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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两会和党中央：石元春院士谈中国雾霾及应对(一)	政经军时	yuxin_9605 2013-3-16	0 62619	yuxin_9605 2013-3-16 19:27
	致两会和党中央：石元春院士谈中国雾霾及应对(二)	政经军时	yuxin_9605 2013-3-16	0 65627	yuxin_9605 2013-3-16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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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磅！一篇文章读懂建国以来的高考存废问题: 热度 2 稻草 2017-6-17 11:43;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中学制度，到今年正好40年。各大媒体在高考这几日纷纷刷屏，为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歌功颂德，赞扬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值得肯定的是制度的存废对人的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但当媒体宣扬“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没有高考，你怎么拼得赢官二代、富二代”、“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前程”这些字句之时，“读书无用论”却在农村盛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考被废除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从建国以来的教育革命史当中找到答案。　　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率为80%左右。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于是党中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扫盲运动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将文字改革为简体字的同时采用速成识字法，通过成立车间学校、坑口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等多种方式动员起群众。建国后的十年中，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迭次掀起了三次扫盲高潮：第一次是在1952年，第二次是扫盲高潮是在1955年至1956年，第三次扫盲高潮是在“大跃进”时期。　　在教育体系方面，我国严格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构建，全面引进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凯洛夫教育学。《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社论提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大跃进前夕（1958年前）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党中央认为要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弥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干部与群众无暇学习科学与技术的缺失。与此同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生搬硬套、全盘接受，将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法整体照搬的情况导致各种弊端逐渐显现。作为官方理论的凯洛夫教育学，过分强调智育的作用，将智育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带有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而冗长的学制、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教学方式造成教育工作的推进速度缓慢。　　此时，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极为匮乏，教育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跃进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教育领域。　　 1958年大跃进至20世纪60年代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拉锯斗争，教育革命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探索走中国式教育发展道路的一次尝试，随着对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探索，思路逐渐清晰。但大跃进期间开始的教育革命在60年代夭折，被刘少奇集团定性为“乱、糟、偏”，被疯狂地反攻倒算。　　第一条路线：教育革命路线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决定普及、提高教育工作，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作为根本措施。学校要在教育领域破除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学生。同时要放手发动群众办学，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作普及工作，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教育大革命在这个时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一、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　　就“红”与“专”的关系，以复旦大学为首的各高校开展了广泛的辩论，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也纷纷表态。教育革命提倡厚今薄古，边学边干，竭力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武汉大学的数学特殊论)，在史学领域、资产阶级心理学(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排除阶级社会对人心理的影响，极力从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理现象;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领域展开批判。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　　二、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清华大学实现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已经到处是工厂了。有包括十四个车间的综合机械制造厂，有能在发电同时生产九种产品的示范性燃料综合利用发电厂，还有建筑、水利、电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装公司。八个月来他们制造了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生产设备，其中七十多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五十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是国内首创。　　(《光明日报》报道) 　　昌平县几个小型水库由清华大学师生帮助建造完成。这些水库，经过四十年的运行考验，没有出现设计上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成功的。清华大学还承担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工程的设计工作。　　7月中旬，北京钢铁学院已经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炼铁小高炉和每炉产量22吨的耐火材料厂各一座。冶金系的学生白手起家，苦战5天，修建了一座高炉;铸造专业的学生，打破迷信，“经过14天的反复试验，终于利用空气吹炼出中碳钢”。北京钢铁学院深入到冶金工业第一线搞项目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主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既无现成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可以利用，也无办工厂的技术人才，但这也没有难倒该校的师生们，他们照样在教室的周围办了大大小小108个工厂，办了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农场，还在校内校外办了两家百货商店。　　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开办一大批高等院校。　　中小学大跃进　　据报道，从2月至5月底止，已有江苏、河南、福建、湖南、江西、黑龙江、浙江等7个省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据23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统计，已有1070个县市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占90%到98%。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日　　扫盲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　　 1.工厂办学校　　据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工厂企业在大闹技术革命中，掀起大办职工业余学校的热潮。从8月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创办业余纺织专科学校以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各厂办了新型的业余中学、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共840所。正在筹办的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还有918所。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面临大量的问题，比如校舍、师资、教材等等。这些资源都依靠群众来解决，互帮互助，集中资源开办学校。　　 2.学校办学校　　湖南农学院千名下放师生有80%以上担任了民校、技术夜校和农业大学的教员，积极参加了扫盲工作。据8月底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当地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协助有关部门办起3所农业大学，66所技术夜校，100多所民校。他们所在的乡、社都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目前通过技术夜校培养的农民技术员有5000多人，他们在农村到处撒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　　 3.大办红专大学　　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以《数十万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在农村建立》为题，报道了红专学校的发展情况。据它的不完全统计，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各地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是多种多样的，凡是农业社、人民公社所需要的人才，都在大学里设有一定的科系来培养。　　 4.大办农业中学　　创办农业中学，就是群众在实践中为解决学生不能升学，就业又有困难这一矛盾而想出的好办法。它是符合毛泽东的非正规化办学思想的。农业中学首先出现在江苏省。1958年3月10日，海安县双楼乡用四天的时间创办的农业中学开学上课，15日，邗江县施桥乡用七天时间办的两所农业中学也预备开学。　　 5.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毛主席关于“半工半读”的教导，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至1961年，共大有总校一所，分校100多所，学生有5万人之多，除总校设在南昌市的郊区外，多数分校办在山区，少数在平地。　　 6.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又谈到了大办大学的问题。他说，15年把高等教育普及起来，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办高等学校没有什么神秘，不要害怕。办高等学校，要有教授，不要去请那些名角，可以请些有相当程度的年轻人来教。　　从1958年4月到5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广东、吉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甘肃、湖北、山西、北京等17个省、市，新举办的大学、专科学校达130多所。　　 7.加强党的领导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领导级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员去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加强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各级党委要输送一批干部到教育机关和学校中去。　　学制改革　　建国初期将小学两阶段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后又改回两阶段制，原因是师资教材不足。1958年开始学制改革。多种学制并行：中小学5/5;中小学7/8/9一贯制;…… 　　另一条路线：教育领域纠“左”路线　　1958年，在邓小平的主张下，教育领域开始纠“左”。邓小平认为，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强调提高);劳动不应影响学习;正规大、中学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怕被说成“右倾”、“保守”…… 　　1959年初，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当前教育方面的任务，是在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巩固和提高。体制下放后中央该管的事，如基建、高等学校教师配备，学制、课程设置及课本等，必须管起来，要保证学校的质量，在基本上不削弱重点学校的前提下，照顾一般学校。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其中内容包括：确定一批重点高校;新办高校，符合条件的要巩固，不符合条件的要调整;学制改革不得自行实验;限制劳动时间等。将兴办学校的门槛提高，使少数高质量的学校涌现出来，直接停办“不合规范”的学校。同年，中央发布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科研、劳动不要冲击教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反对学生盲目编教材;拉拢知识分子;农业中学整顿，砍掉一大批。　　两条路线拉锯战　　1959年下半年，批判右倾，教育革命思想卷土重来，肯定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反对58年下半年、59年上半年的调整整顿，农业中学重新又搞起来。　　1960年两种方向互不相让，又要大办教育，又要实事求是。同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肯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充实、巩固、提高”8字方针。　　调整内容如下：　　提高教育质量，树立教学为主的思想。 (不要实践冲击教学)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明确红专关系。　(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概念来批评人) 　　调整学校教育领导管理权限。　(不要想办学校就办学校) 　　领导、组织教材编写。 (不要让学生乱编教材) 　　关注学生健康。 (劳动不要那么多) 　　调整师生关系。 (师道尊严) 　　调整学校数和在校生数。 (不要搞那么多学校，上不了学的都回家吧) 　　农业中学的调整。 (不要搞这个东西了) 　　其它方面的调整：　　古代史近代史增加，古典文学增加学制，不要步子太大，10-20年将学制改顺。　　大跃进期间开始的教育革命至此夭折。　　“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 ” 　　(摘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文革时期风云再起　　1964年-1966年，毛泽东不断对十七年教育进行批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1965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1966年政治局会议上，毛发表以下讲话：　　“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反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1966年文革爆发，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夏季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生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写信给毛泽东，批评高考制度为新的制度。文革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教改方案：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关于改进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根据刘少奇在年月巧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建议从年招生起，大学毕业不包当脑力劳动者，既可当技术员、干部，也可当工人、农民，规定多招具高中程度的工农兵，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取消分数段。该报告保留了考试，不久即被斥为改良。　　6月13日，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改革内容废除现行升高中考试，改行推荐与选拔制。推荐与选拔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保证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优先升入高中。同日，还批转关于一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现有政、语、史三门教材存在严重问题，决定停印、停发、停用。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两课并为一门，以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文章为教材。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社论复述了上面三个文件的内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高中招初中毕业生也实行推荐和选拔。毛主席著作是必修课，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中学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大学学《毛泽东选集》。同日，《人民日报》公布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班和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班的高校招生改革方案。其内容，一是在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部分人升学，其余到工农兵中劳动改造，因为等到大学毕业“再改造就困难了”，二是大学直接大量招收工农兵。　　1967年11月3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并进而改造现代社会。改造的重点是摧毁“脱离实际”的现代教育制度，强化阶级斗争实践与生产劳动实践，阻断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培养亦工亦农亦军亦文、能够批判资产阶级、敢于“反潮流”的新人，以教育作缩小、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工具。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农村中小学大纲》，供全国讨论，给农村中小学示范又不作硬行规定。该方案要点是领导体制，中学设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领导。经费，民办公助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师资，留任经清理后的原有教师，另建干部、贫下中农、民兵组成的讲师团。学制，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课程，小学设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体、劳动门，中学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体、劳动门。废除考试、留级制。不久这个方案被废弃。　　1969年九大闭幕不久，一个多月之中张春桥、姚文元三次亲临上海调查、座谈、组织，于月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决定上海试行中小学年普及教育，既可以小中分段，有条件的也可以年一贯制，这一年各种方案都在不断尝试。　　 1.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此后开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设置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管理机构。　　 2.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新体制是批判旧教学体制而产生的，它批判旧学校搞“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新体制强调以工农为师以取代教师中心地位，强调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以取代课堂中地位，强调学习实践经验以取代书本中心地位。　　它批判旧学校搞 “老三段”，即教学活动按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先打基础，然后充实专业基础，最后学习专业的三段教育法。这被认为是“关门教书”“关门打基础”，是“理论脱离实际”，是“培养书呆子的方法”。新体制强调一开始就看见庄稼、机器，先实践后学，边干边学。　　它批判旧学校“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大众。　　 3.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新教学体制把“阶级斗争”课放在首位。这与过去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有联系，但不是相等。比如新时期将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为政治服务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了实现“转变思想”的办学方针，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应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就是专业”，“铁锹就是专业”。“阶级斗争”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主课，这门主课不仅仅是在课堂学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参加群众政治运动。　　 4.突出生产劳动课　　实行厂、校、社挂钩的机制，兴办“学工”“学农”基地;由学校来置办厂场;给学生设置临时任务劳动课程。　　 5.新形式的文化课　　为防止文化课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为防止学校学文化会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因而对文化课教学实行了最大最彻底的“革命”——走出学校，开门教学，将工农大众请入学校，学生走出校外进行实践。学校要么不考试，要么开门考试，要么开卷考试，重点突出政治性与实用性的课程与教材。　　 6.新学制　　《七·二一指示》拦腰斩断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阶梯，打碎了“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的“精神贵族梦”，实现了“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新学制以“推荐上大学”为核心，把以前普通中学的二元教育变为一元教育。以前中学的二元教育是思想教育鼓励上山下乡，文化教育鼓励升学。这体现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上。文化革命中批判这个口号，提出“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上山下乡”。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大学学生致毛主席的信，给当时学制列举十大罪状。其中提到：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共17年读书，占去人生最宝贵时间17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17年，最后必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于是设立新学制小学5年，中学4年，大学2-3年，并废除研究生制度。实行单一结构的中学教育、促使普通中学自发转向劳动教育并废除重点中学制度。　　 7.大搞群众业余教育、夜校　　教育革命10年中，群众业余教育机构规模上有很大的发展。初等业余教育在学人数由1965年的823.7万人猛增至1976年的15782.3万人。　　各地农村以生产大队或小队为单位自办政治夜校，城市举办的工人及各行业举办了大量的业余学校，也多具有政治夜校的性质，突出政治，突出革命运动。　　 8.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大学开始积极筹备招生。报告提出的学生条件是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军人、青年干部。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0年7月至年底，部分大学试招收了“文革”以后的首届大学生，总共41870人，1971年初入学，称70级工农兵学员。这一批学员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除了部分干部子女和文化素质较高者，其中多数普通工农子女本来是与高等教育无缘的。以前在考试竞争、分数选择的机制下，“书香门第”占了先天的优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社会分工与历史遗留造成的社会不公。高考制度的废除的确使几十万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子女不到适龄青年的，得以解脱“文化压迫”，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是一种社会公正。　　 9.七二一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即《七二一指示》)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10.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学员有数十万人。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2年，右派势力回潮，开始实行文化考查，着力重整学校秩序，抓文化学习，调减劳动时间等。　　1972-1973年左派势力展开反击：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黄帅事件(小学生写日记破师道尊严);马振抚中学事件(学生因考试未交卷被校方全校批判而自杀)…… 　　1975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对“极左”的情况进行整顿。1975年2月周荣鑫任教育部长，7月胡耀邦持科学院工作。胡提出《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批“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信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适时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清华大学随即以这个会议为起点，发动全校范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运动，运动向全国扩展，成为文革的最后一搏，即“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9月9日毛逝世，10月6日抓捕四人帮，文革就此落幕，教育革命终结。　　文革后的时期（1976~）　　1977年恢复高考，导致高中在校生人数呈现断崖式下降，同时再次恢复重点中学制度。下乡的知青大量返城，许多学校缺乏教师。大量学校被中央下令撤销，有的县只保留一所高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被完全否定，中央开始鼓吹一种超阶级的教育观，宣扬教育就是促成人的全面发展，不带有阶级性。　　邓小平翻案之后，将毛时代的教育革命定性为精英教育，而他着手办的现代化教育是大众教育。但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校每年录取数十万人被称作大众教育，而毛时代的高校每年录取数百万人却被称作精英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总设计师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各项在文革末期达到的教育指标，在恢复高考后断崖式下滑，直到新世纪才赶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简单的几个结论　　1.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不是社会流动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清末的科举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2.教育领域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群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劳工结合与专注学习两种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3.教育领域的起落与阶级斗争的消涨完全同步，教育领域只是阶级斗争诸多方面中的一个小方面，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　　4.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指明了教育今后前进的方向，让工农群众自己掌握知识、自己教育自己，让知识分子参与劳动、参与教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作者：贪狼);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86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关于毛泽东身后谁任常委的传闻: 热度 1 稻草 2015-5-7 08:33; 　　毛远新坚决否认毛泽东关于身后谁任常委的传闻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在(1976年)4月至 9 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 5 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我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 5 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我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我。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 你好幼稚 ! ” 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 老帅，王( 洪文 )、张( 春桥 )都不进 !”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我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我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传闻我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但不断有人问我这件事情。2 0 0 9 年 1 1月18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给我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 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 重要的历史事实 ”，对研究“ 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须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我和江青“文革”中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同志商量，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做点工作。杨银禄负责询问汪东兴、张玉凤，结果他告我：他们都否认有这事。我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 !”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　　我们据此撰文澄清这件事情。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发表文章质疑我们的澄清。我把质疑的文章转给了毛远新。当我打电话问他时，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 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95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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