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声疾呼以“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赛先生（Mr. Science）”来救中国的五四运动以降近百年，民主一直是中国人孜孜不倦、前赴后继追求的理想。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执着甚至狂热绝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但是，让梦寐以求的理想付诸实践必须对民主的概念、历史、基础、目的以及成本做出冷静的思索和客观的判断∶什么是民主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民主是一成不变的吗？什么是有效的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民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什么是民主的经济成本？

民主民主，顾名思义，人民当家做主，掌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但现实世界中，由于个人无法事必躬亲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多数原则选出代表，实际操作政府的运行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民做主。今天在大部分国家，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每过几年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和地方领导人，重新组织一次政府。

民主始于公元前510年的古希腊的雅典，源远流长。民主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时间纵向变化莫大于民主的参与范围，民主进步到其最高形式“普选”（Universal Suffrage，即所有公民都有神圣一票），也只是近百年的事（如美国妇女1913年后才有投票权）。从地区横向看，民主的形式也有所不同。美国的总统制就相异于欧洲（法国除外）盛行的议会制。日本的自民党支配日本政坛长达54年（1955-2009 -- 中间有短暂的11个月由几个小政党联盟执政），与西方的多党制和频繁的执政轮替大相径庭。

有效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1991年，俄国采取震荡式经济改革方式，全面快速私有化，为初生的民主奠定经济基础。给每个公民相同份额的资产股份。绝对公平吧？但面临25倍的超高通胀，平民百姓为了生存，贱价出售手中的股份，使原国有资产快速集中，造就了极少数影响政局的巨富。在短短五年内，国内生产总值暴跌40%，贫困人口也从2% 剧增到40%-50%。经济和言论自由也受到波及。譬如，2009年俄国的媒体自由度跌落到世界（175位中的）第153位。又如，在最近的阿富汗选举中，候选人用各种标志（玫瑰、马、钞票等等）来代替，以便大多数不识字的选民识别。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解候选人不同的政策来投票几乎不可能。

民主并非终极目标（为投票而投票）。有效的民主，可以保障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使作为最重要生产力元素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而促进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世界上也不乏妨碍经济发展的低效和无效的民主。总而概之，民主是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经济发展后逐渐走向民主，以便保障个人利益、财产和自由的范例倒是不少（即所谓的亚洲模式）。

其实民主的最大价值在于可以大幅降低独裁、暴民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减少政治巨变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和经济成本。在民主制度之下，人民如果选出了一个恶劣的或低能的政府，无需诉诸暴力，可以期待几年后把它更换掉。不过，不成熟的民主就另当别论。如误国贪君马科斯1966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在他当政的20年内，菲律宾从亚洲第二富国沦为经济上二流国家。

如同汽车和房屋保险一样，民主是一种政治保险，因此毫无例外地带有经济成本。常言道，金钱是政治的母奶（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of politics）。竞选就是昂贵的投资，所以“有奶便是娘”，当政后政策向利益集团的倾斜也就十分自然了。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奇贵而不开放农副产品进口呢？因为只占人口5%的农民总是枪口一致对外，投票高度一致，成为关键少数，所以政客们没人敢惹。更为普遍的是，政客们因为过短的任期，只看眼前收益，不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打算。在最近的全球大衰退中，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无视长期利益，为持续当政，无限制地举债。使债台高筑从过去发展中国家的专利（阿根廷，泰国，俄国），变成发达国家的恶梦。由34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总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将从2007年的78%剧增到100%以上。

感叹于民主高昂的经济成本，已故的经济学大师（诺贝尔奖得主）、货币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极度推崇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最佳范例、但只有极少民主成本的（回归前）香港。他曾说∶“如果你要看运行中的资本主义，到香港去”（if you want to see capitalism in action, go to Hong Kong）。如果不是因为无法找到降低民主成本的良方，作为自由派旗帜的弗里德曼，是不会在冷战时期，甘冒被自由派同行指责的风险，把尚未民主化的香港作为心目中理想的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