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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称中国经济将硬着陆 政经军时 水壶灌满 2012-7-26 0 68346 水壶灌满 2012-7-26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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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是好事吗？大量外企加速撤离中国
热度 8 MingHao 2015-2-26 09:31
据新浪财经报道，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曾经的世界制造工厂、制造高地，为什么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外企撤离问题呢？如果说2008年的那次外企撤离，还可以用外企本身发展遇到了困难，投资出现了问题来解释和说明的话，此次外企撤离，则有着更多现实的原因。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不太轻松的东西。这些因素给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措施，特别是投资，可以说一轮接着一轮，但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特别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又步入了下行通道。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仅不能为稳增长提供支撑，反而成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拖累。 以制造业为支柱站立起来的中国经济走到制造业成为拖累的地步，与最近十余年来的经济战略失误有关，推行以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虽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牺牲环境、资源和压榨劳动力价值推动经济增长，但只要遇到成本优势的消失，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没有生命力。 以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投资拉动方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短期性作用，而无法使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但在房地产业泡沫式发展的十余年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被耽搁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状态。 外企大量撤离中国，与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利润和回报急剧下降有关。想一想，中国的民间资本都不愿再在制造业呆下去了，外资凭什么要在制造业呆下去呢？更何况，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虽然有一些外企撤离中国，但也不要过度担心，因为外资撤离也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一方面，微软诺基亚、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都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土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大下降了。这些外企看到这种情况，及早作策略调整，反映了它们的灵活经营策略，从这个层面来看，外企撤离中国的负面后果也不必过分夸大。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外企回流到其母国的现象更需要引起重视。回流的外企，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企业主要是生产高端产品，这也是下一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它们如果大量撤离后果会更加严重。 虽然从事低端制造的外企撤离中国，从长远来看影响不大，但就眼前特别是2015年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状态，如果外企再大量撤离，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冲击。所以，如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2015年，进入了制造业发展的真正考验期。尤其是作为制造业重点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更应当把战略重点放在振兴制造业上，不要再沉迷于通过负债进行城市建设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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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下一步如何发展？
热度 5 稻草 2015-2-13 12:11
中国经济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搞生态经济。 一、工业。 一是继续打造制造业品牌。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合理布局制造业区域。充分利用工业4.0转型的技术更新机会，把市场渠道网络化，把技术创新透明化即研发与工厂之间不受地域限制，物流云计算化，全国统一调配产品配置，特别地，根据各地实际资源情况决定主要生产什么，不搞物资的频繁浪费调动，例如新疆棉花，它就重点搞纺织业，把深圳，上海的纺织企业分厂建立到新疆，深圳上海只作研发与云市场管理。县市区可以逐步恢复乡镇县级企业，企业配置原则是按生态经济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是低级的经济模式，次于生态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是只讲利润，不讲公平，不讲生态，这是畜生经济模式，不是人类先进的经济模式，人类总是要逐步褪出兽性的，否则都当畜生好了。 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的外汇优势，投资人口多的国家，建立制造业基地。这一点，外国人和湾湾们、港港们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好好学习就行，大陆企业家跟着干就行了。只是中国要发展军事，保证中国海外企业的利益，这是非常迫切的工作，同时实施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通过外交与军事，实现中国与他国的共同发展，维护人类发展的公平与正义。 二是要创新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两点：1、实施公司监督会制度。监督会成员由流动性的普通员工、政府官员、社会人员组成，负责总经理的社会化招聘，和业绩考核向国家汇报；2、国有企业财产实施国有公共财富制度，利润归国家所有，用于全体公民。 三是新经济也必须有适当的国有企业。新经济体，例如互联网，除了传统媒体外，几乎没有一家象样子的国有的商业企业，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有经济是保障弱势群体，平衡经济的重要力量，不可或缺。当然国有企业必须要有前面叙述的两个创新，否则就是腐败经济。 二、农业。 实施大农业政策。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大农业集体化整合，农民集体合作社，股份公司化运行，土地集中，农民员工化。对于一些没有条件的，积极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不收任何税收，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实施西部农业开发，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的西部大农业农场，低成本投入产出的农业政策，适当组织四川、安徽、河南等省农村地少人多地区的移民，投入到西部大农业开发中。鼓励农业公司到海外垦田，发展规模农业，部分农产品可销售回国内市场。 三、科技。 一是大力发展基础研究，这方面的投入包括哲学、物理、数学、化学、生物、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要提出新的理论，鼓励新理论；二是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明确技术部门与企业对接，国家创投基金带头，组织民间资金，组成庞大的创投界，扶植科技企业的发展。 四、教育。 教育要改变学习型教育为探索型教育，高校宽进严出，学习美国的以创新标准来衡量是否可以毕业，不要简单地考试，保证一定比率的淘汰率。 五、社会保障。 医疗要扶植中国医药企业发展，尽快实施全民免费医疗，退休金也要优先保障其资金的投资增值，切忌让其他保险资金挤占其增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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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几点看法
热度 12 菜鸟人生 2014-12-17 18:16
1. 油价下跌并不是美帝的阴谋，也不是OPEC的诡计，供求关系而已。 2. 俄罗斯不可能因为油价而崩溃，西方媒体的一厢情愿而已。中国也不会被俄罗斯拖入困境，中俄石油交易是战略性的，至于价格变化而导致的损失，可以利用目前市场的低价对冲而减少损失。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影响巨大，是石油价格变化的因素之一。 3. 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是长期过程，就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其中阿里的上市，是中国服务业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很难被越南等国家 替代的，因为中国的产业链和劳动力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照搬的。部分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建立人民币贸易区是好事，比如，随着越南接受了 中国来的加工业，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增加了。总之，中国一贯主张的合作双赢也体现在部分加工业离开中国。 4. 中韩自贸协定，对日本是很有刺激的。我一贯主张中日韩能建立经济共同体，但日本选择自绝与中国，那么是它的损失。中日的历史和领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看日本的选择。 5. 台湾和香港，如果他们选择走去中国化的路，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目前的实力即可和平统一，也可兵临城下，目前大陆压倒性的优势，有什么好担心的？穷人是没有自由的，经济上破产的香港台湾，必然回到中华文化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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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经济的另一种模式
稻草 2014-8-8 21:21
中国经济的另一种发展模式，是相对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言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有更好的选项，那就是 自然生态经济模式 。 所谓自然生态经济模式是指以 经济要素资源优势为基础的 产业链经济 。县域经济是中国自然生态经济的基础，县、乡、村三级联动，形成以本地 各经济要素资源 为特色的 产业链经济圈 。省、市以这个圈为基础，组成省域经济圈。国家与省组成国家级经济圈。这三圈与国际圈相交，既强势出去，又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发展。 在三圈经济的最基础，农业，自然是实施大农业，即现代化的农庄经济。 相比现在中国经济的 开发区+重点区域发展 模式而言，至少 有九大好处，一是资源利用充分；二是交通运输省力；三是大部分劳动力本地就业；四是各级人才会按需求合理聚集；五是经济发展相对平衡；六是环境得到合理保护，不会依靠房地产经济；七是国家、省甚至市，可以集中精力投入高精尖产品研发，一大批先进技术将自主创造，中国经济的主流就会是创造型经济，而不是山寨型经济；八是也不会造成许多国企与集体、村级企业损毁、倒闭；九是国际竞争力更强大。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5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厉以宁终于说出中国要去掉社会主义了
热度 5 稻草 2013-10-15 09:07
　　新京报讯 （记者金彧）昨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十月谈会议上表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此外，他认为，要实现企业升级，国资委应该首先改变。 　　厉以宁称，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所谓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方面，厉以宁称，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但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与城镇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低，需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当前还没有对农村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这正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调整，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城镇化过程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最主要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问题。 　　“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使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医疗。所以说，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厉以宁指出，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厉以宁认为，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而是负责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国企改革要依法办事，遵循《公司法》，把国企推到一线去。民企转型，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446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 俄评：唱衰中国经济徒劳
热度 3 燕山红场 2013-8-25 12:09
俄评：唱衰中国经济徒劳
奥斯特洛夫斯基 赵和平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8月2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实属于徒劳之举。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9%左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6%，这在全球经济中也是令人羡慕的指标。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制定《2020年经济发展纲要》时就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保持在6%～6.5%。现在的7.5%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正常范围之内。实际上，经济发展问题不在于速度有多快，而是如何改善和提高国内购买力。现在中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在零售方面，城市占70%，而农村仅占30%。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当前重要的是如何做到经济平衡发展，如何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在农村实行医疗保险，让农民也能与城里人一样享受优惠政策。否则，农村消费水平赶不上城市，城乡差别会继续拉大，进而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明智之举，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拓展内需。中国城镇化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随着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内需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大量农村人口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养老金水平提高，医疗和社会保障拨款不断增加。这些进步将消除城乡生活差异，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面临能源资源缺乏、社会老龄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的挑战。他建议，中国应关注劳动力价格上涨、能源和资源需求巨大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就会相应增加。由于资源有限，能源的消耗不可能无限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应用节能技术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坚决不同意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立场和观点，中国人民对此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方就曾预言，中国经济将大踏步后退。后来发生了东南亚经济危机，西方有人说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又有人说中国经济会崩溃，会彻底丧失竞争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屡屡展现出勃勃生机，而西方的经济真的衰退了，甚至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完全没有必要听信一些西方舆论唱衰中国经济的无稽之谈，关键是要看西方商界如何行动。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崩溃了，那为什么西方大量资金还流向中国呢？这说明西方经济界的有识之士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一巨大市场。” 　　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欧债危机的后续影响正继续向全世界蔓延，中国也被殃及。在外部市场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着力转变过去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现在放缓经济增长步伐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结构性调整。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消费品仍有巨大需求，这是带动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光明日报莫斯科8月24日电 驻莫斯科记者 杨 政）
个人分类: 俄罗斯资料|25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俄评：唱衰中国经济徒劳
热度 2 燕山红场 2013-8-25 12:07
俄评：唱衰中国经济徒劳
奥斯特洛夫斯基 赵和平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8月2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实属于徒劳之举。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9%左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6%，这在全球经济中也是令人羡慕的指标。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制定《2020年经济发展纲要》时就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保持在6%～6.5%。现在的7.5%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正常范围之内。实际上，经济发展问题不在于速度有多快，而是如何改善和提高国内购买力。现在中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在零售方面，城市占70%，而农村仅占30%。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当前重要的是如何做到经济平衡发展，如何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在农村实行医疗保险，让农民也能与城里人一样享受优惠政策。否则，农村消费水平赶不上城市，城乡差别会继续拉大，进而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明智之举，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拓展内需。中国城镇化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随着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内需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大量农村人口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养老金水平提高，医疗和社会保障拨款不断增加。这些进步将消除城乡生活差异，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面临能源资源缺乏、社会老龄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的挑战。他建议，中国应关注劳动力价格上涨、能源和资源需求巨大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就会相应增加。由于资源有限，能源的消耗不可能无限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应用节能技术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坚决不同意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立场和观点，中国人民对此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方就曾预言，中国经济将大踏步后退。后来发生了东南亚经济危机，西方有人说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又有人说中国经济会崩溃，会彻底丧失竞争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屡屡展现出勃勃生机，而西方的经济真的衰退了，甚至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完全没有必要听信一些西方舆论唱衰中国经济的无稽之谈，关键是要看西方商界如何行动。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崩溃了，那为什么西方大量资金还流向中国呢？这说明西方经济界的有识之士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一巨大市场。” 　　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欧债危机的后续影响正继续向全世界蔓延，中国也被殃及。在外部市场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着力转变过去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现在放缓经济增长步伐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结构性调整。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消费品仍有巨大需求，这是带动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光明日报莫斯科8月24日电 驻莫斯科记者 杨 政）
个人分类: 俄罗斯资料|214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中国经济有望在2019年超越美国
热度 2 稻草 2013-8-21 22:16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美国经济的复苏，中国超越美国的几率会不会有所减少？我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计算相对价格，中国经济会在2017或2018年超越美国经济。IMF同时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以8.4%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增速则维持在3%。 　　从目前来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为7.5%，但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参照美国过去二十年的数据，其平均增长率为2.6%；如果参照美国过去十年的数据，其平均增长率仅为1.7%。按照这个趋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高于IMF预测的3%。 　　所以对于中国何时会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这一问题，我认为不是由哪个国家单方面决定的，它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同时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超越美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7月份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中，我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而中国则为7.5%，二者之差为5.5%，比IMF之前公布的5.4%还要稍微高一些。所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并没有对中国追赶美国造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毋庸置疑，毕竟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都是由投资拉动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在1990年到2010年的世界GDP增长中，其中53%是由于投资的拉动，18%源自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增加，30%来自劳动力的增长。这一数据见于姜武(音译：Khuong Vu)的新书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Analyses in Asia(《经济增长动力：亚洲比较分析的政策解读》)。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赶超美国设定一个时间表，现在有一种相对容易的测算方法，即以购买力平价(PPPs)为基准计算相对价格。 　　要想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采用国际比较价格而不是汇率来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我们首先必须清楚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如，一瓶可乐在伦敦需要5元，而在中国则需要2.5元，但这显然不是说一瓶可乐在伦敦的价值就比在中国的价值高。我们从可乐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官方汇率明显被低估了。 　　世界银行通过统计多种产品，得出了一个综合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的经济。通过计算购买力平价，会很容易预测出中国经济将在2017至2019年超越美国。 　　那么，如果考虑市场汇率，中国何时才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呢？中国经济何时能够超越美国？除了取决于经济发展增长本身之外，还取决于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汇率的波动。所以，以市场汇率计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要稍晚于以购买力平价计价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肯定会比以购买力平价计价的时间要晚一点。（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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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北京男子婚房差首付抢银行
热度 1 稻草 2013-8-6 23:08
北京男子婚房差首付抢银行 房价波动加速计划 中国经济网 　　杨明骗大堂经理开门后，持刀与对方扭打起来 　　“我买房首付差17万，抢劫时要30万是怕他们讨价还价。”年仅32岁的软件设计师杨明（化名）失业后，因无钱支付婚房首付款，在付款日期最后一天，选择了抢劫银行。而当他持刀挟持银行大堂经理后的5分钟里，却被银行职员用椅子击倒并制服。 　　今天上午，因抢劫银行未遂，杨明被控抢劫罪在朝阳法院受审。从他决定买房到为房款实施抢劫的这段时间，正赶上新国五条政策出台前后，房价的一再波动是否真能成为他犯罪的理由。 　　毕业首份工换来北京户口之后一再失业 　　据媒体报道，2005年，北京房屋均价每平米近7000元。当年，很多外地人在京工作数年，买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北京房价迅速攀升。2007年，北京房屋均价自199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以来首次过万。2011年，房屋均价达到13000余元每平米。 　　2005年，信息工程系毕业的杨明到一家交通技术工程开发公司做了高速公路设计员。虽然工资不高，但公司为其解决了北京户口。 　　2007年夏天，杨明从该公司辞职，到一家薪酬较高的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工作。但干了2年，杨明又辞职了。这回他在家待业了1年，才在2011年又找到工作。 　　待业期间，杨明结识了女友张莉（化名），张莉眉清目秀，让杨明一见倾心，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正当爱情起步的时候，2011年下半年，杨明再一次失业了，这次杨明没有再像前两次一样继续找工作，而是彻底成了无业游民。 　　失业怕女友分手硬着头皮答应买房结婚 　　据媒体报道，2012年北京的整体房价比2011年下跌了4.8%。就在当年年底，杨明在女友的催促下，加紧凑钱买房。 　　两人开始同居后，杨明答应女友一起买房，准备来年结婚。 　　杨明和女友选中了一套丰台的二手房，首付31万，可杨明并没那么多钱，跟女友凑了14万元后，杨明答应4月14日交齐剩余首付款。 　　失业后，杨明一直瞒着女友，称自己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可实际到了要交首付时，他的积蓄几乎已花光,购房款从哪儿来？ 　　见房价一再波动 加速抢银行买房计划 　　时间很快到了2013年2月。据猎房网统计，当月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15个城市的房价，13个环比1月上涨，北京当月的平均房价上涨了2.11%。 　　想到平时从电视上和网上看到的一些抢劫案例，杨明决定铤而走险，抢银行凑够房款。 　　他一边应承着女友一起看房的要求，一边网购作案要用的工具。 　　麻醉药、电棍、电击器、绝缘手套、蓄电池、橡皮面具。为了安全起见，设计员出身的杨明设想了很多方案。 　　蹲点一天 借口丢卡强行进入银行 　　2013年4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68个城市平均房价同比上涨，北京、广州的涨幅更是超过13%，领涨全国。杨明也在此时将他抢银行支付婚房首付款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 　　4月14日上午10时，杨明走出通州的暂住地，坐公交车到三间房附近的一片荒地，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帽子和口罩，又坐车到了十里堡一家银行附近，为了方便作案后逃跑，杨明随后又购买了一辆自行车。 　　下午1时，杨明经过踩点、分析后，决定对6号线地铁东北角的一家银行下手，“那家上班时间出入的人多，估计现金应该不少，抢完也方便逃跑。” 　　当天下午，杨明原本决定两点多动手，但由于当时银行内排队的储户较多，担心不能成功，他便等到了下午5点，眼看保安就要锁门了，本想放弃的杨明突然想到已是交首付的最后期限，女朋友很可能因此与他分手，于是他鼓足勇气，将自行车停在了银行对面，一个人走向银行。 　　目击者说一直大喊要30万随后被逼入墙角 　　事发当天，银行职员金某和大堂经理王某同在银行内值班。事发时正值银行的下班时间，大堂内已经没有顾客。金某回忆，杨明这时敲玻璃门称，自己丢了银行卡要进来寻找。 　　“我们经理找了一圈后，向他摆手表示没有，他说听不见，要我们开门。”金某说，随后王某将大门打开了一道缝。没想到门刚开一点，一把细长的刀就架在了王某的脖子上。 　　金某说，当时王某和戴口罩的男子说了几句话，但他没有听清内容，随后他悄悄示意柜台里的同事报警。此时王某推开了男子，金某便和银行内的同事将该男子逼到了5号柜台旁边的墙角。 　　金某回忆，杨明一直大喊：“快给我准备30万。” 　　“当时他见自己不占优势了，于是把刀放回包里，顺手又拿出了一根铁棍挥舞。”金某见此情况也放下手中的椅子，用长椅将男子逼在角落里。 　　对话女友 不想再对他说什么了 　　昨日，记者拨通了杨明的女友张莉（化名）的电话，对方称在得知杨明抢银行后，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因为他的事，我现在心脏很不好，没什么可对他说的。” 　　张莉在999抢救中心工作，河北人，她在公安机关时曾提到，比自己小一岁的男友平时脾气很好，喜欢动脑子，玩魔方，她怎么也想不到男友会做出这样的事。 　　警方：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张莉：2010年，2012年8月开始同居。出事前已经快要登记了。 　　警方：你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张莉：没有，一直住在杨明在通州梨园租的一处房子。后来因为要结婚，我们在丰台大灰厂看上了一套二手房，小两居，以前是首钢的宿舍楼，全款76万，杨明贷款45万。 　　警方：房子后来入住了吗？ 　　张莉：没有，因为首付款没有交齐。 　　警方：为什么没有交齐？ 　　张莉：除了4万元定金，首付还要27万，杨明跟我说他分4笔交了，但最后交没交齐我也不知道。中间中介还催过他，说不交齐首付房子就不卖给我们了。 　　警方：那他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张莉：他说有十六七万，但有没有我也不清楚。 　　警方：出事前那几天杨明有什么异常吗？ 　　张莉：没什么变化，他案发那天还给我打过电话，就跟平常一样，问候了几句就挂断了。 　　开庭现场 　　出事后女友再没联系 　　上午10时，身材瘦弱，身高仅1.60米的杨明被带入法庭，他说话声音柔弱，完全看不出他竟是一个抢劫银行的“劫匪”。 　　法庭上，对于检方的指控，杨明毫无异议。 　　“你既然说抢劫银行是为了付房款，那你差多少钱，又要抢多少？”法官问。杨明称，“我是想多要点，怕银行的人跟我讨价还价。”杨明在实施抢劫时，向银行人员大声索要30万元，“能多给我最好。” 　　庭后，杨明称，自己一心只想着跟女朋友结婚要有套房子，一时冲动铸成了大错。 　　“自从我进来后女朋友就再也没有联系我，只有家里人给拿过一次衣物，谁都没见过。”杨明说，女朋友也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联系过，“太不值了。” 　　检方说法 　　检察官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上涨，但这并不能成为杨明没钱支付房款，进而抢劫银行的理由，遇到问题，寻求正确途径解决，才能换来美好的生活及未来。 　　检方建议判处杨明有期徒刑10至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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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私人银行必须依法办事，反对只坐车不买票
热度 2 稻草 2013-7-8 23:17
　　根据媒体信息看政府的政策调子，私人银行很可能由“造势”走向“开门”。这也被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创新之举。从大方向讲，本人支持任何形式的改革创新举措。但是，本人也坚持认为：任何改革必须依法办事，切不可走“先违法、后规范”的老路，也不可走“只坐车、不买票”的歪路。 　　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到“一改就灵，一私就灵”的危险思维模式，习惯于回避已经看得见的问题，喜欢直接跳过不愿意面对的难关，转而寻求用新套路来掩盖老问题的换装模式。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混乱不堪?很大程度上就出在不依法办事，很大程度就出在行政决策有意绕过立法程序，一出大问题，急忙出台“条例”来打补丁，最后，整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穿了一身料子光鲜却又打满补丁的外衣。 　　私人银行如果硬要开张，老百姓肯定也只能面对，但在这之前，本人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私人银行的成立到底有何法可依？有人会说，中国目前已经有《商业银行法》，可以适用于私人银行。本人不赞成这个提法。现有的银行法很明确地规定私人不可吸收存款，并且任何个人不能成立以“银行”为名称的企业机构。 　　私人开设银行，其注册资金是否与国有银行同等对待?如果不对等，将设定在何种水平?如此多的私人资本家等着当银行老板，按什么标准为他们开口子?普通老百姓稍微有点钱是否也可以开银行?如果不可以，道理又在哪里? 　　私人银行的资本金到底是自有资金?还是可以用实物抵压从国有银行套取贷款?如果可以贷款，那么，“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又会在全国疯狂开演，吃亏的仍然是中底层平民。 　　第二：私人银行如何管理？尽管很多人对国有银行意见很大，但从目前的管理机制来看总体上是完善的，层层级级都有相当严密的约束规则，违法违规的案例存在并不代表法律制度的空缺。私人银行跟其它类型的私营实业一样，会有一种老问题，那就是往往缺少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家族式管理比较普遍。私人银行是否仍然要走这种套路? 　　从现实看，“余额宝”购买基金显然不合法，证监会也仅仅是提醒而已，好象大家都在暗中支持某种行为。过去是“先上车后买票”，现在是“坐了车还不买票”，居然还找不到敢约束它的机构，居然还有人为这种行为修一条临时通道?以后，私人银行成立了，如果法律是空白，那他们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没有法律，谁也管不了他们。 　　第三：私人银行的风险如何控制？普通实体企业，再怎么有风险还有厂房和设备摆在那儿，而银行则不一样，在那里，只有钱是真货。私人银行破产比私人企业破产风险就不知道大多少倍。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私人银行会破产?我很简单地认为：对于私人银行，不管是政府还是储户，都应当以“小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它们，因为那里放的都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和养老钱，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想恶点没坏处。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再烂也是肉烂在锅里，而私人银行一旦烂掉，十有八九会烂到外国去，这个方向是不用质疑的。从中国私人资本的走向来看，可以说稍有点实力的人都在把财富往国外有计划转移。很多人面对中国几十年高速增长中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还在世界一百名开外的现实很纳闷，我认为非常好理解：外国人创造财富是往国内流，中国人创造财富是往国外流，普通百姓能不穷吗?私人银行一旦开闸，银行老板们的思路不会有任何不同之处。中国私人银行一旦出现风险就绝对是夺命风险，不是可能。 　　第四：国有银行与私人银行如何做到公平竞争？判断是否公平不能单靠行政条文，必须靠法律约束，国有银行有优越条件，那私人银行肯定办不下去，允许开业不如禁止，何必让储户多一重风险呢?若私人银行优越于国有银行，那国有银行一定会被私有银行掏空，国有商业银行一定会在若干年后成为私人银行家的囊中之物，国有资产一定会成为少数人的玩物。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国有企业破产大潮的那些事儿，都是私企先利用自己“灵活性”对抗国企的“规范性”，用腐败或变相收买的手段营造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结果国企订单纷纷流入私企，本来一直很清高的国企不得不如法炮制，但时机已晚，加之历史包袱很重，大面积破产成为必然，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变私企的主旋律。如果私人银行再演这一套路，国有银行仍然是死路一条，想不破产都不可能。 　　第五：国有银行的困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如同整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形成背景和原因是一样的：有法不依。中国经济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有法不依，以权代法比较普遍，以政代法比较吃香，单纯把银行业的问题归罪于管理问题不符合实事。 　　举第一个例子：前些年搞的四万亿刺激政策。行政命令下来了，有十七大行业列入了振兴规划当中(包括七大新兴产业)，银行必须给他们贷款。然而，世界危机就在眼前，企业本身处于过剩状态，给了钱，企业也不敢扩张，于是一部分钱只能回流或者流向不该流入的产业，有些企业明知过剩，还是硬着头皮制造新的过剩，浪费巨大。国家是四万亿，地方刺激显然远不止四万亿。这样一来，实体经济五年内没任何起色，银行贷出去的钱形成的风险却已经累积起来了。这能完全怪银行吗?有些地方政府表面看是找银行协商贷款刺激经济，实则是要挟贷款，你在我的地盘，不给钱就别想玩下去了，银行通常也有绕不过去的坎。 　　第二个例子：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问题。这也是过去某些年内国家行政层面的指示，哪个商业大银行都不敢忽视，哪怕再低的价格也得引入，并说这是加入WTO谈判中就承诺过的事。结果呢?农、工、建、交等几大银行，哪一家不让外国鬼子赚走大把大把的?包袱却落在国有银行身上。银行常常要按政府领导意志办事，不出问题那才真是有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房地产。银行与房地产现在已经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兄弟。是谁将这两个产业拉在一起变成兄弟的呢?当然是国家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促成的。商业银行是企业，它要赚钱，国家政策又给了机遇，同时政府也给了它们支持房地产业的压力，房地产出问题，银行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现在怪商业银行不听话，不很搞笑吗?有几个地产商是听话的吗?房地产有多大问题，银行就有多大问题，单怪银行是不客观的。这两个行业的今天，都是政策制造的。 　　第六：私人银行的成立能解决中国金融业的深层次问题吗？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二月份就专门谈过，今天不细讲。个人认为：除了制造短期财富效应，除了制造一批权贵大佬以外，从长期看，只会让中国金融业变成可怕的怪胎。有人会说：西方国家多以私人银行为主，不也好好的吗?我说错。西方国家的金融业本质上讲就是国家的“权力柄”，越发达的国家，金融业问题越大，西方金融大资本家就是用银行业的“问题”来绑架政府，就是用循环不断的“问题”来控制政府，让西方政府永远必须想办法满足他们的条件以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大家不妨看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不是这样的轨迹?不会制造“问题”的资本家在西方成不了超级金融巨头。少数小银行的破产只不过是金融大鳄们口里吐出的残渣而已。读不懂西方金融巨头们的“金融操控密码”就不是真正理解什么叫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私人银行如果能够成功地私分国有大型银行，必将走美欧金融大资本家同样的道路，如果无法做到吃掉国有银行，私人银行的路会很难走下去。在中国，这两种银行长时期友好共存的局面不可能形成。如果中国金融业真的整体上被私人控制，那么铁路、军工、通讯等少数几个国家控制的产业一定会跟着私有化。之后就只面临一个大问题：宪法的修改问题。经济基础彻底私化了，政权基础肯定也会私化，不修宪就等于虚化宪法。这个问题，决策者必须提前有所考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争论姓资姓社，而是希望中国能直面现实，要么守住既定原则，要么放弃既定原则，不能永远掩耳盗铃。 　　中国的改革，不管怎么走，我始终认为必须“常看看宪法”，必须有法可依。全国人大不是放在那里摆看的，改革也不能光靠拍脑袋。退一万步讲，就算不谈公私与姓资姓社的问题，私有银行的开闸也应该依法办事，因为这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最切身利益，开私人银行又不是开个小厂小店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关系到普通储户身家性命的问题。 　　金融业的问题要解决，难道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为什么要回避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跳过这道难题去做下一道新题，不久之后，绝对要面对两道难题。 　　我坚定地认为： 私人银行的开闸必须先经全国人大立法，再交国务院执行，不能反向！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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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0 cat 2013-6-1 20:24
受邀请本人近日（时间待定）将去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处就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问题与他们座谈。在去之前想征求一下大家对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出多少力，但能出个点子也是不错的贡献。虽然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不一定会被采纳，但给他们做个参考 ，能使中国的 经济建设更加有效和少走弯路就是个贡献！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可能不成熟，完全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同时我还可以代为转达。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大家群策群力，说不定真能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找出不少好办法来！ 如果你想把你的想法直接寄给国内或中国大使馆也是件好事！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出力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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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院士：火车票价肯定要涨 甚至可能超过机票价
热度 2 稻草 2013-3-19 07:08
王梦恕：火车票价肯定要涨 甚至可能超过机票价 2013年03月19日00:37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铁路改革要慎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李凤桃|两会现场报道 　　王梦恕，中国桥隧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75岁的老人，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大胆言论而备受媒体关注。 　　当3月10日，铁道部被拆分并整合到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传来，这位中国铁道领域最著名的院士却表达了他对改革可能引起的铁道安全、票价上涨、建设放缓等问题的担忧。 　　王梦恕的言论似乎总是“不合时宜”，也时常引来质疑。但他很不以为然，他说，中国最缺的是真话，如果没有人愿意说真话，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的驻地河南大厦，王梦恕以充沛的精力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讲述了他所亲历的铁路改革与发展历程： 　　自解放战争以来，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铁道部经历了三次大的机构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成立了第一个军委铁道部，滕代远将军任第一任部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战争打到哪里，铁路就要修到哪里”，那时候，铁道于战争意义的考量被放在首要位置；至上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铁道部、交通部、邮政部合并，并合署办公，但其实仍是各自为政； 到了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主抓经济发展，提出“经济发展必须铁路先行”， 铁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得以强调，在加强铁路发展的大背景下，铁道部与交通部分开，回归到独立的部门，直至现在。 　　亲历铁道部的数次分合之后，王梦恕坚信，铁道部的“集权体制”是中国铁路发展、强大的最强有力的驱动器。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政企分开”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分开后，火车票价肯定要上涨，甚至可能超过飞机票价”，“铁道安全必然受影响，而且铁路建设的投资速度会放缓”。 　　改革对铁路职工有利 　　《中国经济周刊》：本次政府机构改革中，铁道部被拆分并入交通部，您怎么看这次改革？ 　　王梦恕：改革是干什么的？如果改革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富强有利，那就改革；如果是不利，那就不应该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知道，您之前并不赞成“政企分开”，您担忧些什么？ 　　王梦恕：如果将来遇到大的战争和灾难，“政企分家”对我们国家很不利。我在日本开会的时候，日本人就说：你们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更能解决问题。 　　铁道部很关键，以前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部长。这是一个半军事化的部门，掌握了全国的运行图，整个铁路调配是不能出错的。因而，这个地方不能乱，它要一乱，全国都要乱。因而，对铁道部的改革要慎重。 　　《中国经济周刊》：除此之外，这次改革还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王梦恕： 铁路修建的意义重大。美国只有两亿多人口，可他们的铁路里程达到27.2万公里，我们国家13亿人口，却只有9.8万公里铁路。按照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要达到12万公里，这就意味着，未来7年要修两万多公里。应该说，我们目前正处于大开发、大修建的时期，所有的路网要赶快修起来。 　　虽然今年计划投资的6500亿也落实了，要修建5200公里的铁路，但现在的改革，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的规划要马上停下来，重新调整？ 　　以前，国家统一规划铁路建设，说修就修，马上就干了，但现在要先谈判。中国铁路总公司会根据可能产生的效益来选择先修哪一条，后修哪一条。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先修赚钱的，那些不赚钱的铁路往往投资大而效益低，但恰恰是最需要的。 　　当铁路的运营交给总公司之后，无论是票价还是货运的价格恐怕都要上涨。之前，发改委要求一吨货物的火车运价上涨1.5分。在上次调价之前，中国的货运价格已经30年没涨了，因此，火车货运的价格一直是偏低的，应该说，低价格的运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未来铁路货运价格上涨，全国的物价会全跟着上涨，因为物资主要靠铁路运输，牵涉的面太广了。客运票价也可能被抬高，上涨的空间可能会超过飞机票价，现在美国就是这样。 　　《中国经济周刊》：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对媒体说，大部制改革好，他支持大部制改革。目前为止，您跟他交流过意见吗？ 　　王梦恕：没有。我现在回避跟他们接触，也没有必要，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各说各的。 　　《中国经济周刊》：铁路职工对这次改革欢迎不欢迎？ 　　王梦恕：他们当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样就松绑了，更自由了，不用那么累了。由于铁道部长期修高速铁路，钱到不了位，职工赚的利润都交利息去了，以前的铁道部等于是给银行打工。整个铁路系统，在盛光祖接任之前，人均年收入不到3万块钱。改革以后，职工的工资肯定会提高。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变成国家铁路局并入交通部之后，您认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王梦恕：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两家合并办公的时候，谁也不管谁，在楼里各干各的。后来交通部在外面建了一个大楼搬出去，这已经有分开的意思。从职能上看，两者互不相干，铁路的运营是严格有序的，公路运营是无序的。两个部门合在一起，如果只发生物理变化，不产生化学变化，等于说没用。我对铁路的改革，希望要慎重，不要瞎弄。 　　铁道部门的腐败出在哪里？ 　　《中国经济周刊》：但在很多人看来，政企不分的结果带来了腐败、低效等问题，您怎么看？ 　　王梦恕：铁道部不低效，也不腐败。如果说有腐败，那只是极个别的。铁道部门的腐败出在哪里？出在火车皮资源的分配上。因为火车运输成本便宜，运力相对紧张，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我给你几个车皮，你相对给我点钱”的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招投标，中介通过帮助投标人投标，获取巨额提成费。但这也不是铁道部独有的，所有存在招投标的地方都有腐败。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政企分开”后，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 　　王梦恕：照样不会解决，中间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除非我们不搞投招标。取消投招标才是避免腐败的最好办法。 　　至于以车皮获得好处，完全是操作问题，同样是由运输局来管理，“政企分开”也不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么评价刘志军和他的继任者盛光祖？ 　　王梦恕：刘志军在位的时候，我是批评他最多的人。 　　因为他很霸道，为了追求速度，破坏环境，不科学发展，而且对铁路职工关心也不够。但 　　他工作很拼命，有一个外号叫“刘胡来”，也有人叫他“高铁疯子”…… 　　盛光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来了之后，我跟他说，年均收入三万元，根本不行，稳不住人心，安全就保证不了。他采纳了建议，上任不到三个月，马上给铁路职工先涨工资，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涨到了年均收入4万元。盛光祖稳住了军心，他的特点是管理比较科学，比较尊重事实，能听进去大家的意见。 　　2.6万亿债务应国家和企业分担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目前为止，铁道部已经欠下了2.6万亿的债务。这些债务是怎么形成的？ 　　王梦恕：从解放到现在，国家除了修青藏铁路的400亿元投资，其余的铁路都是铁道部贷款投资修建的。也就是说，除青藏铁路外，国家在铁路修建上没有拿出一分钱，所以才造成了当前2.6万亿的债务，再加上1万多亿的新建铁路，目前铁道部的债务将近4万亿，铁道部一年要还给银行1000亿左右的利息。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在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后，这些债务怎么处理？ 　　王梦恕：我在这次两会上也提出了建议，将铁道部的负债部分转化为国家呆账、死账，让中央政府承担；另一部分负债，新建两家公司铁路建设与资产管理总公司，由它们来承担。中国铁路总公司现在分出来了，债务当然不能都承担了，即使承担，那也是要有条件的（编者注：3月14日，国务院表示，原铁道部负债划入中国铁路总公司），否则，银行今后就不敢再给铁路公司贷款了。分拆之后，情况不同了，铁道部的贷款属于国家贷款，银行愿意贷，但以后以公司名义贷款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王梦恕坦陈铁路改革后的五大担忧： 　　1.如果将来遇到大的战争和灾难，对我们国家很不利。 　　2.中国铁路总公司肯定先修赚钱的铁路，而不是最需要的铁路。 　　3.火车票价和货运价格都会涨。火车票可能会比飞机票贵，货运涨价会推高全国的物价。 　　4.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在一起，仍然各干各的。 　　5.银行不敢再给铁路公司贷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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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香港房地产的畸形是中国经济的毒瘤！
热度 4 稻草 2013-2-11 18:56
“现时1呎都要7000至8000元，1个月积蓄都买不到1呎”，这是香港屌丝们针对非繁华地段买房，发出的感叹。那又咋的？这只能怪香港地产商绑架了政府。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市场，历来就是资本的乐园，象李嘉诚他们这种地产资本家控制了香港的实际权力。你说，你草根有活路吗？资本家们强制政府给你们建点公屋，那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已经很不错了，知足吧。 如果按照香港的房价，北京上海那还是大有涨价空间的。殊不知，对中国，这是一条不归路，是一条“殖民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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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庆60年对中国经济评述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ZT
热度 3 他乡异客 2013-2-10 10:25
国庆60年对中国经济评述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俭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给了别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用这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主持人：是。在10年前，何清涟老师就在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并且预言了必然的结果。这本书已于1998年出版，当年就畅销300万册。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书，但是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 何老师也因此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评为“亚洲之星”；被读者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我们下期节目就请何老师对60年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一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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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稻草 2013-2-7 18:30
赵海均：温总理到底想请大家理解和宽恕什么？ 很长时间以来不愿意看报纸和电视，因为报纸和电视已经成为领导的记事录和工作安排表，或者是一些大话空话。只要留意的人就会发现，十八大以后，新闻和报纸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说实话、务实这是一种很好的变化，老百姓看了高兴，也会说实话。 最近的新闻节目报道，即将离任的温家宝总理与北京一社区民众座谈时期盼获得百姓谅解和宽恕。从去年以来，也许是快要结束自己的任期，温总理在不少场合说话时的情绪都很凝重，在出国访问时说希望大家忘了自己。现在离两会越来越近，很快就要结束任期，即将离任的总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位老人表白，自己对工作尽心了，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宽恕。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很真诚！既然总理说的是真心话，我们也来听听大家对总理的心里话。 在笔者生活的城市中心有一个王城广场，每天都会聚集很多人，或十人八人一群，或数十人一组，有唱戏，有打牌，还有一些人聚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每每说到温总理大家都有很多的感慨！ 在温总理将近十年的任期中，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变化最大的十年。GDP增长了好几十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楼多了，高速公路多了，高铁不但有了还成为世界第一，农民免除了皇粮，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建立，所以说大家对温总理任职期间所做的事情赞赏有加。不过也有人说，经济发展了，污染严重了，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更加大了，社会群体事件多了。要说这也是事实！ 还有人称赞温总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一生经历奇特，四、五十年前学校毕业，一二十年在地质部门工作条件艰苦，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中央工作，历经了胡耀邦后的几任总书记，也经历了天安门广场、98年抗洪救灾、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每次他都身居第一线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也有人认为，温总理任国家总理这几年国力增强了很多，离退休职工工资增加不少，但是美国的国债买的也不少！ 说实话，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切的变化都是那么的快。能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在不平凡的时代做大国的总理，确实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挑战。面对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多元价值理念冲突，能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大国的稳步发展确实是需要勇气、力量，更需要智慧。对于温总理任期所取得的成就大家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对于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恨有怨也有不满，十三亿人口，素质差别很大，看法差距很多，都需要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历史要靠后人去评说，这些年来，每次发生重大事故温总理总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确实尽力了，难能可贵！ 然而有一点大家不理解，温总理任期内南下湖南八、九次，却一次都没有去过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有人说温总理对毛泽东有过节，温总理感激的是胡耀邦。最近些年，社会上对毛泽东时代大泼污水，说是专制的时代，温总理提倡的是民主。也有人认为，从一个乱世到一个真正的民主时代需要转折和过渡，也许这个过渡期会需要很长时间。毛泽东的专制是为了长久的民主，毛泽东打击权贵，是在真心实意地为绝大多数老百姓服务，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当今社会是权贵社会，所以会有很多不满。温总理是为权贵还是为人民，老百姓心里怎么理解，如果真能明白了这一点，就都会多一点理解和宽容！(转贴，来源于搜狐网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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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18大后中国经济政策将有重大变化 新领导人较开放 !!
热度 1 zjx 2012-10-6 03:46
新一任中国领导人年轻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后如何来制定各种政策，预计这将是他们各种政策制定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其政策的民生性或政策出发点更多的是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 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大的权力交接将在十八大上完成。可以说，十八大后，随着中国新一任的国家领导人上任，中国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将会出现重大变化。而这种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将决定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十八大的召开将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 因为，就目前的信息来看，中国新一任的领导人将是以习近平与李克强为主导。如果以他们为主导，那么新一任领导人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上任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任的领导人多数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而这一代的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事件，要算是上个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初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了。而新一代的领导人有不少都是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者。作为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亲来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生活最为艰苦的农村，不仅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如我们许多人上大学不仅在大学学习各种文化与知识，更重要在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一样。而新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比如，美国最大连锁超市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为何要以造福穷人为目标，就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乔布斯的苹果产品也是如此。因此，新一任中国领导人年轻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后如何来制定各种政策，预计这将是他们各种政策制定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其政策的民生性或政策出发点更多的是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有了这个基点，未来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新一任领导人心态较开放 其次，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中国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军事强人出身，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领导人则多以是理工科与工程师的背景，如江泽民、胡锦涛等。而新上任的领导人多数是社会科学之背景，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而且其中有几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专业知识与理论的不同，也可能决定了他们治理国家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很大差别。而且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专业知识与背景来看，社会科学知识的优势则成了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些知识正好是要求人们从社会的角度来了解我们现实生活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比如发达国家许多领导人的专业知识都具有法律及经济学背景。 第三，新上任领导人其开放的态度可能与上几代领导人也会有很大不同。因为，新上任的领导人其中有直接到欧美名牌大学学习过的，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的。如习近平在1980年代就到过美国。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状况等很早就有了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会促使他们从之后更加会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在这过程中，不仅他们相应的知识在不断积累，而且他们开放的心态也在学习与演进过程中。而这种开放心态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四，新上任的领导人个人工作经验与阅历也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不同的。新一任领导人多数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这样，他们不仅得到工作上的磨练，也积累工作上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整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作，其中有那些优势与不足，应该了解得更为清楚。如果这样，他们更应该知道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哪里入手。这些就是这一任新的领导人与上一任领导人不同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这些特点与差别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向与发展，影响中国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治理国家。 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还得看新一任的领导人在现在的知识与经验背景下如何来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生活最为重要的三大问题。一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对于这个经济增长点，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从李克强最近的谈话来看，中国城市化将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增长点）；二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大风险是什么，新政府将采取方式来应对与规避（对于这点在《十二五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纲要》有所透露）；三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大障碍或阻力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十分盛行的严重的贪污腐败）。 应该说，新一任的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置这三大问题将成为他们特质与优势能否体现的关键。不过，从最近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言论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新一任的政府对这三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现在的问题是就在于在他们上任后把这明确的思路如何转化可操作的具体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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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9 稻草 2012-9-21 11:52
港媒称，自日本政府落实所谓“由国家购买钓鱼岛”后， “打”声日渐高涨，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来东亚“调停”。 　　香港《信报》发表题为《钓鱼岛一仗三国难“打”》一文，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讲师、中国厦门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马挺称，“神圣领土，寸土不让”，这是天经地义，但具体落到钓鱼岛上，简单说就是中国不会打，日本不敢打，美国不让打。 　　中国出于持续大踏步发展经济的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和时机。与其说中国并没有因为南海，钓鱼岛问题在近期的突显而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不如说中国更应该主动地保持和健全这一战略。 　　中国不会打——为求稳定 　　文章称，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多年，国防力量也在均衡加强，目前在东亚形成一种军力的相对平衡态势。当然，这种平衡是不能单纯用物质性的军事力量来衡量的，而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朝鲜、韩国、俄罗斯、日本以及美国之间相互的国力影响，掌控和协调的结果，例如朝核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均衡，是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局面的。中国目前不但没有必要主动去打破这种得来不易的平衡，而且应该意识到，万一有人要破坏这种平衡，应该如何主动地控制局面，这在目前可能不易做到，而在一二十年后，中国必须要具有这样的能力，技巧和智慧。 　　文章称,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打，更不在于动辄喊打，而在于如何“不打”（抑制）。动辄言打的人，不知想过没有，要打就会有输赢，且不说失利，就是打赢了，之后怎么办？钓鱼岛距离大陆近五百千米，打了就要驻守，岛上不能大量驻兵，海上需要一支很大的舰队，补给线更是易攻难防，更重要的是，如果大陆军队陈兵钓鱼岛，肯定会给不到二百千米外的台湾本岛带来不安情绪。如果大陆和台湾地区在钓鱼岛问题上相互纷争，那才是给日本看好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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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商务部专家支持本博观点: 经济制裁重创日本
热度 9 岳东晓 2012-9-19 16:39
8月22日，我写了这篇《 抵制日货将重创日本经济 》，用数据驳斥了石述思等哈日族的所谓中国经济依赖日本的观点。我指出：【 限制日货可以大幅削弱日本的战争能力。切断中日贸易将严重打击日本经济而对中国影响不大。 】 我的分析如下：【中国对日出口约为中国出口总额的7.7%。或者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反过来，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0%以上。。。 如果在经济战线打垮日本经济，削弱日本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则中国将获得长期的战略优势与经济利益。经济战争与军事对抗类似，取胜的手段包括削弱对方，而获取相对的强势。】 今天9月19日，新浪报道：【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在《中国时报》(China Daily)撰文称，鉴于日本进出口对中国的依赖更多、日本对华投资更大和中国是日本最大债权国等因素，中国可以最小代价通过制裁重创日本经济。 】 金柏松的分析是：【 今年前七月中国对日出口863亿美元，占总出口的7.6%；。。。日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货物出口737.2亿美元，占货物出口总额的18%。日本进口中国货物913.4亿美元，占总进口的20.5%。相比之下说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大。。。。 中国能在自身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制裁沉重打击日本经济。 】 金柏松的 这一分析与本博分析完全一致。 金柏松同时指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债权国，而且控制稀土等重要原材料，完全可以援用WTO的安全条例对日进行金融与物质生产的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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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抵制日货将重创日本经济
热度 4 岳东晓 2012-8-22 01:01
理科思维就是不凭主观想象、不受情绪、恐惧、忧虑等化学生理因素影响的逻辑思维。 理科思维的目标是寻求真理以及解决方案，而不是宣泄情感。因此，军事、历史、科学、经济、法律、国家战略研究需要理科思维。 理科思维论证遵循一个基本模式：先摆出数据与事实，在这一部分不能混杂分析、议论，然后是对前面列出的事实、数据进行逻辑分析，最后是结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典型的理科思维。 下面我来解答几个问题。 I. 日本投资占中国外资投资的比例 10年前《人民日报》马立诚等亲日势力极力渲染日本的“援助”、“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在《新艳电粉墨出台》一文中予以了驳斥： 【关于日元贷款和中日经济关系，马立诚等人把日本描述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恩人，连一个日本人捐了５００元给希望小学都大书特书。日本真对中国经济有这么大帮 助吗？如果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资利用和贸易数据，就非常清楚了。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远小于香港、美国和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只占外资总额的７％；中国对日 本的贸易是长期的逆差，２００３年前５个月的中国对日贸易逆差就高达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２年对日逆差５１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每年高达数百亿美 元，２００２年对美顺差达到了４５０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特区，对美顺差更高达７００多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基本上是来自对美贸易，美国是中国的最 大市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也最多。在经济上日本更需要中国，它每年从中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外汇。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占尽了便宜，甚至不断以低劣产品欺骗 中国消费者，日本连卖给中国的电视、计算器都是旧一代产品。】 II. 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例 根据2010年的统计 （参见 http://www.askci.com/freereports/2011-01/2011110193149.html ） 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 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同年， 我国与日本双边贸易总值为2977.7亿美元，我对日本出口1210.6亿美元，从日本进口1767.1亿美元，我国逆差 556.5亿美元。 因此，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只占中国总出口的 1210.6/15779.3 = 7.67% 根据2011年的统计 （参见 http://jp.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201/20120107931296.html ），中日贸易总额为 3428.9亿美元， 我对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从日本进口1945.9亿美元，对日本贸易逆差462.9亿美元。 同期中国外贸总额为 36420.6亿美元， 出口18986亿美元。 因此，去年中国对日出口只占中国总出口的 1483/18986 = 7.8% . (参见 http://money.163.com/12/0110/11/7NDE7LIB00253B0H.html ） 同时，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排名仅处于第四位，列于欧盟、美国、东盟之后。 III. 中日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例 根据日本的统计，2011年，日本出口总额为 655464亿日圆 (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index_e.htm)， 折合为8200亿美元。 因此，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945.9/8100 = 23.7%。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出口国。 IV.数据分析 由上可见，中国对日出口约为中国出口总额的7.7%。或者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反过来，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0%以上。或者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而且，日本每年从中国获取近50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 500亿美金是多少呢？日本的金刚级神盾驱逐舰造价14亿美金。用日本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顺差，日本可以建造神盾驱逐舰35艘。难怪日本可以出动几十艘舰船围攻保钓人士，那种船造价估计与金刚级驱逐舰相比等于一个牛毛，500亿可以造1000艘，还有足够的钱给其艇员发工资，对付保钓人士。 如果中国切断与日本的经贸关系，100%去掉对日出口，那么中国的出口减少约7.7% （当然，有人会说，可能有其他的经贸关系也受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定量，不会超过1%）；而中国人不买日本货，则日本出口将减少20%，而且日本将减少每年约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由此来看，中国人基本是把从美国人、欧洲人那里辛辛苦苦赚取的美金、欧元拱手送给了日本人。难怪世界人民歧视中国人，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揍你保钓者没商量，结果中国人还大把给日本人送钱，送了钱还说感谢。 中国人如果不买日货，就得把钱花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欧洲，这对改善中美、中欧的贸易平衡，加强中国与西方的合作与和平是有好处的。 不仅如此，如果在经济战线打垮日本经济，削弱日本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则中国将获得长期的战略优势与经济利益。经济战争与军事对抗类似，取胜的手段包括削弱对方，而获取相对的强势。战争总会有死亡，但获胜的一方不仅可以从败者获取补偿，也许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对手。打个比方，英特尔与AMD的价格战争虽然减少了自己的收入，但却压制了后者的发展，使后者长期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确保了英特尔长期的垄断地位。 V. 结论 限制日货可以大幅削弱日本的战争能力。切断中日贸易将严重打击日本经济而对中国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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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北京暴雨暴露中国经济发展软肋：要面子不要里子
热度 6 yuxin_9605 2012-7-23 19:39
转发这篇让我们思考一下： 东方早报 2012/7/23 编者按：中国在之前的发展中一直“重地上、轻地下”，重视城市外表的规划与建设，不重视地下排水等配套设施建设，被指“要面子，不要里子”。 　　暴雨再暴露排水管道欠账：标准低设施老化 升级空间被挤占 　　早报记者 黄志强 于松 　　实习生 吴君 　　新华社昨日发文称，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北京一次降雨，37人死亡，城市多个区域交通陷入瘫痪，暴露出城市应急管理能力、防汛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由于历史等原因，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只是1到3年一遇，仅能及时排掉此次降雨量的1/5。 　　更困难的是，由于城市规划不合理等挤占了排水系统的升级空间，中国部分城市的排水系统很难大幅升级。 　　 老难题 　　 北京排水系统标准是1到3年一遇，纽约是10至15年一遇 　　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主要包括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两大类。其中，雨水排水系统由小区排水管线、道路排水支干线系统、排水河道支干流系统组成。 　　去年6月23日，北京一场暴雨致使大量路段瘫痪。北京市排水集团当时解释说，排水设施标准偏低等三大原因造成了暴雨积水。 　　北京市水务局工程师马丰斌曾在《北京水务》2009年第5期撰文称，北京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排水标准不足，设施老化；排水设施建设滞后，排水系统不健全；城市建设引发积水问题突出；管理缺陷造成设施安全运行保障能力不足。 　　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仅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管线能达到5年一遇标准。相对北京，纽约是10至15年一遇，东京是5至10年一遇，巴黎是5年一遇。 　　事实上，就在今年7月21日到22日的暴雨前，北京90座下凹式立交桥均已建立排水预案，但城区平均降雨高达225毫米，多处内涝也就不足为奇。 　　据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给排水专家周玉文介绍，新中国建设初期，城市排水多采用苏联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理论，“想尽办法省钱，只求能满足当时的需求就行”。当时建的是小排水管道，按0.5年甚至0.3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一年淹两三次是正常的。” 　　除了设计标准不高，北京排水系统还存在老化的问题。目前，北京排水管线仍然包含解放前建成的旧砖沟。此外，一些泵站的电气设备、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损，安全系数和可靠性、灵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动化、防爆和通风系统等监测监控设施已无法适应现今行业管理需要。 　　 新问题 　　 城市雨水排放系统缺乏整体协调，缺乏长远规划 　　周玉文在去年北京雨后内涝时表示，中国的排水系统设计相对落后，知识亟须更新，“如果用电脑模型运算，比如暴雨，哪个地方冒出多少水、需要排多少水，都可以用电脑仿真。但现在我们只能凭经验，哪儿冒水了，就赶快去抢险。” 　　周玉文说，排水方面的人才，目前中国高校能培养的也较少，连先进的教科书都没有。他还认为，中国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缺乏整体协调，“缺乏长远规划。” 　　同时，城市空间大面积硬化处理后，每逢大雨降临，难以渗入地下的雨水涌向排水管网，增加了排水管的压力。 　　在城市内涝防治方面，也一直无法可依。专家呼吁，国家应借鉴国外防城市内涝法律立法经验，尽快制定《城市防洪法》，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难解决” 　　 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 　　城市积水点的产生，深层原因是排水系统建设没能与城市发展同步。这其中许多是历史积累问题，包括前瞻性不够、规划设计有缺陷等，而要将这些历史“欠账”填平，往往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非朝夕之工。 　　周玉文指出，中国在之前的发展中一直“重地上、轻地下”，排水等地下设施的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在地上、地下的资金投入，应该达到一比一。” 　　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努力改造排水管网。今年2月，《北京市“十二五”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公布，明确到2015年，将建成89个地下蓄水池，解决下凹式立交桥排水问题。 　　然而，在今年7月21日的暴雨中，因为积水超过泵站高度，北京被迫关闭杜家坎、莲花池、菜户营、马家楼桥、玉泉营等抽水泵站。 　　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中科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说，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难于满足供排水系统升级不说，还分属在市政、排水、环保、电力、通讯等不同部门，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统一规划、建设，当务之急是明确责任，整合力量，改建排水管网。 　　北京市水务局曾回应说，北京排水管网的更新，面临诸多问题。比如一些老旧城区的管网上都有新的建筑群，无法拆迁，只能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同时，因为城市建设项目面临审批等，项目的建设也跟不上，导致排水系统建设滞后。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昨日坦承，此次大雨反映出城市核心区基础设施的薄弱，今后要多建一些雨水收集系统，做好雨污分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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