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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红贵族“联动”覆灭记
热度 1 稻草 2013-8-21 22:39
实际上存在两个文革的事实，一个是毛主席周总理主导的文革，一个是刘邓主导的文革，梳理并说清了长期被资改派故意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 　　---毛泽东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己“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照片的秘密.jpg (55.34 KB) 　　2009-12-13 21:22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作者：永远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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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8-21 07:36
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 　　( 编者按：近日何新博客似乎对南方系挑起的否定文革的又一浪潮特感兴趣，特想来凑凑热闹。于是连续发文呼应南方系，甚至直批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为“昏乱失智”，显示出何老魔捍卫真理敢批龙颜天不怕地不怕的浩然气概。特此附上老田旧文，一起同何老魔来控诉文革，并提出何新故意或者无意遮蔽的历史视角：是谁制造了50天白色恐怖?是谁转移斗争方向将斗走资派变为斗牛鬼蛇神、破四旧?是谁制造出这一系列的冤案错案? 　　好狗不咬主人。美化主人的历史总是狗之常情。于此提醒何老注意辨析其掌握的所谓史料，以便得出更有价值之结论。 　　何新说“p民还希望再来一次吗? 　　那些恐怖\荒谬\匮乏\弱智的年代——” 　　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掷地有声，震得我等p民诚惶诚恐。确实，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多少p民被精英抄家了啊!多少p民被精英枪决了啊!如果再来一次，“昏乱失智”的主席不在了，官僚们更加为所欲为了，更由狗儿们保驾护航，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将我等都定性为“p民”而不是“人民”，那恐怕制造的就不是50天白色恐怖了，怕是要制造出500天白色恐怖来了吧。) 　　 　　专门控诉文革期间的“法西斯迫害” 　　老田 　　在一些自由派网友看来，如果谈论文革同时不控诉法西斯暴行和迫害问题，就必然是为毛泽东辩护甚至是为四人帮翻案的文革余孽，当然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道义地位，需要被剥夺说话资格。所以，老田这一篇文章专门来控诉这个。 　　有影响力的高官们反复申说，文革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有超过八千万乃至一亿人口受到迫害或者牵连。我们无妨假定这个数字经过严密的统计，或者至少出于审慎而负责的估计，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革期间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把如许之多的人口推到受迫害的地位上?官方宣传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 　　文革无疑是文革派发动的，但是长期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派。由于文革十年中间政治博弈有多次反复，参与的群体都有积极表现，因此区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有着很清楚的依据。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文革派，周总理也是，文革派的群众基础是造反派群体，文革司令部和造反派组成文革派阵营。反文革派也是有司令部的，各级对文革特别抵触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也是反文革派的，而反文革派的群众组织则有有些演变，第一个反文革派群众组织是北京的“老红卫兵”和各地当权派及其派出的工作组组织的多数派，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多数派逐渐趋于瓦解，在二月逆流时期由支左的军队干部扶持的新的反文革派组织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为代表的拥军派，此外广州的东风派和重庆的“革联会”都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到底是向上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向下对准“黑五类”，反文革派要求对准黑五类，文革派要求对准走资派。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担心被反文革派攻击为“右派翻天”一般不敢接纳黑五类参加组织，所以，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属于“非文革派”。 　　从武汉的文革实际看，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从文革的时间段看，1966年516通知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反文革派主导的，省市委当权派派出工作组并组织多数派，对付“非文革派”和“准文革派”，例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抛出的“三家村”就是典型的“非文革派”，李达就是在此期间被反文革派批判而死的;而各个大学进驻的工作组所重点打击的少数派则是后来十年文革的中坚分子，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主动参加到文革运动中间来因此只能算是“准文革派”，这是“反文革派”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第一次浪潮。1966年8月十六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主导的第二次转移运动大方向的浪潮是“抄家破四旧”运动，以王任重的小儿子王三宝为首领的“反文革派”中学生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抄了23000家，这是一次非常集中的由反文革派发动并由反文革派执行的迫害“非文革派”的行动，全国约发生过数百万起。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期间，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文革派的基层力量，在十年文革期间，文革派对反文革派采取主动进攻姿态的唯一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时间不长，大约只维持了4个月，在一月夺权前后，文革派又一次“迫害”反文革派的高潮，例如召开批判大会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等等。由于中央文革控制的“两报一刊”公开支持基层文革派，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所谓的“三道防线”——组织小官轮流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中级官员组成轮流值班小组、高官如张体学等人穿上军装躲进军区——而实质上进行了全面罢工。这其实就是造反派自我夸张的所谓“斗垮走资派”的真实情况——当权派既非“被斗垮”也不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被“夺权”，而是自己主动选择“政治罢工”的。 　　当权派的罢工实际上是向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要么你们同意回到文革初期当权派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在武汉水院透露出来的计划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按：指反右大跃进)——要么老子不干了，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想办法建立党政系统之外的第二套指挥系统。由于毛泽东拒绝后退，结果只能是选择军队支左——让国家机器从后台走上前台担负恢复秩序的智能。军队支左之后，就有一个“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军队的力量对文革派进行镇压，这个期间的典型案例有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赵永夫命令军队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造反派180余人，打伤数百人，此外还抓捕上万人)，四川的成都军区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武汉是在317夜晚抓捕了“工人总部”头头近500人。这一次是反文革派调用军事力量迫害文革派。 　　在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失去了以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地位并打击文革派的政策“缺口”，由此各地开始组织“新保守派”——拥军派来实现对文革派的镇压(此时，文革初期由工作组组织起来的老保守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逐步陷入瓦解)，全国拥军派的经典代表是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在军区的“64公告”之后，组织对武汉三镇造反派据点的“扫平计划”——先扫平汉阳地区、再对汉口逐条街道进行扫平、第三步扫平武昌的各个据点，在此过程中，百万雄师围攻各个在造反派力量集中的单位以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重庆的54军成功地把“老造反”中间的815争取成为自己的“扫平”工具，没有像武汉那样通过人武部去组织武装基干民兵来压制文革派，重庆的武斗实际上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并非造反派的内讧。拥军派代替军队来实现当权派的意愿，是当权派适应“军委十条”之后的政治形势需要，在正式的国家机器之外寻找替代力量的产物，是反文革派优越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成就。武斗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属于反文革派镇压文革派的需要。 　　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全国的新保守派逐步陷入瓦解，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仇视和矛盾并未缓解，而是稍事休息留待革委会的工作程序中继续解决。武汉的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发生了“钢新之争”，比较重要的全市性事件有“新中原事件”，局部的有武重的“五三事件”等，这是从属于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迫害性质。与此同时，由于造反派的翻身，也有少量的针对反文革派的清算事件，例如揪斗百万雄师坏头头，揪斗百万雄师的黑后台，此时发生的“迫害”算是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说是720事件之后受造反派迫害的干部群众和战士人数高达184000人，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武汉军区高官信俊杰自己坦陈“零头也没有”，应该说，信俊杰在74年的说法更为接近真实。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发起“捅马蜂窝”行动，把部分造反派头头从革委会赶出去并“交给群众批判”，在年末革委会军队干部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针对造反派的行动，这都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事件。同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的“非文革派”再次受到反文革派的迫害，例如许多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运动期间。因为，新中国成立还只有十多年，混到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士多数因为是旧统治阶级出身并在解放前就完成了大学教育的，因此“历史很不清白”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同时由于文革期间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反对当权派把文革变成“反右大跃进”，是中央文革真心实意的“社会基础”，所以，受到优先重点“清理”，因为很多老教授出身不好未能明目张胆地参加正式的造反派组织，所以看起来是“非文革派”，但是反文革派却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同情造反派观点乃至出于阶级本能想要实现“右派翻天”，故刻意打击。所以，非文革派受迫害中间本来就含有反文革派的复仇意志。 　　1969年九大前后，造反派不忿新任当权派的镇压，发起“反复旧运动”，体现的是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群众对于当权派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志与力量。九大之后，中央召集造反派头头集中北京开会，制止了这一反抗形式，实际上取消了“四大”。反文革派此后敢于放手整治文革派，通过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把绝大多数文革派都打成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从1969年就开始被监护，杨道远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后直到1983年判刑后才出来，各种“五不准学习班”隔离了绝大部分文革派头头和骨干群众。这一反文革派主导的运动，多数使用保守派(包括老保守派——三字兵和后来的新保守派——拥军派)作为“动力”，军队当权派在背后主持、党政当权派积极参加，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是一次由反文革派的领导层次(军地当权派)协调领导的、以新旧保守派群众作为依托的、对文革派力量进行全局性清算的“运动群众”。这次运动的成果是在全国的造反派中间查出了超过1000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刘少奇一个人重要性还没有超过普通人1000万倍的话，那么文革最大的冤案就应该“五一六冤案”。某元帅和某总书记所提供的文革受迫害人数中间，不知道是否包括这一部分受害者，如果包括这的话，这一大批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数量就高达数千万之众，那么他们的估计应该不会脱离事实太远。 　　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生中间“最不民主”“个人独断”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开始了。为了终结军事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他一个人对军地当权派与新旧保守派结成的、以清算文革派“造反罪行”的强大“神圣同盟”发起了反击，这一次反击的重点集中在军队当权派身上，很多军队高官失去权力和地位仅仅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个不给任何证据的判断——林彪死党。各地领导清算造反派最为积极的军官高官，几乎没有例外都被毛泽东宣布为“林彪死党”——例如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有些人例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15军军长方铭被宣布为“活党”在政治上被矮化了。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中间最坚定的迫害文革派的“坏分子”退出了政治场域，剩下来的当权派和新旧保守派在文革派的舆论攻势面前居于手势，所以武汉发生了“两赵一王”向造反派妥协答应并安排“补台”的事件。大体而言，由于神圣同盟的破裂及其内部矛盾一时不能解决，因此，当权派出于被动退让态势。王克文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他一生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的“三大讲”中间做出了丧失当权派一贯立场的发言和检讨，以至于在临终前的回顾中还要作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文革派的巨擘，那些在此期间丧失地位乃至丧失立场的迫害，都应该记载在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账上。 　　毛泽东本人亲自出来终结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补台”的事情在过了1974年夏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毛泽东以极端专制的手段破坏了反文革派的神圣同盟之后，显然没有选择让造反派“补台”，而是让神圣同盟中间的党政当权派全面补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文革前期的“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在“军干群”的“三结合”中间毛泽东采取步骤——从庐山会议开始中间经过林彪事件最后于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对调”——彻底驱逐了“军”，没有提拔“群”，而是恢复了“干”的优势。这个驱逐“军”的过程，实际上是邓小平重新上台的主要政治前提。恐怕不能认为毛泽东很新任邓，或者邓是毛的人，而是毛泽东已经做出明确判断——造反派不可能掌权甚至是“在野比在朝有利”——同时军队当权派掌权的消极作用最大，因此，只剩下一个唯一的选择：选择一个次坏的群体掌权，这样的判断做出之后，在次坏群体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应该出来了。看来，毛泽东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坏选择，而且这个次坏选择还是他本人不得不以最不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党内强势群体之后才具备条件的。1974年毛曾经有一首词赠周，颇能反应他的心境和选择空间：“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批林批孔”在1974年夏天就被文革派自己终结了。反文革派并没有因此满意，而是由此看到了进攻的利益，如果说早期对于文革派的清算还主要是集中于文革派的群众身上的话，此后反文革派的清算矛盾则转而指向文革派的司令部。当时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为了坚定胡耀邦的信心邓小平曾经给他交底说：“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8年春天) 　　在邓小平领导“四大金刚”进行反攻过程中间，也有涉及到下层的部分，根据王克文的回忆，在1975年初他和赵辛初去中央找负责同志回报，这个负责同志给了他们30个抓人指标，他们返回武汉之后于2月7日就立即执行，被抓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在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中间，四大金刚最开始阶段是把毛、周和江一体看待的。 　　把周总理从文革派中间区别出来，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周逝世之前对反文革派过火行为进行过弹压，此后不再是一个引发反文革派不满的问题，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间民众对周的好感，使得反文革派理性地看到这是一个必须费心争取的政治资源。此次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后来被缩小范围定性成为“反对四人帮”，但是开始并非如此，首先是针对毛和周的，特别是周荣鑫表述的各种教育观点就是与毛针锋相对的，对于江青的攻击反而是他们最不认真对待的：多数以“传播谣言”的方式来进行，例如说江青的头发牙齿屁股都是假的，还说庄则栋是江青的什么什么等等，在批邓时江青则反过来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胡耀邦所在科学院是“黑风口”。 　　很多造反派有意见，他们在挨整的时候被反文革派告知，是文革司令部某某人下令整治他们的，例如1975年就流传说是王洪文要把谢妙福等人“关起来”的说法。而且，武汉造反派一向认为自己跟四人帮没有什么关系，许多重大行动都是接受了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不承认是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体系，但是，反文革派现在需要跟周总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样一份政治资源，这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1967年三月间，方宝林就曾经被找去北京，周总理亲口说过：“现在全国上下有一股暗流，要葬送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红卫兵要奋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便是有这样强有力的证据，造反派并不能因此免于进监狱。与一般底层文革派不同的是，在毛和周生前，他们没有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从后来的事态演变看，他们没有被革除马克思主义的教籍被定性为反革命，也仅仅是因为与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政治资源为人家所需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早就准备了“摔得粉碎”。 　　1976年之后，大量的文革派被送进了监狱，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司法机关。这一次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行动，是在他们直接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捍卫自己的地位不再需要“非正常”地调用军队力量，也不需要“运动群众”的外在包装了，所以，邓某人说“两派都错了”——连反文革派“百万雄师”也包括在内了。这一次反文革派的行为，与文革期间的各种迫害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逻辑一致，这倒不是外人栽赃而是反文革派自己承认的，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文革派，他们在文革期间被正式关押的时间乃至被非正式关押的“五不准学习班”时间，都可以折抵刑期。一位百万雄师的基层头头余某倒是比某些高层反文革派更有政治家风度，他说某某人动用司法机关来处理政治案件是破坏了共产党政权的传统，海内外都没有这么办的。可能自由派人士痛恨的斯大林要除外，如果斯大林时期被判刑入狱的苏联官员都算是迫害的话，显然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锒铛入狱的人数也应该计入受迫害数字。 　　从文革初期开始，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迫害时间段，最具体地体现在文革初期的50天的白色恐怖、二月逆流时期、1967年四月份之后的武斗阶段、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期、1970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1975年的治理整顿和1976-1983年的司法清算阶段。一个文革派人士可能全部经历这多次迫害，所以，文革派受迫害的人数有大量的重叠，受迫害数量大大减少了，否则可能要占据文革期间受迫害数字的80%以上。非文革派受反文革派迫害的时间段集中于文革初期的50天、1966年8月底的红色恐怖时期、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合计起来可能达到数百万起，相当于文革派受迫害数字的三分之一左右，受迫害程度也比较轻微，基本上不把他们作为“五不准学习班”的对象;毕竟，反文革派并不认真把这些黑五类人士看作对手和威胁，只是在觉得方便的时候需要借助打击他们来缓解自己的处境——按照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的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就是：“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护他们过关”。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事件之后。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之后成立革委会之前。 　　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军队支左时期针对“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三结合”革委会成立之后，文革前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对一个与自己“监护”在一起的老记者说：造反派群众喊口号说打到我那只是说说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我就真的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会打倒我，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要打倒我我真的就倒了。宋侃夫这个说法非常切合实际，被毛泽东定性为林彪死党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说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看起来，除了军队干部之外基本上没有好人，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军干群三结合最好留下一结合。 　　因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很多，但是出书写文章进行控诉的人却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高官群众中间，特别是集中于省部级高官中间，他们许多人都出了回忆录亲自控诉，在回忆录之前有家属和记者专门帮助控诉迫害。这一部分人的情况挺特殊，大多数人在1966年领导罢工之后都失去了官位，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没有得到位置。在失去官位期间，大多数人都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过，这个监护待遇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截然对立的描述，有时候是说自己得到保护特别是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所以“监护”属于“大树参天护英华”;在另外一些场合，同样的人又把监护待遇作为控诉“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依据。同一个事情由同一个提供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与我们在中学语文学习的形式逻辑有矛盾，看来语文教材的编写受到四人帮余孽控制使得我们在把握高官们控诉时发生思维混乱。 　　从卫戍区这个机构的情况看，也许能够得到另外一些信息。1966年在林彪的“518政变经”讲话之后，成立了一个“首都保卫组”，在这个保卫组下辖北京卫戍区，根据吴德的回忆：“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四人帮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参加过首都保卫组，也缺乏施加影响的条件。吴忠接替温玉成掌握卫戍区，直到1976年，工作时间最长。吴忠对人说过，那些当时监护对象，档案他都亲自看过，人也亲自去看过，档案上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是总理批准监护的。一些人从卫戍区解放出去的时候，他也曾经亲自去送行，被送行的就有万里这些人，当时都是紧握他的手，感激得哭哇，他们讲：这都总理是为了保护我们，担心被红卫兵揪走批斗，还说一些感激不尽的话，怎么后头都变成控诉迫害了?吴忠还说，他们写文章说四人帮迫害贺龙，说不给水喝，吴忠就很奇怪，这也是我们卫戍区管的，他在西山住的地方，是中央的战备疏散点，隧道外面建了几座小楼，贺龙住的小楼是给总理准备的，楼上还住着乌兰夫。战士把他们都是当作首长看待的，哪有什么虐待?高富有的回忆就说得更为详细，原先傅崇碧不愿意接受监护贺龙的任务，说战士们不会做首长的饭，怕怠慢了不好，结果是高富有直接给曾绍东师长打电话，师长很主动说做不好饭可以慢慢学。(《从宝塔山到中南海：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赵桂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出版第323-326页) 　　在高官的控诉中间，还有一个控诉专案组逼着监护对象交代历史问题的情节。根据宋任穷的回忆，相关人士亲口告诉过他说没有什么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能复查平反。”“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正、副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司局长和一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宋任穷回忆录》，77-79)宋任穷听到的这个说法肯定不全面，后来在两案审判中间，曾经查证说江青插手过王光美专案组并在其中11个人的监护或者监禁(该专案组监护或监禁的总人数64人)报告上有圈阅或者同意的批复。吴德的回忆可以佐证“专案工作没有什么四人帮的影响”这个说法：“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 　　显然，本文仅仅只是说明了文革期间法西斯暴行的实施者身份，并不代表实施者要自己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本人在自由派人士教育下所取得可喜进步，谨把过去数十年久经考验的几条著名公理罗列在这里，根据这些公理，即便不是文革派迫害的人也仍然要由文革派承担法西斯名义和责任。 　　第一公理：缺乏经验者可以免责，这个公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表述方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虽然中央高层业已经过了四清时期“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的争论，二十三条已经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向上本不再有丝毫疑问，但是那些法律上被称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仍然应该免责，因此，派出工作组和在群众中间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其责任应该转归文革派承担，法律上也明确规定监护人应该为他承担监护责任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士的损害行为负责的，所以，50天的问题和红八月的问题都归文革派负责，官方的权威文革史就是这么处理的；由此，第一公理得到一个另外的表述模式：文革派是反文革派的监护人，反文革派人士都是限制行为能力者。 　　第二公理：缺乏理智者可以免责——缺乏基本判别能力的人可以要求免责。例如著名的自由派教授秦晖认定反文革派“老红卫兵”之所以犯下那么多的血腥罪责，是因为他们是唱着“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这样的歌儿长大的，所以理性不健全缺乏判别能力，因此要求免责，根据这个公理，罪责要归于制造个人崇拜的人和享受个人崇拜的人。不过，后来的老红卫兵演变为“保爹保妈派”，忽然一下子恢复了理智，这个演变难以解释，需要秦晖教授继续研究，看是不是这些人唱了新的歌儿所以一夜之间就恢复了理智。本来，第二公理是第一公理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现象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深远，是一代青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间经历了有缺陷的教育过程的结果，按照秦晖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那一首歌儿唱下来都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需要独立出来。 　　第三公理：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前是阶级敌人的、文革中间仍然是阶级敌人；这一公理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光荣的清华四一四派，他们就是这么讲的;根据这一公理，一切阶级斗争都必须指向黑五类，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就肯定属于“右派翻天”，必须给予最严厉的镇压，二月逆流时期武汉军区就是把“工人总部”描述成国民党还乡团那个样子，并给自己的镇压行为赋予保卫红色江山的意义，所以，不是造反有理而是镇压有理;毛泽东1968年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是后知后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高人在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就已经认定他的对手是国民党还乡团了。看起来，在某些部分问题上，文革派和反文革派还是有这高度共识的。后来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以及治理整顿时期，乃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权派们继续发现那些人不过是国民党第二。而且，根据第三公理，除非不搞阶级斗争，要搞就必须搞黑五类，因为是毛泽东坚持要搞阶级斗争的，所以黑五类受迫害当然就转而由毛泽东承担责任。 　　第四公理：只能打江山的坐江山——这些人不仅仅是当权派掌握权力的官员，还是党和国家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制度的化身，因此，批评这些官员都必然只能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为了抵消这些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的不良影响，文革后学界和政界曾经紧密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胡华曾经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出了数十卷之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胡华在第一卷前言中间说的很清楚：“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在郑州集会，筹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了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五十七份党史人物传记，制定了一九八O年编写计划和今后三年规划，并选出了党的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为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这些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一恶毒阴谋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我们要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在第五十一卷的前言中间，另外一个学者兼高官在回顾了一个时期的树碑立传工作之后说：“《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作者近千人(参加收集传记资料的人员还未计在内)，这是一支很大的党史人物研究力量。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解决他们撰写传记必需的人员、档案、经费等困难问题，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来。我们这个研究会是个长期没有设专职办事人员、没有专门经费的学会，如果不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了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学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很难设想仅仅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1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所以，不管文革派如何受到镇压和迫害，都是咎由自取，并不由此产生反抗的权利，根据第四公理，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号召下参加运动使用“四大”武器的，也需要坚定不移地追究为反革命罪行。一代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在政界和学界的紧密结合中间得到信息的。 　　当然，这些公理的概括可能不完全，在说服力上还有欠缺，还需要各位自由派大腕继续补充完善。 　　(作者：田声,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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