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带着电影《本命年》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发现这是一个不评奖的电影节，每年三月中到四月初举行。我问过接待我的选片人梁慕龄小姐：我这个电影一个月前刚在柏林节首映、获奖，你们就选进来了，速度可真快啊！她给我说，香港电影节1977年创办，确立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高质量的选择，把前一年全世界各电影节的优秀电影集中过来，满足文化艺术观众的需求。因此，它被誉为“电影节的电影节”，半个月里，来自五十多个国家三百多部优秀电影作品，在十多个场地轮换展映，观众超过六十万人次。

　　今年的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大进步，就是人们不再把焦点对准红地毯上的明星、开幕式的歌舞秀，媒体也不只是盯着“天坛奖”“金爵奖”的评奖结果；而是纷纷关注市场上没有、也不会发行的众多世界各国的获奖新片和经典名片；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有明显的增长。我们终于明白了，举办电影节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放片和看片，放在主流商业市场上看不到的电影，看有文化价值、有创新意义的影片。本来嘛，有主流商业市场，就应该有支流文化艺术市场，有满足儿童、教育、审美、科研等不同观众需求的其他电影发行与放映。而文化艺术市场的领头羊，就是电影节。

　　记得那年在香港节，有三四个下午的4点钟，我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放映厅里遇到来港宣传新片《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的“演员”张艺谋，我们都是来看三位刚刚在国际影坛上浮出身影、即将成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导演们的代表作品：伊朗的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朋友的家在哪里》（1987）；波兰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戒之杀人短片》《十戒之爱情短片》（1988）；英国的彼得·格林纳威的《厨师、窃贼、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1989）。这些电影杰作的独特艺术风格和瑰丽的人文风采，让众多的观影者欣喜若狂。

　　郑洞天教授后来曾回忆起我自己都忘记了的事，他说：“我记得很清楚，1990年你从香港回来给导演系的教师们说，不要再说费里尼、伯格曼式的大师不会再出现了，新一代的世界电影大师来了，他们是：伊朗的阿巴斯、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西班牙的阿莫多瓦和英国的格林纳威。”我倒是记得，之后几年中,我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想方设法收集到这几位导演的前期作品的录像带，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

　　其实，这几位导演都是1940年代出生，在他们引起国际电影节关注前已经拍过许多电影，卓有成就；但是如果没有国际电影节的开掘和推荐，他们的电影永远不会为世界所关注，他们也不会获得后来那些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不是吗？1990年代后期,以《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小鞋子》（1997）等取代“中国电影热”的伊朗电影浪潮；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巅峰之作《蓝》（1993）、《白》（1993）、《红》（1994）三部曲的诞生；阿莫多瓦的《关于我的母亲》（1999）和格林纳威的《枕边书》（1997）等杰作出现，都是国际电影节发掘与推广优秀电影人才的明证。

　　在电视、录像带、DVD以及网络的冲击下，近三十年来影院市场的观众人数、年龄结构急剧下滑、缩小。我国今天的主流电影商业市场观众的平均年龄在21岁，据说北美的观众更小,平均年龄在十四五岁。于是，银幕被美国好莱坞的《变形金刚》《速度与激情》等电脑游戏、漫画改编为主的“暴漫”大片垄断，已经完全不给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电影展示的空间了。怎么办？怎样支持非好莱坞国家的电影事业？怎么让我们的后代通过电影了解与爱好世界各个民族多彩的文化与历史？国际电影节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2014年12月，我受邀担任印度第19届克拉拉邦国际电影节评委，那里电影观众之多、热情之疯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百四十多部选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新电影，一周之内在12个不同的影院放映；多数影院还是我们过去的五百至一千座位的传统大厅，可场场爆满，甚至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我们五个评委都配有专车和陪同的志愿者，因为在那人、车、牛混杂的古老街区里，要按时从一个影院赶到另一个放映厅是很艰难的。当我们在开演前三五分钟，挤进下一个电影的放映厅、坐到志愿者为我们占好的座位上时，周围，以至过道上的观众可能已经安静地坐等了十五二十分钟了。电影节采取会员式售票，观众可以在网上或售票处购得通票，约500卢比（合50元人民币），在一周期间可任选20-40场电影观看。由于不对号、不限场，观众就要早排队、早进场、早占位。每天，我们穿过那些热情、欢乐、守秩序的影迷们排起的弯弯曲曲的长队进入放映厅时，不得不为这个被誉为“印度文化水平最高”的西南小邦叫好！

　　电影节不仅在传播文化，也在培养有文化修养、有艺术鉴赏力的观众，也在为建设文明、和谐、高质量的社会出力。

　　作者：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