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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陶铸请了广州好几位书法家写“革命洪流”四个字，想用作片名，写好后他看了感到都不满意。后来，这件事还没有结果，他就被调到中央去工作了。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陶铸很快成为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后面的“第四号”人物。据说就是他认为，在全国一片批判声中，如果把《大浪淘沙》拿出来放映是不适宜的，因为再好的作品这时也会被批判得一无是处。所以他指示文化部不要收购这部影片。不收购就不能公开放映，不公开放映报纸上就不能公开批判。文化部也找了个不上购的理由，说周恩来总理曾经看过《大浪淘沙》的样片，并且作出修改的指示，因此这部电影要请周总理审查后才能上购。所以文化部以这理由推托收购是很成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浪淘沙》一直没有公开放映，其原因正在这里。

　　该片开拍于1963年，影片共拍了三年，后期制作后准备于1966年7月1日党的生日在全国上映，《大众电影》也刊出了影片剧照和上映预告。不料，“5·16”“文革”开始以后，该片未及上映即遭禁锢，一禁就是10多年。

　　造反派们批判 《大浪淘沙》主要是所谓为陶铸“树碑立传”。中南局机关的造反派有一天忽然发现，影片中主角金公寿（原名）三个字中的“金”和“寿”加在一起是“铸公”两字，那“铸公”当让就是陶铸的影射了。这就成了为陶铸“树碑立传”的“铁证”。事实上几个作者过去都不认识陶铸，根本不可能为陶铸“树碑立传”。陶铸是湖南人，电影的主人翁是山东人，两人的经历也不相同。原著中金公寿这个人物叫公今寿，导演说姓公不好，影片里女同胞叫他“老公”，在南方就是丈夫了，不好叫，北方把太监也叫“老公”。如果叫“今寿”，又显得过于热，还是改为今公寿吧。可夏衍看了剧本后指出，百家姓中没有姓“今”的，可改为姓“金”，这就变成金公寿了。这与陶铸毫无关系，“铸公”两字完全是牵强附会。陶铸的夫人曾志曾严肃地说：“讲《大浪淘沙》是为陶铸树碑立传完全是无稽之谈！”文革后，放映《大浪淘沙》，为避免麻烦，字幕干脆做成了靳恭绶。《大浪淘沙》反反复复修改，由最初的上下集变成了一集，杨如宽动摇后又重新走上革命队伍的戏拍完了又剪掉了。我们看到的影片与当年拍出的完成片是不一样的。但由于导演早已去世，恢复原片成为永远的遗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