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枪支暴力已经产生了浸泡在血泊中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偶然死亡、自杀、家庭暴力蔓延到大规模扫射，从而给所有人都带来威胁。12月底，佛罗里达州圣克劳德一名妇女开枪把自己的女儿打成重伤，因为她误将女儿当成了入侵者。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12月2日，加州圣博娜迪诺（San Bernardino）的群体扫射造成14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后果。此前的2个月，即10月1日，俄勒冈州罗斯堡（Roseburg）的社区学院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的结果。
造成多人伤亡的枪击案在美国已经成为寻常之事，暴露了依靠暴力为死亡商人输送资金的社会本质。考虑到武器生产商、国防产业、枪支交易商和国会中代表这些人的游说者的利益，暴力文化不可能与企业文化或政治腐败脱离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无论是晚间新闻还是赞美系列杀手的电视剧，所有文化源头都马上给人带来快感，暴力就像电流一样刺激了整个美国社会。
在政策层面，暴力推动武器产业和攻击性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成为受刺激而兴奋起来的惩罚性国家对付国内恐怖主义尤其是黑人青年的主要工具。美国已经完全执着于新自由主义文化，把残酷性视为美德，同时把大规模监禁当作“制度化驯服”的主要机制。与此同时，鲨鱼般的激烈竞争模式取代了任何可靠的团结观念，破坏性的自我利益观念把社会推入大规模消费主义的虚假诱惑中。群体性枪击案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病态的标志，美国已经陷入种族主义、恐惧、军国主义、盲从和财富和权力极端不平等的危机中不能自拔。
枪支和超级男子汉暴力文化得到的支持比年轻人和生命本身更多。
单单2015年一年就爆发了超过270起群众性枪击案，再次证明了支持暴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根本没有解决。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些枪击案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每隔一天就有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被枪杀，在过去3年里被枪杀的儿童达555人。更加令人恐惧的统计数字和令人震惊的道德和政治变态例子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提供的数据，上面说：“2014年，美国有2525个儿童和少年被枪杀；每3小时28分死一个孩子，或一天死将近7个孩子，一周死48个孩子。”这些数字说明美国太多的年轻人处于枪支和暴力泛滥到可以被称为战区的地方。在此场景中，人们支持枪支和超级男子汉暴力文化甚于支持年轻人和生命本身。
基本不受约束的枪支文化和道德败坏和政治下流的暴力文化占支配地位的事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枪支游说团体及其支持者的强大威力上，他们竟然促成八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师生“秘密携带武器”进入教室、宿舍和校园的其他地方。虽然最近出现过校园枪击案，德克萨斯立法者仍然通过了“校园携带枪支议案”，该法案将在2016年8月实施。不仅带来伤害而且侮辱人的是，他们还通过了“公开携带枪支议案”，允许合法注册过的持枪者公开场合携带枪支。这种法律不仅反映了“枪支利益团体看似无限的立法权力”，而且是“蛮荒西部”（Wild West）暴力文化的非理性回归。
像从前一样，允许个人公开携带枪支走在大街上，持枪成为他们热爱枪支的方式，同时把暴力当作处理任何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东西的最好方式。这种回归“蛮荒西部”的杀戮既不是个人选择问题也不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虽然牵强却很有合理性的吸引力。相反，我们必须把美国的大规模暴力置于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大背景之下来探讨产生暴力的力量体系。仅仅将焦点集中在造成多人死伤的枪击案或通过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枪支法律并不能触及美国热爱暴力的制度性力量的根源以及产生暴力的意识形态和司法体制。
促成美国在全球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政策现在有了相应的国内政策，无论在无法无天还是国家压迫方面都同样放肆，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在国内前线，公民社会堕落为军事组织，一种主要以暴力生产组织起来的空间，他们无法无天地从事像战争一样的行为。正如斯蒂夫·马丁诺（Steve Martinot）在《反击》（CounterPunch）中观察到的那样，警察现在不仅使用命令话语，有权宣告行为犯法；而且使用军队武器和监督工具就好像他们在为战争做准备一样，制造了一种由军事原则取代司法原则的恐怖文化。他写道：
这说明存在一种体制性不安全感，试图通过社会控制来确保安全。警察的这种不安全感则体现在提前把人们当成罪犯。根本不需要司法原则的卷入，只有军事原则。当警察开枪射击逃跑者，却声称他们是在自卫（即受到了威胁）时，受到威胁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命令和控制原则。警察对不听话者采取攻击或谋杀行动，并试图为这种控制行为辩护，意味着警察自己的身份已经完全沉浸在这种控制范式之中。在此，没有任何心理学因素，自我价值或不安全感根本不是问题。只有以免于惩罚的假设强加在公民社会身上的军事权力伦理学。使其感受到威胁的是民主和人类自尊的理想。美国暴力与枪支文化的崛起与美国管理的转型密不可分。因为企业权力占据管理地位，政治主权已经被经济主权取而代之。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越大，政治文化的腐败程度也愈发严重。在此情况下，能否当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支配的资本数量有多大，而各级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基本上被控制在代表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游说团体手中。而且，这种游说活动要多腐败和堕落就有多腐败和堕落，如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和其他得益于美国社会军事化的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游说活动竟然赤裸裸地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这种游说活动被呈现为一种荣誉勋章，是显示游说者蔑视民主管理的公然挑衅。
但是，政治中的金钱不是导致军国主义滋养下的日常生活暴力和国家暴力越来越严重的唯一制度性因素。正如大卫·西奥·哥德堡（David Theo Goldberg）在“使命完成：社会逻辑军事化”中所说，军队在塑造社会各个方面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军事化不仅仅是使用压迫性力量；它还代表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由价值观、理性模式和思维方式组成。在哥德堡看来：
军队不仅仅是战争机器，它还提供服务和促进社会化。就像老大哥一样，军队向社会传递各种信息，如它更喜欢的商品，从火药到手枪，从计算到信息管理等。。。总而言之，军工产品改装后被用在更广泛的社会目的上，军队塑造了从商品到文化，从社会物品到社会理论的整个社会生产系统。
社会逻辑的军事化和商品化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美国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企业对学校、高等教育和其他文化机构的影响而被去政治化。公共价值观、公民意识和批判性公民素养的的死亡也是反公共知识分子运动和企业控制下的媒体机构的杰作。代表了右翼意识形态和金融界利益和市场驱动下的公共教学法的运动将公民素质的义务贬低为没完没了地商品消费和抛弃。军队的理想弥漫在流行文化、国家政策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此外，历史、社会和种族遗忘的教学法通过明星文化和消费文化构建起来并大行其道。
战争文化现在塑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因为战争价值观、超级男子汉和攻击性的军国主义渗入美国每个主要机构，包括学校。企业媒体和地方警察局。刑法体系已经成为处理社会问题的默许的结构。越来越多的人被认为是可抛弃的垃圾，因为他们得罪了金融精英的敏感性，他们快速地巩固自己的阶级权力。在此情况下，暴力占据了令人崇敬的地位。
军国主义为保护枪支所有者和销售者而非保护孩子的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在美国，如果不思考军事国家的成熟就无法理解枪支文化和暴力文化的崛起。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就已经建立其“世界上最广泛和强大的军队。”2015年的国防预算达到5985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所有军事开支的54%。美国国防预算不仅大于20国集团的总和，按照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报告，比“中国、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德国、意大利和巴西的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自9-11以来，美国已经强化了在海外的军事力量范围，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一直进行中的军事化。按照大卫·韦恩（David Vine）在《国家》杂志的报告的说法，美国以“年度开支1560亿美元”和800个军事基地包围了全球，维持了称霸全世界的军事力量。
韦恩补充说，而且“在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军队及其他军事人员，包括少量海军陆战队和大量配备的培养者和顾问，大约3500人在伊拉克陆军工作。”不仅五角大楼处于前所未有的权力中枢地位，而且是在道德破产的国内外政策中繁荣起来的，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恐怖主义、对抗和持久恐惧定义的世界。尼克·特斯（Nick Turse）在《明天的战场》中指出，如今军事武器被转移给地方警察部门，无人机基地大量出现，世界各地的秘密军事基地支持美国海豹突击队（Navy SEALs）、中央情报局特工、美国陆军游骑兵团（Army Rangers）和其他多种群体的特殊行动。在此情况下，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指出，难怪“战场成为常态，使用暴力成为更受欢迎的‘治国工具’”。
暴力得益于公司控制下的破坏想象力机器，它一方面将暴力当作体育运动来称赞，一方面刺激了大众渴望更多暴力的胃口。美国人不仅参与暴力，而且享受暴力的快感。这种病态的非理性和暴力诱惑明显体现在美国的攻击性外交政策和国家批准的虐待囚犯和无人机滥杀无辜平民等行为上。我的同事大卫·克拉克（David L. Clark）在电邮中向我指出，选民支持“轰炸涉嫌恐怖主义的国家（听起来像阿拉伯的名字）并非脑子进水的症状，相反，这是分毫不差的准确迹象。它揭示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想象力军事化，把各种梦想当作袭击目标。”国家压迫、失控的自我利益、空洞的消费主义心态和扩张的军国主义已经一步步把社会条件推向非理性的边缘，这种非理性恰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攻击行动、暴力泛滥和公共生活萎缩的核心。
枪支控制努力遭遇抵制
战争价值观不再意味着与疯狂非理性或危险病态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种常识。比如，美国政府为了抓住恐怖分子或防止恐怖分子袭击宁愿把像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封锁起来，却拒绝通过能显著减少每年死于枪支暴力的美国人数量的枪支控制法案。米歇尔·柯恩（Michael Cohen）观察到，这才是真正的非理性症状。政客们昏了头，只考虑恐怖主义威胁，宁愿牺牲公民自由也不愿意承认“每年死于枪支暴力的美国人有3万人（2012年死于恐怖分子袭击的人总共是17人”的事实。现在情况越来越糟糕。
因为美国政府使用恐怖主义威胁建设监控国家，搁置公民自由，加快强化专制力量，他们对个人和集体暴力的恐惧与其处理枪支暴力泛滥问题没有任何瓜葛。事实上，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似乎滋养了破坏性的暴力文化，而这种文化的产生与人们不受控制地广泛拥有枪支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此逻辑中，人们不仅应该用无人机杀死恐怖分子，还要确保爱国的美国人个个武装起来以便能用武力保护自己免受右翼政客、专家和公司控制下的媒体所煽动起来的幽灵侵袭。
不是把暴力引入限制暴力生产的政治辩论，很多州通过允许在酒吧和教堂等地持有枪支的法律加大了出现暴力的可能性。佛罗里达的的“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 law就是如果别人侵害你，而公共权力又不能给你应有的保护时，那你就有权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自己）就建立在先开枪后提问的观念基础之上，这是美国痴迷于枪支文化和痴迷于刺激这种文化的恐惧的病态反映。对枪支和暴力的痴迷还影响了政府最高层，成为进一步反对民主和支持专制的力量。美国政府的战争国家就是军事工业联合体推动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花费大量金钱制造死亡和破坏的武器。像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等超级现代飞机每架都耗资228百万美元，且往往受到机械问题的困扰，但仍然得到军事国防利益集团的支持。加布里埃尔·柯尔克（Gabriel Kolko）注意到，这种战争投资“反映了花费更多金钱的病态和文化”，根本不考虑它对财政赤字造成的影响，这种心态是在人类学家若奥·别尔（João Biehl）所说的“死者能量”的观念上繁荣起来的。
军国主义为保护枪支所有者和销售者而非儿童的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保护儿童基金会的声明是正确的，它说“国内的反战运动何在？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军事预算的国家竟然拒绝保护自己的儿童免受枪支暴力和家庭恐怖主义的不断侵害？外国敌人可没有在街区、街道或学校杀死数千名儿童，一年到头，年年如此。”
在这种得到许可的非理性中发挥作用的是并非很隐蔽的政治结构。鼓吹持枪权是非常方便的话语，可忽略卡尔·伯格斯（Carl Boggs）描述的“严厉的新自由主义企业国家秩序，这种秩序往往产生普遍的身体痛苦、社会脱位混乱、心理绝望---这些恰好恶化生存环境，进一步催生暴力的出现”。
因为美国从福利国家转向战争国家，国家暴力成为常态。美国的道德指南及其最高民主理想已经萎缩，曾经旨在帮助民众的机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镇压民众。枪支法律重要，但社会责任和能回应民众诉求的政府更重要，尤其是在谈及限制唯利是图的枪支文化的影响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有很多。必须终结支持枪支的游说团体的支配地位；必须终结金钱控制政治的局面，必须终结大众文化中高强度暴力的泛滥和美国社会的持续进行的军事化过程。与此同时，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参与者所说，美国人拒绝支持把有色人种青年当作罪犯的枪支控制观念非常重要。
限制枪支文化及其政治鼓吹者的温和呼吁并没有走得足够远，因为他们没有谈及造成美国尤其是年轻人和青少年如此频繁地相互残杀的暴力根源。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广泛报道的呼吁就没有包括政府催生的破坏和暴力文化的任何内容。无论其控制枪支游说和改善背景核查等建议的意图多么良好，但她根本没有涉及这种暴力文化正是被政府、金融精英和国防工业或赌场资本主义再生出来的本质，正是这种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大量的人类苦难和痛苦。而且，消除美国枪支暴力的所有呼吁都没有将这种暴力与针对青年尤其是贫穷的有色人种青年的更广泛战争联系起来。
暴力文化
认为大众文化中充斥的暴力直接导致了社会暴力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过，对暴力的描述有助于将暴力正常化，将其视为快乐之源或者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争论一番的话题。当年轻人和其他人开始相信极端暴力、热衷报复、无法无天、以牙还牙的世界是他们居住的唯一世界时，要审视、抗拒和改造真实生活暴力的文化和实践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许多批评家认为大肆宣扬暴力的大众文化面临混淆虚幻世界与真实生活世界之间界限的风险。他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是当人们在社会众多媒体和平台上推崇暴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种会对法西斯主义病态做出调整和适应是构成性文化。也就是说，依靠暴力繁荣的文化有可能面临丧失区分政治与暴力的能力的风险。司各特（A.O. Scott）认识到枪支暴力与大众文化间的联系，但他没有指出这种联系背后的深层意义。他写到：
假装枪支文化与大众文化无关或者虚拟暴力与真实世界无关是极其荒谬的。枪支有实际威力也有象征性威力，追捕、执法和自卫等现实行为在公民生活中并没有像虚幻世界中的正义复仇和英勇抵抗那么吸引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更多管控和因为中规中矩而更少危险性的时侯，暴力幻想却不断泛滥和强化，最终或许成为逃避组织化的工作和消费的发泄口。
大众文化不仅将暴力作为娱乐来宣扬，而且将暴力传递给热衷快乐原则的社会。人类遭受痛苦、折磨和肢解的画面越逼真，越极端，刺激和快感就越发强烈。虽然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1月禁止水刑作为审讯手段，但水刑仍然出现在包括《藏身之所》、《刺杀本拉登》、《魔鬼女大兵》、《飓风营救3》等在内的很多好莱坞电影中作为合法手段来使用。政府许可的虐囚不仅仅局限于好莱坞电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宣布他将恢复水刑，因为“与他们对我们犯下的罪恶相比，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在专制政治的版图上，道德堕落和逃避社会责任似乎根本就没有底线。
枪支暴力不过是冰山一角
美国患上了暴力传染病，结果是大量儿童被射杀。在宣布减少枪支暴力的一揽子行政行动时，奥巴马总统专门挑出枪支游说团和国会拒作为绝执行哪怕是温和枪支控制改革的罪魁祸首。奥巴马说，“枪支游说团或许现在把国会当作人质，但他们不可能把美国作为人质。我们不会必然接受这种杀戮作为自由的代价。”这种攻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国会拒绝就任何形式的枪支控制立法恰恰证明美国民主已死，也说明当今控制美国的是金钱和权力。在赌场资本主义支配下，财富和利润远比保证美国人的安全更加重要，比防止暴力在全国泛滥更有价值，比在密集枪击声中倒下的孩童的生命更加宝贵。
虽然共和党政客大放空炮，宣称奥巴马威胁把枪支从美国人身上夺走的行政干预违反美国宪法或破坏宪法第二修正案，但这些指控背后并不那么隐蔽的政治是，道德、同情心和责任感在金融精英、枪支游说团和大企业定义的军事化的文化面前统统溃不成军。这些势力代表了一种赶尽杀绝格杀勿论的途径，甚至拒绝考虑奥巴马的温和建议，如强化背景核查和限制枪支卖家无限制售卖，开发“智能枪支”技术，防止在美国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等。这些倡议很难说对美国持枪者会构成什么威胁。
枪支当然是美国的重大问题，但它们也是更大危机的症状：美国已经临近致命的新专制主义边缘。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具暴力的文化之一，枪支管理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芝瓦·伍德伯利（Zhiwa Woodbury）在犹太左翼报纸《修复日报》（Tikkun Daily）上谈及这个议题。他写道：
我们是大约3亿人拥有大约3亿条枪的国家，其中三分之一是可隐藏起来的手枪。这些枪的唯一目的都是尽可能快速和有效地杀人。除非没收枪支，否则用一种神奇的管理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防止枪支杀人的观点非常可笑，任凭全国步枪协会说得天花乱坠。同样，精神异常的个人造成的枪支伤亡人数在每年死于枪下的3万多美国人中的比例只有不足5%。
在当前的历史关头，枪支暴力是对公共空间安全的嘲讽，催生了拥抱致命的战争心理的组织和文化机构，他们依靠宣扬恐惧和不安全感破坏共同的责任感。监狱暴力与街头警察的暴力相关并非巧合；如今支配美国政治的残酷无情男子汉权威与针对女性、穷人、黑人、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的毫不掩饰的仇恨同样也非巧合，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20世纪专制主义传统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
随着暴力进入美国人生活的中心，它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导致民主肌体的瓦解。在此情况下，美国开始把每个人都当作潜在的罪犯，美国发起了针对自己国民的战争，开始不惜牺牲儿童及其未来。已经沦落为企业和金融利益走狗的政客傀儡出于狭隘自我利益和金融利益的需要拒绝铲除制造暴力的条件，他们必须为枪支暴力的破坏性文化中的受害者承担责任。我们对暴力的谴责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警察的残酷无情上。暴力并不仅仅来自警察。塔竹·科尔（Teju Cole）在《纽约客》指出，美国还存在源自国家权力的其他危险，如惩罚告密者，情报机构帮助逮捕那些抗议企业和国家权力滥用的人，企业控制下的媒体大肆宣扬无知、谎言和虚假信息，同时却要求“得到公民毫不动摇的支持”。
但是，我们听到的唯一改革是更安全的枪支政策，强制性地要求警察戴着照相机和更多背景核查。这些改革或许意图良好，但它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利用死亡发财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我们听不到出卖良心支持枪支游说团尤其是全国步枪协会的家伙如何为自己辩解。他们是国会中的政客，是制造大规模射杀和枪支暴力的帮凶，因为他们被死亡产业的倡导者收买了。同样是这群政客支持日常生活的军事化，鼓吹虐囚，对军工产业卑躬屈膝，以此换取军事-企业-学术联合体奖赏的几根骨头。
这些彻底腐败的政客是身着便服的杀手，其大胆和强硬体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近一场辩论中，反动的右翼脱口秀主持人休米·休伊特（Hugh Hewitt）向候选人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Ben Carson）提问，是否愿意以杀掉数千名儿童展现强硬领导力，似乎杀掉无辜儿童是对领导力的合法考验。这就是歇斯底里的恐惧政治和战争煽动，这是不受约束的恐怖主义焦点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代表国内外恐怖主义真面孔的道德和政治僵尸所定义的未来。
显然，美国的暴力起因不能仅仅止于问责政客。我们需要做的是发起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愿意挑战和取代这个赋予腐败无能和煽动战争的政客过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千疮百孔的制度。民主和正义依靠生命来维持，其挑战在于恢复它的生命力，不是改革而是彻底砸碎这个制度。这种革命只有在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生，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体斗争的无限责任来配合才行。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