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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日本高官密集会晤胡耀邦之子，为何？: 热度 2 稻草 2014-4-9 17:05; 　日本想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原则立场并不会改变，例如日本决不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那么日本意欲何为？日本无非是为了利益，一是俄罗斯的强硬，让它惧怕中俄联手灭了它；二是日本想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中捞一把，例如入股石油，电力，电信，银行等重要行业。胡德平此次出行，无非是为日本企业在中国获取利益开路。日本媒体8日还关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下午在官邸与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会谈，并传达了积极修复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的愿望。此前，外相岸田文雄也在外务省与胡德平举行了会谈。共同社称，胡德平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与中国领导人关系密切。菅义伟和岸田文雄通过与胡德平交换意见，意在向国内外凸显安倍政府对与中方对话的积极姿态。;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849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中国领导人出访专机由客机改装：拆座椅加床铺: 热度 4 蓝天绿地 2013-6-1 04:17; 5月30日，外交部前礼宾司代司长、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鲁培新接受采访，揭秘领导人出访的细节：美国总统的座驾“空军一号”以豪华著称，但我国领导人比较勤俭节约，没有专门的一架飞机作为专机，而是在访问前将普通民航客机改装为专机使用。 “这样做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不浪费，不搞特殊化，增加飞机使用率，同时也保障了飞行安全，因为飞机有上百万个零件，老不飞的话就不行”，鲁培新介绍，我国领导人出访任务通常由国航负责，使用波音747双层的大飞机，平时可恢复为客机。主席专机如何改装而来？“飞机座椅下不是有专门的轨道吗？改造时把椅子都拆掉了，搬进去沙发、床，如果主席带夫人出访，还得准备两个床。”鲁培新介绍说。从确定机组成员名单，到飞机安检改装，大约需要一个多月时间。鲁培新介绍，改装后的专机一般由四部分组成，最前面是首长席，由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办公室组成，大概占去整个机舱的三分之一；随后是部长席，“有些像特等舱”，供主要陪同人员乘坐，每个位置前有小桌子；再后面是司局级官员席位，“也比较宽敞，像一等舱”；最后是随行的其他人员，座位与民航客机的普通舱一样。专机的机组人员一般由20多人组成，“有时一飞十几个小时，需要两个班轮流”，鲁培新介绍，机组由机长、机械师、领航员、话务员、报务员、乘务员等人组成。专机上的食品比普通客机要讲究一些，会根据主席平常的生活习惯来安排，其他人员的“空中餐”比一般的盒饭丰盛些。改革开放以来，体积大、航程远、技术安全的波音747一直被选作我国领导人出访的专机。鲁培新介绍，被用来改装专机的飞机一般固定，因此习近平此访乘坐的专机，正是两个月前飞往俄罗斯和非洲三国的那一架飞机。更多细节见： http://liaoba.people.com.cn/reply.html?method=querypagesize=20pagesize2=16page2=1page=2count=1tpc_code=1752166; 个人分类: 中国|66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日友好条约与靖国神社: 热度 7 岳东晓 2013-4-23 11:01; 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全境，美军的任务之一是对7000万日本民众进行再教育。当时美国邀请中国出兵，驻军日本。中国政府拒绝出兵承担相应的占领义务。另外，原本计划将日本工业全部拆除运回中国，用以赔偿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这一计划也被中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所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由此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之前，美国两次试图将琉球（冲绳）交给中国，也被中国拒绝。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为留日者，亲日情结浓厚。战后，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制裁侵华日军，反而奉为上宾，侵华日军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日军参与中国内战。虽然这个计划被美国发现而被制止，但仍有数以千计的日军加入国民党对解放军的作战。 195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重新成为独立国家。美国在琉球保留一定的军事存在。 1956年，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张道藩参拜靖国神社。此时的靖国神社尚未供奉日本高级战犯。 1959年，日本人将B 、C级战犯迁入靖国神社供奉。但此时甲级战犯尚未进入。日本甲级战犯的迁入是在将近20年之后，与《中日友好条约》同步进行。 1976年，毛泽东逝世。记住：在毛泽东在世时，日本人没敢到靖国神社祭拜甲级战犯。 1978年8月12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日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生效日期为1978年10月23日，由邓小平亲自去日本访问并签署。在邓小平抵达日本前一个星期， 1978年 10月17日，靖国神社开始将14名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作为殉難者祭祀 ---14名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策划918事变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南京大屠杀罪魁松井石根等血债累累的侩子手。《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后五年，也就是 1982年8月，日本文部省开始主持修改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其内容美化侵略罪行。之后若干年，日本完成了对历史教科书的修改。 198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40周年纪念日）中曾根康弘在以日本首相的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若干年，中国大地上与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震天响。参见：《打破中日友好的神话》; 7645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习近平夫妇同时入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图）: 热度 2 新闻速递 2013-4-19 11:38; 　　3月22日，习近平抵达莫斯科机场，夫人彭丽媛身着深蓝色外套，两人挽手走下舷梯。　　美国《时代周刊》18号公布今年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网球金花李娜都榜上有名。　　这是《时代周刊》第十年评选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入选者分为五个类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入领袖类。为《时代》撰文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形容，中国处于复兴阶段，习近平角色最为重要。　　同时跻身这个类别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新任教宗方济各。　　英雄与偶像类就有巴基斯坦维权女童马拉拉、　　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与中国网球金花李娜。李娜同时被挑选为七个封面人物之一。　　创建家和巨擘类有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制造出龙飞船的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先驱者类有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沈联涛，与台湾科技界强人、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　　最后艺术家与演艺人类就有美国奥斯卡金像影后珍妮弗·劳伦斯与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等等。　　叶耀民综合报道　　另据大众网报道，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作为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入围并被列入“偶像人物(Icons)”的类别榜单，而同列其中的还有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英国凯特王妃等知名人士。; 37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稻草 2013-3-20 12:49;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孙立平）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　　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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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现在是看中国能否顶住的时候了: 热度 6 岳东晓 2013-1-19 10:09; 日本人又打了鸡血。美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现在是看中国是否能硬挺的时候了。如果换上强人，越是有人说你不该如何如何，越是要坚决进行，否则岂不被世界人民看成听话的乖孙子？当年朝鲜战争就是如此。美国人希望在38线附近停火，在电台里傲慢地对中国喊话。毛泽东于是严令彭德怀必须继续追击，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以此表明谈判也得按我老毛的条件进行。此时，中国正应对倭寇实施全方位打击，早打、大打，包括在摧毁倭寇军事设施、核设施，击落倭寇所有军事用途的卫星，甚至应该考虑首先使用战略武器。当年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令全世界都明白了核武器的危害，这也导致了其后几十年的和平。中国有核武器，但世界人民一向藐视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质量，中国的热核武器没有经过实战检验，难以形成战略威慑，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要防止中美之间走向热核大战，中国必须展示实力，包括其热核武器的作战效能。这样美国人民才会知道为倭寇而死，死得轻于鸿毛的道理，才会开始明白中国人民正义的诉求。; 6600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新中国政坛历史回顾:盘点中国领导人晚年生活（图文）[26P]: 热度 2 zjx 2012-9-26 02:04; 中国领导人晚年生活他们是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在任时的一言一行，曾关乎国家走向。他们卸任之后在做什么？他们的近况如何？爱好什么？是否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退隐生活？是否也像平常老人那样含饴弄孙，怡然自得？毛泽东比较喜欢运动，读书是每天都要做的事，但是最喜欢的当属游泳。周恩来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届总理，无论大事小情，总喜欢亲力亲为。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同群众一起观看节日焰火。朱德家的菜园，曾经吸引了不少孩子，大家都到他的菜园子里来帮忙。一次，孩子们把积来的肥都堆到一棵冬瓜下，结果这棵冬瓜长到了75斤重，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里展览。朱德的冬瓜，就像当年朱德的扁担一样，被写进了课本和报道里。朱德的家，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人口最多的家庭。朱德夫妇用自己有限的薪水，供养着一大家人，和和美美，乐在其中。晚年朱德的第二个最爱，就是种兰花。据说，这是因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牺牲后，朱德十分怀念，从此爱上兰花。华国锋的饮食习惯数十年不变：简单。谢师傅说，给华老做饭很省事，因为他爱吃的东西就那几样，从来不变。蔬菜喜欢吃大白菜、萝卜、南瓜、山药，这些大多是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肉类只爱吃水煮羊肉；至于海鲜、鱼，他从来不吃。华国锋的生活一直极为简朴。衬衣、夹克，所有衣服都是最普通的，冬天就是大棉袄。邓小平卸任后，除了安享天伦之乐外，就是打桥牌。邓小平在看报。万里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书报，接见客人。万里打桥牌时很投入，他牌技高超，叫牌之快也常使对手防不胜防。用世界桥牌皇后杨晓燕的话说，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打桥牌时，总让人学到很多东西。万里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实践证实一静（桥牌）一动（网球）保证了他身体健康。妹妹江泽慧曾建议哥哥退休后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但江泽民兴趣广泛，他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阅读，更痴迷京剧，妹妹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整理旧故。 2005年的“五一”长假，在杭州西湖边，游客意外地遇见了卸任后的国家主席，一路掌声。浙江省的一位官员说，“ 江泽民很喜欢西湖，每年都要游览两三次。”不过每次游览只安排极少数官员陪同，务求低调。卸任后，江泽民回到了他做过市长、市委书记的上海。江泽民在上海的家中就曾对老同学余力教授说：退休后不想别的事，想在学校里任教，也在做着准备工作。朱镕基描述了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朱镕基在2003年人代会上卸去总理职务之后，就很少公开露面。2004年12月7日，他出席了一个仪式，这次仪式的主角是朱镕基，德国中小企业联盟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此奖每5年颁发一次，由欧洲中小企业联盟EUMN和德国中小企业联盟评审委员会确定受奖人。在朱镕基之前，只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获此荣誉。朱镕基福建之行除座谈、走访外，行程末尾走访了林则徐纪念馆。在林则徐铜像前，朱镕基驻足不语。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朱镕基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曾写下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引用，朱镕基亦是其中一位。李岚清自从2003年初之后，也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从媒体公开报道看，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岚清教育访谈》，回忆任职时的经历；另一本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做音乐知识的普及。他把稿费全部捐给复旦大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李岚清副总理——他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也是朱镕基总理的得力助手。 69岁的吴仪，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第三位女副总理，三度位列美国《福布斯》世界百强女性风云榜前三的“铁娘子”，正式卸任后，淡出政治舞台。正如她公开发表的“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国外卸任高官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退休后，李瑞环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学哲学用哲学》。书中收录了李瑞环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记录了李瑞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文中不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思索和感悟。卸任后，李瑞环多在京津间走动，见诸报端的报道也相对较多，一般都与京剧相关。与江泽民和朱镕基爱好弹唱不同，他更醉心于京剧曲目的改编。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改编自梅派名剧《生死恨》的《韩玉娘》，先后十易其稿，从整体布局、人物性格到故事情节，都作了较大改动，被认为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4401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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