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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马寅初：“电灯泡脑袋”(ZT): 热度 1 天涯过客 2017-4-21 18:07;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介石）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马寅初：“电灯泡脑袋” 》(ZT) 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评价是：“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本文摘自《蒋介石评传》，作者李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惠风编辑)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7-04-21/59811653.html;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77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5.16通知50年: 热度 3 Chico 2016-5-17 22:34; 50年前的今天，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浩劫拉开了序幕。我们这代人有幸又非常不幸地亲历了全过程。回头一看，一枕春秋大梦。 “一生下来就挨饿，以上学就停课，要结婚没有窝，要生孩子就一个。”是这代人半辈子人生的真实写照。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文革”绝非一无是处，否则就违背马列主义了。更不要说绝对不符合《易经》的道理。几十年来反思“文革”早已进入了误区，几乎都是诉苦、清算。所谓经济崩溃，不值一驳斥。“两弹一星”、核潜艇都是“文革”时鼓捣成的。得诺奖的青蒿素也是“文革”期间的成果。还有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大飞机“运十”同样是“文革”期间攒出来的。 “文革”真正摧毁的，却被人们忽略了，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文革”首罪是彻底斩断了，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文化那条气若游丝的残根。从此我们完全没有了教人做人的教育，大中小学都堕落成了传播知识，教授谋生技能场所。经过这十年浩劫，特别是“批林批孔”之后。现在绝大多数人一听到传统文化，第一个反应是封建糟粕。“三纲五常”是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是奴化思想的根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捆绑了人们思想、行为，是奴化人民的工具。宗教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儒释道三家被批得体无完肤，无一是处。成了理当破除的“四旧”，必须清除的垃圾。时至今日，大陆出版的某些工具书里，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注释和说法。文革余毒流传至今。 “文革”唯一好处，是它打破了人们对领袖的迷信，对伟光正的迷信。为后来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奠定了群众基础。没有这场浩劫，后来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没那么顺利。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30年来，群猫逐鼠。官员贪腐、商人行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气污染，江湖污染，土地污染。只要能挣钱，任何法律、道德底线都可以不顾。为什么会这样？伦理没了，纲常没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没了。人们不畏天命，狎大人，辱圣人。当人心里没了畏惧，必定是魔鬼。西方人好歹敬畏上帝，有信仰。人心里有个怕的，就不敢太出格。当今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里依旧不见孝亲尊师。父母给了自己生命，师长给了自己慧命，人当知恩报恩。一个不懂如何爱父母的国民，怎么可能会爱国家呢？一个不懂如何友善父母的国民，真会友善大众吗？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反思文革了。; 个人分类: 杂谈|7383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国有集体企业吃大锅饭人的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 ...: 稻草 2016-4-8 18:33; 国有集体企业吃大锅饭，人的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我70年代后期下乡当知青、80-90年代分别在广州氮肥厂当工人和在广州万宝当干部，期间分别担任万宝属下三个分公司法人代表、行政一把手。无论当知青、工人或走上领导岗位，所在的都是国企。而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干部职工，在当时都是尽自己所能，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力图为所在企业多作贡献的。去年我到湖南出差，与原长沙中意集团总裁相聚，谈起当年情况，都觉得我们就一工作机器，不需要什么劳动法，天天加班加点也没人要、没人给加班费，食堂能煮个夜宵就很满足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我们这一代纪检监察部门人很少，但很少贪官。我在万宝工作长达10多年，集团员工共有3万多人，总共才有4个中层以下干部或普通职员因为收受客户给的香烟、饮料折价3000多元而被判刑。其余的，包括我，几经审查、审计都没查出有经济问题。我分析总结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廉洁奉公和勤勉敬业的主要原因，源于从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和党的宣传教育长大，自觉、自律、有信仰、有奉献精神，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工作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或留后路(没有下岗失业出现之前，也根本不需要留后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查过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绝大多数是90年后才被提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位的，而我们这些在80年代就享受处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很少出问题。特别是万宝，在所谓改革改制、包括我在内原有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以后，光曾经担任过副总经理(厅局级)以上高管，被判刑的就有两人、畏罪自杀一人。而在80年代，这些人要么还没来万宝，要么只是个普通职员。这不是原有的企业体制问题，是后来的信仰和自律意识缺失，以及选人用人机制出问题。因此，改制国企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无此必要，更加不是非改不可。(作者：林汉波）;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5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顽石：请大家读读这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热度 4 稻草 2014-1-16 17:49; 　　顽石按：宋彬彬“文革道歉” 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文革真相，顽石和诸位一起来学习文革初期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工作组具体做了什么，请参看附于文后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大规模武斗由此而起，宋彬彬她们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就是死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对文革前期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于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革进行全面部署，并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一项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登出)。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关于文革的纲领性决定，看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搞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附：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　　【文革史料1967.4】图文编辑/默人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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