重了以京汉沿线不同的地县为“点”，不断深入，从中寻找和验证开展农业合作化是否可行的一般规律。 　　到达汉口后，毛泽东视察调研武汉民情三天，2月19日乘长江舰从汉口前往南京。沿途亦上岸或请各地领导人上舰了解情况，相继召开了不同类型的调研座谈会，特别注重听取基层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声音。1953年2月22 日，毛泽东在南京下榻的司徒雷登故寓，曾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会议始由时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刘伯承时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关切地询问华东和江苏一些具体情况，曾过细询问农民出身的泰兴县委书记沙克该县的人口、土质等;沙克谈到泰兴重视养猪，并用当地方言说“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诙谐押韵，举座大笑。毛泽东听不懂泰兴方言，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江渭清赶忙用普通话解说一遍，意思是养猪很重要，猪多肥多，庄稼长得好。毛泽东点头大笑。“养猪、农家肥”从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 　　注意各地具体情况，发现其中值得推广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深入调研的法宝之一。随行中，高度关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也是建国初期毛泽东调研之风的特色和亮点。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曲阜等地后，10月29日深夜，专列停在河南兰封(今兰考)支线上。次日清晨6时，随行干部还在熟睡，毛泽东已撇开河南省党政大员，独自暗访了支线旁一个小山村许贡庄。等领导干部赶去时，只见毛泽东正在一个打粮场和一位中年农民谈话，问收成、负担等等情况，随即又进入许贡庄农民孟宪德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老汉赶早集去了。毛泽东问农妇，吃的什么，够不够?床上被子厚薄?正谈时，赶集老汉回来了，又问了一些具体生 产情况。恰逢一位小学生上学路过，看到毛泽东走出农院，脱口喊出：“毛主席!毛主席!”两位老农才梦幻般地瞪大双眼，一时间感动得不知所措。毛泽东握握他们的手，才回专列用早餐。 　　随后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水利工程。总干渠与京广铁路平行，流经武陟、获嘉、原阳、新乡等县，至新乡市郊汇入卫河，全长52.7公里。那天在人民胜利渠入卫口，出现一个小插曲。毛泽东当年出外是不设岗不封路的，小车准备离开前行时，正碰上牧野村农民尚景富(事后调查核实的人名)赶着一群羊迎面走来，一见小车，牧民准备赶羊群下堤让车。毛泽东一见，赶忙步出小车，问：“老乡，怎么不走了?”尚景富答：“不忙，等你们过去我再走。”毛泽东看了看羊群，微笑着问：“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尚景富解释说：“俺村北边新建了一所大学，占了村上的地，俺是用赔地的钱买的羊。我原来不是放羊的，这群羊是三家 混到一块放，怕分不清，染上颜色做个记号。”毛泽东关切地问：“地是怎么占的?那些干部压迫人没有?”尚景富摇摇头，把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土地的事说了一遍。毛泽东欣慰地点了头。那时解放不久，毛主席的像虽然大多数农民见过，但谁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身高和长相，一般农民也想不到国家主席会到路边跟自己说话， 还让“官车”给自己和羊群让道，这才出现了开国领袖路边随机调研农民既生动又深刻的一幕。 　 　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年产600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他传染给毛泽东，不让她进来。毛泽东知道后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毛泽东赶忙笑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历害呀?比蒋委员长历害吗?”毛泽东这样一说，气氛缓和了。 　　毛泽东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未来之前我先吃了药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晏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毛泽东问。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宴桃香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么?” 　　晏桃香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很恳切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晏桃香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的有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但他没有擦脸，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时时关注民情，点面结合深入调研之作风， 　　至今仍令人如春风拂面，回味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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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xin_9605 2013-9-10 03:30
诗曰：轮回反复似邪门，谁料冥冥真有神。资本当初曾“赎买”，如今“买断”是工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提出“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而周恩来提出“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 　 　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先后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并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于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明确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势。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公私合营 ——赎买政策——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可这时的高岗却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从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他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听说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当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失去原有特色时，他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谈到对集中过多怎么办时，他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九七九年6月15日，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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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3 陈营 2013-9-10 02:37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这个日子对世界人民来说多了一层含义。一个对中国对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人走了。从那时起每到这个日子人 们自发的想起了他，或高声喧哗，或低回婉转，或激烈争论，或默默倾诉。 他走了，中国变了。中国富裕起来了，几十年中国人民奋斗的时光，在实践中检验了摸着石头向钱看的真理。工农兵妓学商医齐奋进， 什么思想主义什么道德传统，都是跑向金光大道的包袱，丢掉包袱解放思想要与世界接鬼。 他走了，世界变了。中国强大起来了，天宫北斗傲世界，辽宁三沙挣瞩目。纸老虎急急调遣，狗喽啰嗡嗡乱叫。多娇的江山再无外患， 中国到处制造，亦可远洋灭海盗。 他走了，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艺术，装点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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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9 03:59
毛泽东调“五马进京” 　　诗曰：“五马进京”气势豪，满怀踌躇任肩挑。是骡非马有人在，分道扬镳怨路遥。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的光辉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了春天的阳光，没有黄、赌、毒，没有黑社会，到处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更为可喜和难得的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提前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量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调兵遣将，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九五二年八月，邓小平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 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在任用干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故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党先”之说。这就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组织上做了准备。 　　 毛泽东命令成立“石油师” 　　诗曰：地下石油地上流，八千子弟战春秋。腾空银燕舰昂首，谁说中华 　　没有油。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从头开始，经济建设更需要石油，国防建设需要石油。然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意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 毛泽东先谋后事，谋而后行，于1952年2月，亲自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该师原是由汉中军分区和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合并，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兼汉中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于是，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 　　在战争岁月，拿惯了枪的军人，让他们一下子放下手中的枪转业到地方，除了心理上不适应，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文化程度低，没法从事 石油行业的工作。为了重新培养训练好这支革命的队伍。师领导将下属的三个团作了明确分工：一团去延安枣园学钻井、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训练汽车驾驶。由此，一场向文化进军、向科技进军的大运动，在军人中进行得如火如荼。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8000名钢铁战士。他们战严寒，冒风霜，不辞劳苦转战玉门、克拉玛依、大庆、 胜利、大港、辽河、任丘等地，为祖国找油。玉门是他们“沙场初点兵”的第一个主战场，也是他们练兵的地方。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了。4月29日，大庆石油会战誓师大会在萨尔图草原上召开，一场千军万马战大庆的艰难创业历史，从这一天开始谱写。大庆的会战成功，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帽子，中国的石油产量很快超过了亿吨。成为国际上产油大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激情地岁月里，石油师8000子弟，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支撑起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并造就了一支能打胜仗、敢打恶仗，无坚不摧的钢铁般的石油队伍。其中成为部长级的5人，司局级的20多人，以及大批王进喜铁人式的中坚骨干，分布在全国石油战线。为新中国的石油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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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春节游黄鹤楼
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9 03:53
诗曰：黄鹤楼前怎不诗，只因此处太神奇。 　　“白云千载”珠玑句，《水调歌头》绝妙词。 　　诗吟名楼今古诵，楼随黄鹤地天知。 　　中华文化渊源久，滚滚长江无尽期。 　 　1952年春节前，毛泽东南巡。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他便去看望在东湖疗养疾病的同志。并特意看了郑位三同志，安慰他好好养病，郑位三感动地说：“谢谢主席”。看过疗养的同志后，毛泽东临时决定上龟山、蛇山，参观一下黄鹤楼。这是他旧地重游，1927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这里赋诗明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明了他那澎湃的心潮，改造世界的伟大抱负。今天，正值春节假日，游人很多。为了不让群众认出来，他带了个口罩。但这个装束还是不大管用，当他走到一位卖煎豆腐的老人面前时停了下来，向老人问寒问暖，询问生意如何。在相互问答中，旁边的两位小姑娘发现了这位高高的个儿，微微发胖的老爷爷，好生面熟，好像在哪见过?经过一会儿细看，其中一位小姑娘忽然惊喜地说道： 　　“毛主席!”。 　　这一呼声，就像蛇山上放了一串鞭炮，立即炸开了，惊醒了附近游山的群众。首先是几个年轻人飞跑过来，把手伸向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把手伸了过去。可是这只手收不回来了!几十只手又伸了过来，握着手的群众不想松开，近在毛泽东身旁握不着手的群众，抢着把毛泽东的左手握着。这时，人们像潮水般涌来，高呼着 　　“毛主席!” 　　“毛主席”! 　　“毛主席!” 　 　毛泽东不得不摘下口罩，频频向大家招手。欢呼声把整个蛇山的游春的人都动员起来了。群众像海浪一样随着毛泽东的移动而波动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顺着山势， 重重叠叠，起起伏伏，毛泽东被围得水泄不通，前进不了一步。弄得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很是紧张，生怕蜂拥过来的激情群众弄出个事故来。罗瑞卿和武擎天只好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当起了“开路先锋”，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爱护毛主席，请不要拥挤!” 　　“请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杨尚昆、李先念、陈毅紧贴着毛泽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后面和两侧形成一个半圆形人墙，像一叶小舟顺着波浪似的人群，慢慢向前移动。前面的群众倒退着走，两眼望着毛泽东;两侧的群中横着走，看着毛泽东;后面的群众则用力挤到两侧或前面，争着看到毛泽东。随着动荡的人潮推着毛泽东向安全的地方走。但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移到山下，拥到了江边。大家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这时，整个蛇山自上而下，层层叠叠都是人，蛇山变成了人山，毛主席万岁声像大海的波涛，时起时伏。毛泽东站在渡船上，向群众招手告别，满山满坡的群众也扬起手来看去好像整个蛇山也在摇动向毛泽东送行。 　　为此，罗瑞卿后来不得不向政治局作了检查，责任是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做好，差点出事。毛泽东倒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不容易，再晚一点上船，怕就出不了黄鹤楼了! 　　“又一次黄鹤楼”。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后，已经下午1点多钟了，毛泽东提出，要去一家饭馆吃顿便饭。 　 　6年前“下不了的黄鹤楼”的事大家都记忆犹新。但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的事就不好再回避。商量来商量去，只好去正阳饭馆。一点半钟，几辆汽车来到了正阳饭馆门前。正在门口等客人的饭店服务员范贵生，见到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记和毛主席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很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过得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笑了。 　　2点多钟，在二楼就餐。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被饭馆对面在窗台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发现。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上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道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黑压压一片，群情激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走到窗前，打开窗门，向群众致意，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这时，门外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了。市长李耕涛走到窗前对大家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连声地喊。” 　　没办法，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战士，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里推到饭店门前。这辆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驱。这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硬是把他塞进车里。然后，推车前进。终于将车推出人群。 　　毛泽东在车上，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事后清扫现场时，鞋帽和钢笔手表等群众遗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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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xin_9605 2013-9-8 01:01
毛泽东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诗曰：农耕社会几千年，世代耕者盼有田。探索求真非易事，“三农”何日梦能圆?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一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的一百三十个。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突破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调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的模式，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直接主持起草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 议(草案)》。文件写好后，他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十个高级社。粮食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长四百亿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高度评价。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 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根据有些省委书记的意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打算将书名改为《五亿农民的方向》，因田家英提出不同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仍用原书名。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紧相联。他自始至终不忘农业、 农村、农民。直到1958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诗曰：淮河千载任凭流，沿岸频遭水患忧。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获丰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 ，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地区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的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处，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这份电报说到：“由于水势迅猛，农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毛泽东历来有一种深深的农民阶级情节，看不得农民受苦受气受罪。这次农民 遭灾遇害就不禁伤心流泪。他自己种过田，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就果断地决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农民再次受害，又能为农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7月至8月，毛泽东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个批示，提出督导和抓紧根治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这个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个问题。如何，请酌办。” 　　仅过半个月，即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示。这里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三个批示，同第二个批示只隔25天。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的电报写的。此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的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报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确定蓄汇兼备的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从此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专区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0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拖，请督促早日斟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上述毛泽东的四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感到他关心灾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坚强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风范。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的方针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原粮4亿5千万斤，保证治淮工作按时开工。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毛泽东派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检查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代表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及下属三个治淮指挥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治淮坚强决心，激励淮河两岸民众治理淮河的战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12亿5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建成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夺取治理淮河战斗的伟大胜 利。从此长期为害淮河两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两岸人民。 　　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建国以来，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 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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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8 00:51
诗曰：秉然正气傲苍穹，正己正人正党风。惩腐肃贪开盛世，官清民乐两由衷。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把我们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 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成立。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 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他们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他们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的党内只能有 “一个领袖”、“一个头”。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 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毛泽东先后处死过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 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 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 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 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 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 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 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 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信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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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7 00:56
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诗曰：两位高人侃大山，语言犀利论贪官。古今中外皆如此，哪个衙门不爱钱。 　　有一次，毛泽东和胡志明谈官，顽固认为“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 　　胡志明说：“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说：“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 　　胡志明解释说：“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肯定说：“那是他来不及贪。” 　 　毛泽东对贪官的看法，很值得今天借鉴。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党的干部要求一直那麽严。刘伯承曾和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说：“1949年解放军进城后，我门六个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我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毛泽东告戒：“不要做李自成” 　　诗曰：西柏坡前紫气生，迎来开国众精英。二中全会明方向，不做当年李自成。 　 　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访苏归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吃了。 回到住地，他对卫士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 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些话，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琢县到北平的火车上，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他又说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为了保证这个时代的延续，在建国之初，就用其雄浑的湖南韶山口音，郑重而庄严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这样一个铮铮惩贪铁誓：“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东北局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沈阳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任处理。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决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十二日， 他将东北局的报告批转全国。这表明他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这个决定。他还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 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对运动抓得很紧，亲自为中央起草指示，写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历，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 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中南军区因迟迟未送“三反”报告，他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他们。毛泽东刚写完批语时，中南军区和谭政送来了两份报告，他很高兴，立即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表扬说：“此件很好……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他在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手，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武汉。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当运动进入高潮 时，他又一再批示：“严禁迫(逼)供信”。定案时，他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对于证据确凿，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不管你资格有多老，贡献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他毫不手软。亲自批准对开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 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延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再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61.3亿余元(旧币)。该药行三年前还是一个小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志丰对李延琳逢迎、送礼、请客、代找舞女，甚至令自己的姨太太陪李跳舞。而“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 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沈阳裕兴源油坊经理与同业串通，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 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 会”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牟取暴利七点四亿元。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不过， 这些在今天看来，好像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大批国营企业倒闭，上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成为正常现象。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气焰。 　　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 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回报时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其必须达到的目的具体化了。三月五 日，毛泽东将《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批转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指出：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过去从宽、今后 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 　　毛泽东在部署结束“五反”工作时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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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诗曰：不忍荒年饿死人，必须粥饭吃均匀。一穷二白从头起，自力更生振国魂。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样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干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致电饶漱石，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他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毛泽东认为，解决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为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毛泽东关于国家财政状况，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创新的刑名——“死缓” 　　诗曰：法典乱时重严刑，匪患从来难肃清。唯有新朝逢盛世，网开一面创刑名。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他们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名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毛泽东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但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批转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的报告上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 子。”但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于是，毛泽东提出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死缓”，这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对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 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 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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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6 00:18
诗曰：延安一别各东西，无妨诤友两相知。不同理论不同道，恩恩怨怨不稀奇。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前，曾居北京，与毛泽东岳父杨怀中相识，并在其家中多次见过毛泽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漱溟以国民党参政员身份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他彻夜交谈，他还将自己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著作一书送给毛泽东。双方就改良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争辩，相持不下。四十八年后，，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端坐，时而靠在床上，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怒，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先后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和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他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1953年9月8日——18日，发生了一桩公案。就是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扩大会上发言说：“这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 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为此，受到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梁漱溟听后不服，继而发生了9月18日下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顶撞现象。一个说“毛主席有无雅量”一个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可能不会有。”不过“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一时使会场上发生这种前所未有的 与毛泽东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而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有人提议表决，表决时，毛泽东等少数人举 手赞同梁漱溟继续讲下去，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未受到任何处分。但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86年秋，梁漱溟在谈到这桩公案时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顾虑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顶撞在 先，才有毛主席对我批评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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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5 05:21
毛泽东与肖华 　　诗曰：兴国湘潭两地分，为民奋斗献终身。相逢曾是不相识，同是命中“犯杀”人。 　　1955年9月下旬，午夜，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 　　身着肥大睡衣的毛泽东，在书房中缓慢地踱着步，指尖的香烟又快燃尽了，满屋中飘散着浓烈的烟草味。肖华坐在书桌旁的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两臂担在膝盖上，手中的茶杯有些轻轻晃动，茶已经快凉了。 　　毛泽东站定，慢慢地坐在沙发上，他盯着肖华看了一阵，说： 　　“不知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同你这个年轻人谈谈你我的家世。” 　　说话时，毛泽东神情默然，声音沉重。 　　“你我都犯杀气，当了一回共产党，我家死了六口，你家死了四口。” 　　一个沉重的话题，使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良久，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向坐在身边的肖华问： 　　“几点了?” 　　肖华抬手看了看表，说： 　　“一点半。” 　　毛泽东略带歉意地笑了一下，说： 　　“我们说得太久了，已经快三个多小时了。” 　　肖华连忙说：“跟主席谈话，不觉得时间的存在了。” 　　“困吗?” 　　“一点都不，我平时睡得也很晚。” 　　毛泽东说：“在我们湘潭，老百姓有句老话，‘子午觉，不得少’，半夜三更找你来拉家常，很不应该呀!” 　　肖华诚恳地说：“与主席一席话，受益匪浅。” 　　毛泽东笑了：“果真如此，我可要时常夜叩府门了。” 　　肖华也笑了：“我招之即来。” 　　毛泽东望着肖华，眼中充满了关怀和期望：“你很年轻，经历过一些事情，要好自为之。” 　　肖华点了点头，在这位伟人面前，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纯净透明的。是的，他跟随着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无数的艰险，他为毛泽东超人的智慧和胆识所折服，为他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就在几天前，肖华刚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年，他才39岁。 　　他记得当年，毛泽东把他这个兴国县里的苦孩子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所说的话： 　　“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 　 　一晃，19年过去了。1974年9月。国庆25周年前夕，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被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看完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退了回 去。过了几天，经过修改的名单又送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看后又退回去，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这份名单。9月29日，名单第 三次送上，毛泽东盯着名单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两个名字：肖华、刘志坚。 　　肖华不止一次地说：“我肖华能有今天，完全是党、毛主席的教育和培养。” 　　 毛泽东与艾思奇 　　诗曰：奇人奇笔著奇文，赢得世人刮目钦。谁说书生无大用，华章一卷胜千军。 　 　艾思奇，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自取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的事物”。这位哲学巨匠，1936年，24岁时就写出了具有重大作用的名著 《大众哲学》。一经问世，风靡全国。仅解放前就印行了50多版，一时洛阳纸贵。《大众哲学》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等人发的一封电报里，嘱其速购一批书籍供延安的干部们学习。电文中就有着这样一句话“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而又有价值的 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可见，在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眼里，《大众哲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1959年一次外出视察前,他还指名道姓地要工作人员带上一本《大众哲学》。 　　毛泽东曾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哲学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1966年3月，比毛泽东年轻17岁的艾思奇英年早逝，年仅56岁。有关部门为艾思奇撰写的悼词中，称其为“人民的哲学家”。毛泽东仍觉未能尽意，又挥笔添加一句：“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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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5 05:15
毛泽东的 “ 苟富贵，毋相忘 ” 　　诗曰：同煮南瓜同喝汤，同穿草鞋走村庄。同甘共苦打天下，贫贱之交岂敢忘。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往前走，还不时同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接受代表们的致敬。 　　忽然，一位代表从后面挤上前排，用双手握毛泽东的手，还重重地抖了抖，嗓门大得出奇：“老毛，您咯胖呀!胖多喽!” 　　毛泽东微微一愣，周围的代表都吃了一惊。不是吗!大家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向毛主席问好，这位代表居然直呼老毛，而且不礼貌地说人家胖了! 　　“罗瞎子，是你呀!”毛泽东终于叫起来，还朝对方的肩头捶了一拳，只有老朋友见面才会有这种“礼节”。 　　“老毛，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罗卜头!” 　　“罗瞎子”睁着两只大眼，眼泪像小河水一样淌下来。那是激动愉快的眼泪。 　　“咯还记不得，苟富贵，毋相忘嘛!”毛泽东说着地道的的湖南乡音，“我不是陈胜王，我还是毛泽东，还是那个老毛。” 　　“罗瞎子”一边笑，一边流泪，一边点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土地革命时期，“罗瞎子”在苏区一个乡当乡长。来了位年轻先生搞调查，姓毛，就是毛泽东。聊天中，毛泽东问： 　　“你这个名字是绰号吧?” 　　“不，就叫罗瞎子，从小就这么叫惯了。只为咱家穷，没上过学，斗大字认不了一升，名副其实的睁眼瞎。”“你总得有个真名吧!” 　　“自小就叫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了，要不，人家会说摆架子哩。再说，多少年这么叫过来的，听了无拘无束，怪亲热的。” 　　一番话，引起毛泽东的思考和赞扬。 　　“陈胜你知道吗?” 　　“不知道” 　 　“噢，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是第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打了几个胜仗，当上了王，就骄傲了，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史记》这本历史书里说，陈胜称王以后，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叫了他的小名，他就恼羞成怒，甚至杀害了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毛泽东讲述了陈胜王的故事，然后说：“你刚才说得好，叫不叫得‘罗瞎子’，能看出你有没有官架子。苟富贵，毋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当年“罗瞎子”听了毛泽东讲的话，说的道理，拉住他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要是革命成功了，你坐了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我记着你的话了。” 　　近20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罗瞎子”被选上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的代表。他万分激动，想不到20年前随便逗着说笑，今天居然变成了现实，毛泽东真的掌了天下! 　　一路上，“罗瞎子”就在想，见面后怎么称呼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按当年说好的叫。所以，当毛泽东快走近“罗瞎子”的时候，他在一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您好”的声浪中，抢前一步，说出了老早就想好的那句话：“老毛，您咯胖呀!胖多喽!” 　　毛泽东果然是“苟富贵，毋相忘。”不但记得“罗瞎子”，记得当年的话，而且对”罗瞎子”直呼老毛表示出最大的激动和愉快。 　 　毛泽东与宋庆龄 　　诗曰：辟地开天第一人，曾与国母是知音。大能大智大贤哲，铸就中华民族魂。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捷报追着捷报直传北平：南京解放!杭州解放!南昌解放!上海解 放!就在这胜利的时刻，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毛泽东在信中满怀喜悦地告诉宋庆龄：“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 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8月28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站台上迎接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的信任和盛情，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一次接触，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时身居重庆的宋庆龄 获悉毛泽东抵达山城，十分高兴。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设法来到上清寺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访了阔别18年的毛泽东。 　 　建国后，毛泽东和宋庆龄都在为党和国家大事日夜操劳，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切的交往。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每年还要寄去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去的贺年片， 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热地称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又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毛泽东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溢于言表。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宋庆龄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随机一起参加会议，还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在飞机上，毛泽东要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不肯，她坚持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挥一下手：“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当然，最后只能是毛泽东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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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揭示茅予轼反对毛泽东的动因 zt
热度 3 cat 2013-9-5 02:55
据新浪网博客报导，2013年7月29日下午，由日本《读卖新闻社》中国总局长加藤隆则先生主持，于北京朝阳区齐家园外交人员公寓，邀请了北大教授，著名学者 巩献田 ，与主流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进行了一次对话采访。双方就 “毛泽东问题 ”进行答辩， 从中使我们终于领悟到，茅于轼之所以坚持反对毛泽东的根本立场和原因。 报导原文，首先由 加藤隆则 先生表示：我们是读卖新闻，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最近中国新的领导……在国内，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变化，这个时候，其中 最热的一个焦点是毛泽东思想怎么看， 为了这个，今天请两位前卫的老师来对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他说，第一个问题，巩老师，现在中国有毛泽东思想评价，有不同的观点出来，而且有些知道毛教，就是老百姓的信仰里面也出现一个毛教的信仰，各种商业现象也出现，都有关于毛泽东的，那巩老师，我们可以叫做毛泽东现象， 巩老师是怎么看现在的毛泽东现象的? 巩献田 说：好的，首先感谢加藤隆则先生和竹内诚一郎先生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和茅于轼对谈，我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读卖新闻这个影响很大的通讯社，事后能比较客观公正地来报道我们双方的观点。 我说， 茅于轼先生呢 ，在当代中国是以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时获得了美国的奖励，但是 这些年来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我了解的一般群众的观点正好是不一样的，主要一个是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一个呢，人民群众、国家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届的文献，都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可是在茅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是人民公敌； 那么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这歌曲不光中国唱，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古巴和国际友人也在唱，可是茅先生认为是人民的大灾星； 毛泽东的功绩是领导了和创建了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使亿万中国老百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得到解放，是给解放人民带来幸福的，但茅先生却说毛泽东使人民的痛苦极大化，这就截然不一样了； 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他预见苏联会变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科技界卫星上天了，红旗落地;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是鼠目寸光，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光明磊落的，他的伟人人格魅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心理阴暗; 毛泽东是爱人民的，当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喊青年万岁，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他是非常热爱人民的;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 我们北京大学和所有正直的哲学界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茅先生认为呢毛泽东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 可以说目前为止，全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革命领袖是毛泽东，包括去年在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的人就举了主席像，有时候，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就举着主席像，世界人民热爱，可是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 所以茅于轼对于毛泽东与很多人的评价是相反的， 当然茅先生的理由和根据不是凭空说的，我想请教的是茅先生这样评价的根据，你的理由是什么? 茅于轼 说：该我说了是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的世界里，但是每个人的头脑想的非常不同，所以我想为啥不同，首先客观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看见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因 为我们每个人看的东西非常有限，世界太大了，所以客观地讲，每个人都戴一副有色眼镜在看这个世界，你不想戴也不行，因为你不可能把世界都看清楚了，所不同 的就是有的人知道我戴着有色眼镜的，我把颜色降低点，任何一个不同于我原来想法的事实，我都要加以认真的思考，到底我想的对还是这个事实对，有这么一个判 断，我们就可以更接近于真理。 相反，有一些人呢，他对于不符合他想法的事实，他一概加以拒绝，所以他永远不能达到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觉得问题根子在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说故意制造什么谎言，那是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你得到的印象不一样，而且你会拒绝一些对你不利的一种认识，刚才巩教授讲全世界人民怎么样，美国人民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听不清)， 是不是周围的人都怀疑毛泽东啊，那我承认我怀疑，我以前也相信毛泽东 ， 解放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毛泽东 ，大概只有不到0.1%的人不相信毛泽东，像钱学森这些在美国留学的人都回来了，回报祖国，建设祖国， 但是这些人，90%的人都挨整了 ， 好多自杀了，这是事实吧 ，是吧，我的一个亲戚就是这样的，我听到的故事就不计其数了， 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民都热爱毛泽东，世界人民都热爱毛泽东，这个就变成拒绝另外一部分客观事实，这个很不符合事实。 　 巩献田 说： 茅先生开始你的话是对的，不过要加以纠正 ，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的，人是分为阶级和阶层的，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对毛泽东有不同的的评价，人民，我说人民群众就不包括敌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 而我认为你呢，是完全站在人民的敌对立场上来评价毛泽东的 ，就你举的“事实”我想问，你说毛泽东是迷恋于阶级斗争，我问你阶级斗争是人为的吗?是人自己制造的吗? 说反击右派，你一直耿耿于怀反击右派 ，茅先生有个特点他奸而不滑，险而不阴，他是危险的人，但是不阴，他很坦诚，在某种意义上比较直爽， 茅先生有句话叫做“我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 反击右派，《邓小平文选》在80年和81年一共说了四个“杀气腾腾”。当时右派“杀气腾腾”，邓小平始终没有否定反右运动，问题是扩大化了。 可能茅先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亿万人民，世界是复杂的，可是整个民族呢，整个国家呢?右派，对新生政权建立刚刚7年，就叫你下台我上台，轮流坐庄;反对社会主义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像这样，是哪一个政权也不能允许的。 加藤 说：你们俩都代表了中国的优秀的学者。 　 茅于轼 说： 刚才巩教授把我当成反面教员，我对巩教授的看法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个人看法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他拒绝他不喜欢的事， 所以他认为刘少奇是身体不够健康而死的，不是毛泽东搞他的，这个是我说的对客观世界的拒绝心理，这个人就永远变成愚昧的人了，人怎么变得聪明，得不断纠正自己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想法，这你就进步了 ，所以我说巩教授在这方面要接受你不喜欢的事实，你首先看是不是事实 。 　 巩献田 说： 你的意见，接受事实，这是一个正直学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但是呢，谎言和欺骗，那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你比如毛泽东“奸污妇女无数”，你又没有一手的材料，都是传说的，我作为学法律的，我怎么接受，首先你得有证据。 　 茅于轼 说：他从杨开慧以前一直到江青，一连串的乌七八糟的事。 巩献田 说：包括中南海在他身边工作的，有200多个人写了书，说毛主席的真相，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可能你看不到吧，那个事实你就不接受。 当我们看了他俩对毛泽东评价的对话后，可以从中发现， 茅于轼的覌点，与群众不一致表现有八个方面，他之所以会如此反对毛泽 东，因为他在认识论上，认为自己看到的事实是，毛泽东在整人，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因此，他对毛泽东从当初的信任，到后来的怀疑，甚至反对。对于茅 先生这种反毛的言行和立场，巩先生作了直面的驳斥，他是表答了广大热爱毛泽东人们的声心。 对于上述俩人的对话，相信各位看后，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评述，有人会对茅于轼持赞同态度，有人则会反对，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 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为什改革开放己经历30多年，当今的中国，以至世界，仍然存在着这么一股对毛泽东的反对声，一股反毛思潮。对于这种状况，我们能等闲视之吗？ 我认为， 毛泽东己决非是个人的毛泽东，他对中国人民己显得十分重要，就连反毛精英张戎也不得不认承这一点。尽管现在对毛泽东有反对声，甚至出现对他的污蔑攻击，有人还恶狠狠提出要清算他，但是，中国广大工农大众、革命知识分子，始终崇敬他、怀念他、热爱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历史己充分证明毛泽东具有伟大功绩，他虽犯有错误，但是次要的，共产党人可以自己起来纠正他的错误，继续沿着他指引的航向 前进。邓小平是这样做了，取得莫大成功。习近平继承前辈意志，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正在大踏步前进，虽然对此有人骂他是保守、倒退，但实践证明他又做对 了，开局很好，人民髙兴，只有少数西化反对派才悲哀。 现实己告诫我们，这场坚持和反对毛泽东的斗争，己不会止息，必将继续下去，今年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之际，将会出现新动向，目前海外媒体己有了信号，但是，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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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4 00:38
诗曰：九州一统众归心，故旧亲朋喜上门。私讲人情公论理，高风亮节至诚真。 　 　1949年8月，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第138师一部进入湘潭，韶山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韶山的乡亲们欢呼雀跃。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获知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不少人奔走相告，高兴地说：“今后天下姓毛了!”抱有不少升官发财的幻想。一些亲戚和乡亲一拨拨坐火车去北京城，有的要求当干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绍求学读书。但是，他们被毛泽东一一劝了回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拎了两包韶山的干笋，赶来了中南海探亲，看望久别的堂、表兄毛泽东。他们来了，毛泽东特别高兴，兴奋地说：“多年不见了，我也很想念你们!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当晚，毛泽东破例丢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话，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 　　两位弟弟先向毛泽东介绍了韶山的情况，说起不少他们都熟悉的人和事。毛泽东兴致盎然，问这问那，不时还传出爽朗的笑声。显然，离开韶山已整整22年的他对韶山的一人一事都十分关注，对那里的一土一木都是那么情深，赤子的桑梓之情犹然。他们畅谈到深夜，都没去休息的意思。李银桥忍不住去催了好几次，毛泽东还是意犹未尽，对李银桥说：“我们披着蒲席说家门，你就莫催了啰!” 　　毛泽东和他们谈了韶山毛家的祖先，谈起了自己幼年时在韶山的往事，三人一直聊到夜深。终于准备结束话题去睡觉了，谁知毛泽东却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说：“你们来了，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哪有与亲戚一见面，就开口叫人家早点回去的?毛泽东官当大了，就不要穷亲戚，不近人情了?他没有让两位弟弟心里不愉快，接着就解释说：“泽连、云凤，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毛泽连、李云凤也是穷苦人出身，听了毛泽东的话不仅觉得很开眼界，也很顺心意。加上他们也听说了那些回到韶山冲的乡亲的一些话语，明白毛泽东的心思，毛泽连于是说：“哥，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的主义，我们很看好!老蒋搞腐败，垮台了。你们为穷人，为人民服务，得人心哩!” 　　“你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接着教育他们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现在刚刚结束战争，需要恢复元气，医治战争创伤。这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咱都在内。你们在老家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连由衷地说：“哥，你站得高，看得远。我们没别的本事，按你的话，回家一定种好田。” 　　“哥，我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李云凤也表态说，“哥在小时候就会写文章，家里人都说你啥事情都比乡里人站得高!”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听话，我就很高兴!”接着，他又说道：“我们都是亲戚，不能让别人说我毛泽东‘妙手着文章’，铁肩却不担道义啊!你们不当官，不要钱，还多打粮，为人民服务，我得感谢你们!” 　　一切道理，哥俩儿都懂了。 　　两人在中南海愉快地住了几天，到北京城看了看，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然后就准备回湖南老家去。 　　临行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由于实行供给制，毛泽东吃用没有私物。李银桥于是叫工作人员小韩去管理科领了10斤块糖，准备让他们带回去招待乡亲们。小韩领了块糖回来后，结果被毛泽东看到，立即问道：“这一大包东西是什么?” 　　小韩告诉说：“是块糖。” 　　毛泽东知道是给毛泽连、李云凤带回去的，责问说：“拿这干什么?” 　　“叫他们路上吃，回家招待乡亲，好歹也好说到主席这里探亲一趟了。” 　　毛泽东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两个人在路上哪吃得了这么多?有两斤足够他们路上吃和招待人了，多余的送回管理科去!” 　　“这……”小韩有些不愿意。 　　“国家还很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别人的家属来了怎么办?人人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耐心地说。 　　结果，两斤块糖，毛泽连和李云凤哥俩儿一人一斤，除了那身新衣服外，没有别的礼物了。在离开中南海时，卫士长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坐火车，并交代金武森说：“记住，为他们买好回湖南的火车票。” 　 　这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这日早晨，金武森带着哥俩儿，各自拎着一斤块糖，坐着公交车很快就来到了前门东火车站。谁知买票的人太多了， 长队像长蛇阵似的摆得很长很长。金武森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就要排到售票口时，当日的车票全部售完了。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两兄弟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不得不再住一晚了。 　　金武森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卫士长阎长林亲自出马送他们去火车站。结果，还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站了老大半天的队，没到售票口，车票就又售完了。他只好把毛泽连和李云凤再次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见警卫班连送两次都没走成，商量了一下，便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买票，于是对阎长林说：“阎排长，没想到来时容易，去时这么难。你们就别管了，我们自己走。”“我们都买不到票，你们自己咋走?”阎长林奇怪地问。 　　“我们住到火车站去。”毛泽连说。 　　“到火车站去住?”阎长林更是奇怪了。 　　“是呀!北京这么大，大白天排队，看来肯定买不上票。我们住到那里，连夜排队。不行，就多排他几天，我就不信买不上回去的车票!” 　　“我们警卫班负责送你们上火车，任务没完成。”阎长林说，“这票还得我们去买。” 　　“不再麻烦你们了!”毛泽连坚持说，“硬事只能硬法子解决。不住到车站去扎营，还是走不成。你们就别管了!” 　　“天这么冷，住车站会冻坏人的!”阎长林着急地说，“你们不能去住车站!” 　　可毛泽连和李云凤还是坚持要到火车站去“扎营”，劝都劝不住。其他战士们闻讯，一起围过来，七嘴八舌，劝的劝，拉的拉，好不容易才把犟骡子脾气的哥俩儿劝住。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过谈话，最后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心想自己要是再把人领回来，咋向主席交待?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兄弟俩送走。于是，他来了“笨鸟先飞”。第二日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从中南海出了新华门，在街对面上了由西直门开往天桥的有轨电车。很快，三人在前门站下车，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武象廷先把他们安排在候车室里，然后说：“你们等着，我去排队买票。”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当武象廷来到售票处时，还是挤满了旅客，熙熙攘攘。他按顺序排上了队。长长的买票队伍像一条长蛇，“尾巴”一直摆到了售票 处外面。排队买票的人们半天只能往前挪动半步。武象廷边移动着边想这次定要把火车票买上，再也不能让他们三回中南海了。他耐着性子排着队，随着“蛇阵”缓慢地移动着，从天不亮，到东方发白，又到太阳出来，就这样挪一挪，停一停，排了三至四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看着在前面只有那么两三个人，武象廷心里念叨着，可不别轮到我就没票了啊!没想到，还没念叨完，只听见“啪!”地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就傻眼了，眼睁睁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怎么办?他不信自己排了三四个小时还搞不上车票，于是移动脚步，走到售票口，“咚，咚，咚”敲 开了售票口的门，对售票员央求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 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唉!送走一个人咋就这么难啊!”他长叹一声，没办法了。 　　眼看只能把毛家兄弟再次带回中南海去了，武象廷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彩地回到候车室，把没买到车票的情况告诉了毛泽连和李云凤，对他们说：“回中南海去吧，无非就是多住上几天!” 　　毛泽连说：“已经连续三天买不到票，老来回跑，影响多不好。再回到中南海，还以为我们兄弟不愿意走哩!” 　　李云凤也说：“老麻烦你们警卫班的同志，太不应该了。” 　　“那怎么办?”武象廷问。 　　“你回去吧，不要管我们了!”毛泽连说。 　　“你们想咋办?”武象廷问道。 　　“我们就住在这扎营，连夜排队!”兄弟俩再次拿出了湖南人非要干成一事的骡子脾气。武象廷更为难了，突然觉得这样对待主席从老家远道而来的亲戚不行，想了一下，又对他们说：“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还到售票口再问问，看能否想个别的办法。” 　　他来到售票口，再次敲开售票口，央求售票员说：“你能不能为我解决两张到湖南的车票，求求你啦!” 　　售票员还是回答说：“同志，求也没办法，没票了。” 　　好在，他还没“啪”地关掉售票口。武象廷灵机一动，便问道：“你们车站领导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下你们领导。” 　　“你从这里往东走，走到头，有一个小夹道往北去，那里就是车站主任办公室。”售票员说，“你去找找主任，看他有不有解决的办法，我是没办法的。” 　　武象廷说声“谢谢”，抱着一线希望，顺着他指的路线，很快找见了车站办公室。—进门，他就大声问道：“哪一位是车站负责人?” 　　坐在办公桌前一位老同志问道：“同志，你有什么事情?” 　　武象廷难为情地说：“同志，有一件事本来不想麻烦你们，可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请你们帮助。” 　　这位老同志倒是爽快地说：“我就是车站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要紧事，就跟我说吧!只要我能办到，就可以帮助。” 　　“这事很难开口。按道理我不该来找你，可不找又没办法解决。”于是武象廷便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走了三次三次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 ” 　　主任听了后，满口答应：“你咋不早说!”随即一个劲在武象廷身后搜寻，又问道：“人在哪里呢?” 　　“在候车室里等着呢，他们已经等五六个小时了。” 　　“你快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不要叫他们再在候车室了。” 　　武象廷正要转身去叫他们，车站主任还埋怨说：“你这个同志，咋不早说呢?这点事好办，你把他们交给我，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回湖南。” 　　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了车站办公室，又把毛泽东出的买票的钱给了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终于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送走了。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让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尽管武象廷、阎长林等人没说，这件事情后来还是从车站这边传出去了。一位当初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此事几乎是不相信，说：“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回老家竟然排了三次队都买不到车票，连送两次都没走成。这听起来好像是一则笑话啊!” 　　“可事实就是如此啊!哥俩儿差点就到火车站扎营啦!”武象廷说。 　　“蒋介石的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同样的事情，却是天壤之别。得天下失天下，不能不说是老天之意啊!”老将军由衷地说。 　　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没沾任何的便宜，没有国舅，也没有皇姑，种田的照样种田，教书的还照样教书，在他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的工作、地位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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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4 00:07
　诗曰：信访当年似座桥，沟通上下两相交。如今上访变成罪，堵截追查坐大牢。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的提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北平市中山公园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毛主席会上掏出一封信说：“我收的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大意是说：国民党、共产党 半斤八两，粮食不断涨!毛主席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涨”!”此后不久，打击“粮老虎”开始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解决了此问题。 　　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的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的态度。”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他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历的。他每天都要亲自阅读人民群众写给他的每一封信的摘要。重要的信件，还要仔细阅读全文，指示处理意见。甚至派秘书登门看望。 　　1950年，毛泽东收到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的来信，信中陈述了她八个孩子都还年幼，经济困难，无力扶养。 　　毛泽东看完来信，提笔复信道：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 找什么人商量由你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同时毛泽东又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写了信，请给与帮助。 　 　1951年10月，原北京师范大学一教授遗孀写信给毛泽东，说其丈夫不幸突然逝世，遗有三女二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本人无职业，而有关方面又停发了她丈夫薪水。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道道，然后把信批给秘书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看此信的作者一次，并去师大找负责人谈一下。田家英立即看望、慰问了这孤儿寡母，并与学校有关负责同志商谈，使来信人和五个孩子都得到妥善安置。 　 　60年代“上山下乡”期间，江西省一个普通教师“知青”家长李庆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艰难和家庭的困苦。毛主席见信后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济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 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 ，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毛泽东肯定李庆林的意见正确并带有普遍意义，并寄上三百元体现了阶级感情和应负的责任。同时安排李庆林当党或人大代表将其事迹编入课本，是希望人民中有更多的李庆林似的人物出现。 　 　91.3事件中，林立衡向党中央揭发林彪出逃之事而成为功臣。后来由于中央内部复杂的斗争又将林立衡关押起来进行批判。林立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要周总理接见了她，并解除了对她的关押。后来她又一次被关押，再一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并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批准林立衡、张清林立即结婚。后来林立衡被安排转业，转业决定中对林立衡指出：“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 　　毛泽东很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经常拆阅给他的信件，并尽可能地回信。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5月上旬，他就回了将近80封信，仅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但对于人民送来的礼物，他从来不轻易收取，廉洁奉公， 并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表率。 　　想想毛泽东对待来信的态度，下层领导不敢扣押呈给他的信件，并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对照现在情况，不知有些人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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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yuxin_9605 2013-9-4 00:02
诗曰：一函朝寄九重天，夕有来人问暖寒。大旱渴望天降雨，春雷声里送甘泉。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画家李苦蝉激动得流下幸福的热泪。然而，不知怎的，他却被剥夺了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权利。先是将他的专职教授改为兼职教授，后来又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看门卖戏票这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每月只能领取12元的生活费，寒暑假分文不给。这是李苦蝉万万想不到的，越想越闷，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可人间还有不平事……”他一把抄起床底下的酒瓶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大 半瓶子酒下肚了，顿觉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疯似的冲到画案前，铺好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会之李英杰也，常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他一把抓起宣纸，扯个粉碎。他埋怨自己，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套同学关系干什么?俺评的是理。他又抄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定了定神，猛地提起毛笔 一阵狂风般地写起了怀素大草。转眼五张宣纸落满墨痕。署名时没有写李英杰，而依旧写李苦蝉。他用浆糊把五张纸接到一起，又用牛皮纸糊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他 在信封上写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几个大字，最后从旧信封上揭下一张废邮票贴上寄出去了。 　　信发出去后，酒劲也醒了，他心里直扑腾。一气之下，他也不知都写了些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写得很生硬：“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共产党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来到李苦蝉的家。田家英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 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李苦蝉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蝉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长到62元。建国后将近一年，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李苦蝉才真正开始新的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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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3 00:59
毛泽东代党还债 　　诗曰：五十年前借债事，时时刻刻挂心间。金钱有价情无价，滴水之恩报涌泉。 　　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写道：“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毛主席听后大笑，说 ‘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 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别人记得还钱的事情。 　　1958年秋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将军进中南海，告诉他准备去鄂、皖、苏、浙、沪各省市视察，问张治中可否愿意同行。将军兴奋极了，立刻回答：“那太好了，愿意陪同主席前往。” 　　当他们来到南京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毛泽东笑着问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又面向张治中说：“叫他还钱，连本带利。”在座的人无不诧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20年前的抗战时期，江渭清正在湖南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费困难，没办法找到了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希望得到资助。于是，江渭清找到张治中。张治中了解情况后，面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当即拨款3000元。 　　毛泽东这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是记得“借东西要还”这条他亲自定下的规矩。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做人讲信誉的优秀传统，并且以纪律形式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党、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 　　这是塑造新文化的有效且有力的手段。 　　 毛泽东关照段祺瑞后人 　　诗曰：合肥出个段祺瑞，史上人称段合肥。“六不”是真还是假，一生系得是与非。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名字后面缀以“合肥”。为“北洋三杰”之一，官至民国总理。与其他北洋军阀相比，号称“六不总理”。即：不贪污，不卖官，不酗酒，不赌钱，不嫖娼，不抽大烟。他有个儿子，叫段宏范，是段祺瑞54岁老来得子，疼爱有加。要求他“不从政，不从军，不从商”。 　 　他有个孙子段昌建，解放后，夫妇俩没有工作。章士钊找到毛泽东，毛泽东问都会些什么，章士钊说夫妻俩都是南开大学毕业，毛泽东便批条子让他们去学校当老师。段祺瑞的小孙女段慧敏上小学时，因老师和同学笑她是军阀的后代，受到很大刺激不去上学。也是章士钊找到毛泽东反映情况，怕段家的历史影响后人。毛泽东当即指出，段祺瑞是一个历史人物，对他的后代不应上纲上线。从此，各方面对段家的后代就比较讲究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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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关心“皇妹” 毛泽东宴请“皇上”
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3 00:51
毛泽东关心 “ 皇妹 ” 　　诗曰：曾是“皇家”公主身，如今沦落为平民。改朝换代兴亡事，惊动中南海里人。 　 　金蕊秀(姓爱新觉罗，在汉语中称为金，名韫颖，蕊秀是号，后用熟变成名字)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妹。在她的记忆中，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往事。新中国诞生后，金蕊秀曾在首都北京的一个街道工作，担任卫生组长、居民组长和治保委员。1954年的一天，她去章士钊先生家作客，章士钊说：“你给溥仪写的信很有意思，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那本书叫《满宫残照记》，我把它呈给毛主席看了。”接着，他要求金蕊秀写个自传，也呈给毛主席看看。很快，金蕊秀写好了自传，交给了章士钊。过了一段时间，章士钊告诉金蕊秀，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亲自写了一封信，其大意是：你的信收到了，那件事(指她的工作)已交人处理了。不久，金蕊秀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1960年，金蕊秀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对她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给我，我交给下边的。”想到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眷的生活如此关怀备至，金蕊秀心里不胜感激。 　　时隔不久，金蕊秀再一次感 受到了毛泽东对前清遗属的关心。1956年开政协会时，毛泽东对金蕊秀的七叔载涛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带家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去看望他。很快，北京市长彭真为载涛、金蕊秀等人一行作了周到的安排，出资购置服装、派人沿路照顾他们吃住参观，使溥仪和亲属们都深深感到了新中国的温暖。 毛泽东宴请 “ 皇上 ” 　　诗曰：腊月寒冬日影长，客厅一片笑声扬。中南海里设私宴，招待当年宣统皇。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反封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其中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就是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公民。 　　溥仪是清朝第十一个皇帝，(由于大清朝是从皇太极开始算起的，努尔哈赤的时候是后金)、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皇帝，也被尊为清逊帝。 　 　溥仪字浩然，取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之孙、载沣(第二代醇亲王)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 兰(荣禄之女)。光绪(溥仪的伯父)死后继位，是清朝的末代傀儡皇帝。后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是重要的史料。 　　对于最后一个皇帝，中国各政治派别中，不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还是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还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优厚宽容是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虽然他也曾经复辟，勾引外寇，出卖过国家民族利益。但是，只有毛泽东，才会拯救他的灵魂。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内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 　 　这天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 “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更糊涂了，都在想：“这人是谁呢?”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 　　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今天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和善友好。 　　本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招待皇上的家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燕窝席”、“鱼翅席”，更无往日皇宫溥仪皇帝常见的“满汉全席”和“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毛泽东风趣地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仰后合。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于是关切地问：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彬彬有礼地回答：“还没有呢!” 　　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泽东还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他俩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 　　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接见快要结束时，溥仪提出打算重新整理他的往事材料，毛主席起身握住他的手，说一声“好”，同时又明确指出：“写往事也好，写回忆也好，是为了总结历史，总结自己，必须一真二实。以前写的东西，可以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再作修改补充。总之，只有把自己写清楚了，别人看了才会明白。” 　　临别之时，毛主席再次嘱咐溥仪“抓紧时间找一位合适的女人结婚成家，不要再拖了。这样生活上有人照顾，也方便，对工作、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请大家注意世界史上的几个细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国王查里一世.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 　　唯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改造好了一个皇帝，这是毛泽东文化改造的杰作。 　　毛泽东文化是具有反封建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这里面的丰富内涵需要我们做长期的，认真的，艰苦的研究，也许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历史，我们会品味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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