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团结才有力量 岳东晓 2007－03－02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贺梅案已经结束，贺梅很快要回家了。贺梅的回归是不可阻挡的，对此没有必要再作争论。正如我在前面文章中论述的，贺梅案具有重大的意义。贺家、美国华人、美国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案子的赢家和受益者。田纳西最高法院对贺梅案的判决才出来几天，田纳西的上诉法庭就开始作为案例引用了。企图抹杀这个案子意义的一切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贺梅案双方打了多年，原因绝非初审和上诉法官的肤浅。实际上，如我在“贺梅案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指出的，贺梅案不断升级，已经根本不是几个律师能理解的了。 贺梅案旷日持久是双方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夺，筹码不断加大的结果。首先，针对 DJA的一系列行为，中国大使馆在2003年9月底给DJA法官去了信，在贺家递交对DJA的控告后，大使馆又给田纳西最高法庭去了信（关于DJA下台的真实始末，我将令文详述）。对于大使馆的参与，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面双刃剑。有大使馆支持，贺家有了后盾。但有大使馆支持，法庭必然采取DEFENSIVE态势、全力反弹，最后双方必然会穷尽所有的法律智慧。 DJA下台后，当时的田纳西最高法院首席法官DROWOTA亲手挑选了CHILDERS法官处理贺梅案。CHILDERS本是当地口碑很好的一个法官。从后来的结果看，CHILDERS似乎是个杀手，虽然他完全废掉了贺方所有的证词，但他的任务完成的并不干净。 CHILDERS接这个案子时是否是带着指示我们并不肯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CHILDERS后来给自己的辨护时总是说他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亲自指定的，似乎那样就能把责任推掉。初审CHILDERS判决发布出来，很多人发表了意见，但基本上都没能就CHILDERS判决的错误说出任何有法律价值的观点。当时，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针对CHILDERS判决的15点声明。这个15点引起了众多法律专家和英文媒介的共鸣。后来CHILDERS申请进入田纳西最高法院，遭到了猛烈的反对而失败，15点是理论基础。 至于上诉法庭的多数意见，绝对是 HIGHERS法官倾一生所学写的杰作－HIGHERS法官在父母权案方面原本就是田纳西的权威。说句实话，少数意见法官甚至没有看懂这个判决，反而被多数意见奚落一通。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讲。但是我看了HIGHERS的判决之后，不免颇有赞叹之意。在有15点限制存在的情况下，HIGHERS能完全绕过15点，维持原判，功力确实不低。上诉时中国大使馆也去信了，但HIGHERS否定了大使馆的说法。可以这么说，如果HIGHERS不是后来在FACTOR一词上说得过分，他的判决基本没有把柄可抓。唯一推翻HIGHERS判决的途径是寻找证据，推翻他关于贺家的心态的结论。 象贺梅案这样打上了田纳西最高法院的案子，作为当律师的，如果能推翻上诉法庭的结论，哪怕是一小部分，那就可以一次扬名立万，称王称霸，甚至吃一辈子了。我见过很多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没有上过上诉法庭呢。所以，如果哪个律师看到上诉法庭 HIGHERS的判决能说出点东东的肯定不会放过机会。当时，我特意叫贺绍强到处发求救信，搞一次公开招标活动，看有谁能推翻HIGHERS。结果当然是无人能响应。而原来在上诉时曾经支持过贺家（给上诉法庭写了BRIEF）的海外华人组织、美国家庭权利组织的律师们都退出了，表示无能为力，连西北大学的一名曾狠批CHILDERS的教授都只能承认HIGHERS是Genuine expert。最后我们自己打赢，说明了一点，根本不要迷信律师一纸文凭。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律师看到法官都吓得象孙子似的，但在别人面前却极为固执己见，思维僵化，很难有创造性的思维，能灵活利用法律和程序的很少。 从田纳西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看，法庭完全同意了贺家动议的观点。比如关于监护权问题，贺家律师在口头辩论时是要求返回少儿法庭，但贺家自己动议要求直接裁决。最终判决的结果和该结果基于的理由与贺家动议几乎完全相同，而且这些理由在贺家律师提出的文件里是根本没有的。 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是 PRINCIPAL和AGENT之间的关系。AGENT（律师）必须对当事人忠诚而且必须准确执行当事人的意图。当律师不能准确反应当事人意图的时候，当事人随时可以开除律师。贺家以前也有另外的律师，但因为不负责任被贺撤换了（FIRED）。 其实，谁识字、有足够智商，都能打官司。 贺梅案打赢之后，不少同胞找我讨论法律问题。其中有一位女士自己一个人（没有律师）在联邦法庭里打一个雇佣歧视案（ TITLE VII），现在已经打到了巡回法庭。这位女士一人独战一个大的军火公司，走过了很多律师都没走过的路（很多律师根本没上过联邦法庭）。光这一点就令我感到很不简单。要知道光联邦民事诉讼程序（FRCP）法学院里要学两个学期的，而且还只是纸上谈兵（我碰到过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FRCP的细节上还出现理解错误）。后来有别的同胞来问我类似的歧视案件（说句实话，我哪有这么多时间看这么多案子啊），我就建议这些同胞与前面那位女士联系，这位女士很热心地提供了帮助。通过几件这样的事，我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这样的圈子，大家通过EMAIL联系，在法律问题上互相帮助，应该是一件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事。设想贺家当时能找到这样的法律帮助，走的路子也许就要顺得多。 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对抗性而非公正性。上面这个女士的案子就非常明显。该案法官是一个 ARTICLE III法官，按理应该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对待这个案子，一个SUMMARY JUDGMENT的判决文书居然只有一页纸，而且完全引用MOVANT的观点，把基本原理都搞错。要是碰上双方都是强手出阵，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我在评论贺梅案上诉判决时曾说 Ultimately, the law is only as good as the judge。法官是人，即使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是人，从本质上与常人没有大多的区别（当然没有JOHN GRISHAM在THE PELICAN BRIEF里描写的那么糟）。我建议大家去YOUTUBE上看一段录像：一个OHIO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酒后开车被逮住后的反应（搜索 supreme judge drunk）。 打破迷信权威的思想，团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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