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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上海制造是怎样陨落的?数千家企业去哪里了?

热度 1已有 2689 次阅读2018-5-24 09:55 |个人分类:时事转帖|系统分类:转帖-时事政治经济

  作者:评论部老徐


这是我们40年所经历的,做得很正确?

  前段时间,国内在讨论上海失去电子信息产业的机会。可是,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有知情者给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文章留言,40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电子厂。以此计算,上海曾经有近万家大小企业。上海曾经拥有中国最多的名牌,轻工业消费品名牌琳琅满目。

  现在,除了美国汽车和一个美国脑白金,你能讲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产品?

  今天看到的消息,上海制定“上海制造”三年计划,要重振上海制造。

  我们不得不问,40年前那些上海名牌去哪里了,近万家企业为何关门了?

  上海需要制造吗?

  改革开放40年,大声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也可探讨一下40年走过的弯路和损失。

  而上海制造的陨落只是中国制造陨落的一个缩影。

  那么中国制造是怎样陨落的呢?多少企业被 我们抛弃?

  4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挖了九个大坑,能活下来的制造企业可谓九死一生。

  就让我们从40年考察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

  一、850亿美元洋跃进

  中国经济危机的源头是一场850亿美元的洋跃进豪赌。

  毛泽东逝世后,有人就说毛泽东经济发展太慢了,要加经济发展,要大力引进外资。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9亿多美元,一下子举债近百倍,当然无法承受,问题很快出现。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二、印钞票、涨物价

  850亿美元的洋跃进带来财政的危机。政府的财政危机向老百姓转嫁,就印钞票和抬高物价。

  不要以为印钞票和涨物价是近几年的事。实际情况是1978年就开始了。近几年还在印,是因为要平稳落地,也就是软着陆,就很要印下去,创造一个时间的缓冲,否则就是硬着陆,还没有能力和时间处置这场危机。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到现在中国物价比40年前高涨了100多倍。

  印钞票和涨物价就像吸食鸦片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一直延续,越印越多,越涨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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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拨改贷抽干企业血液

  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四、中央权力下放,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洋跃进也让以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失灵,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权力。

  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工业为例。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五、市场换丢技术冲击中国企业

  放弃毛泽东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无底线地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当然受到人们的质疑,洋跃进的口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现在的的资料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年产轿车19万辆。这个数据不高,但当时的韩国就没有什么汽车,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四。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就是汽车产业,被 吴建民这些人天天津津乐道。可是当今天中国汽车每年2500万辆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中国汽车了。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车销售大国,但却是以比国外高三到五倍的价格买外国公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

  汽车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市场全部沦陷,产业全部沦陷。

  还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六、工人下岗企业失根基

  4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分田单干开始的。借鉴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业开始搞厂长承包制,但效果不佳。因为城市工人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队伍,他们认为是党全心全意依靠的队伍,是工厂的主人,不像农民那样随意改革。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国有企业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开始“砸三铁”,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出现了。对于这场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工人要求企业工人选厂长,而政府要把企业握在自已手里,派厂长还要承包,对立很大。工人下岗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都下岗离厂了,就没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卖就卖,想改就改。但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就是根本性的,这些工人是30多年积累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建国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积累起这样一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岗,企业没了工人还能做出好产品?改革者们天真的认为,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安排到生产线上,工厂立即开工生产,生产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实是产品立即做不出来,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失去了根本的基础,更别谈什么技术创新发展,朝夕不保,还有什么未来?企业既不是一包就灵,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后只好一卖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七、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

  工人下岗了,哪么科技和技术人员呢?

  现在我们知道,1972年中国的屠呦呦研制出了青蒿素有效地解决了世界难题疟疾病,国外实现了产业化,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可这在此之前,中国谁知道有个屠呦呦和青蒿素,国外引进中国技术产业化,而中国却根本不予重视,甚至给予鄙视。屠 呦呦连个院士也评不上,原因之一是没有外国学历。

  中国有多少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被丢弃,有多少科技人员被埋没?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经何时,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八、崇洋媚外压制本土企业

  这些年不断看到政府代表团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资,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当地的企业呢?

  本土企业基本消灭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国外投资者来建厂创造GDP。

  看到一个数据,中国43个重要产业 外资控制。

  看起来政府是市场经济不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投资让利,但却对国外公司花大本钱投资。

  比如,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九、政府房地产运动

  这40年,政府机构大跃进,官员公务员达到史无前列的膨胀。这么多官员公务员需要花钱养,聪明的中国官员发现了房地产。

  中国企业开始了“退二进三”的改革,企业把城市的厂房土地卖给政府,政府用来搞房地产,有的企业就在城外在给一块地建厂,有的工厂直接解散,卖地的钱给工人一些补偿,城里的工人不可能随厂搬迁。

  比如,中国最大电子基地北京酒仙桥就变成了现代艺术产业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就这样被 彻底消灭铲除了,被高楼大厦升级换代了。

  请问,北京、上海、天津等当年名牌成堆的城市还有什么工业名牌产品,可能就剩下房地产。

  接下来,政府城市运营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经济获取财政,政府成了一个权力公司,他们发现不需要企业了,企业成了累赘。卖一块地就赚几亿、十几亿,并且是无本生意,多少个企业才赚到这么多钱,要企业干什么用呢?企业就这么被 政府抛弃了,是生是死随你去,只要有房地产政府官员们活得很潇洒。

  中国这一场长达十年浩大无比的房地产运动伴随着城市化和金融化,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偌大的工地,演变成全民炒房,可快说将中国实体经济冲击得所剩无几。

  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卖土地5.4万亿。今年第一季度卖地1.3万亿,再增长42%。

  不得不逼中央下决心出手严格监管地方债和银行,严控资金进入房地产,防范重大风险。

  可以说,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联合谋杀了中国企业!

  因此,在最近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举起振兴实体经济的旗帜:“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又重新认识企业和实体经济。

  但是历史的大坑是难以在一朝一夕填平的,何况权贵们的挖掘机还在日夜轰鸣,他们要挖走最后一笔财富。

  为了彻底打垮中国制造业,特朗普也挥舞起了贸易战的大棒,他们不准中国制造业缓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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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稻草 2018-5-31 22:38
原标题:为什么各地频现教师讨薪?地方债危机已黑云压城

◎作者 | 拾叶

◎来源 | 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已获授权


01

末日气息,灰犀牛登场

最近,关于地方债的讨论猛然增多,百度和搜狗指数关于“地方债”这三个关键字的搜索指数热度激增。

事情的起因源于前几日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北京参加的一场论坛,在谈及地方政府债务时称,贺铿称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甚至许多地方连息都还不起。



此言一出,外界一片哗然。

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

因为在今年年初在财政部发布的《2017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里还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4706亿元,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这边财政部说地方债规模是16.47万亿,而另一边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却称地方债规模是40万亿。

两者差额高达23.53万亿,相当于7个福建省去年全年的GDP。如此巨大悬殊,我们到底该信谁?

刚感觉2016、17两年老百姓接盘买房,把杠杆率从政府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怎么还这么多!

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如果按照贺铿的说法,地方政府债务40万亿,那么再加上中央政府13.48万亿的债务,全国政府债务俨然高达53.5万亿。

这可就不是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政府杠杆率只有36.2%,而是高达64.7%!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民经济三大基本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8%飙升到49%,涨了接近三倍, 美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中国只用9年搞定!

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98%飙升到156.9%,现在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又在64.7%这么高的水平。

而杠杆本质是什么?是债务啊!

你不要给我说我们的债务没有风险隐患,我是坚决不信的!为什么贺铿说有些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

经济增速下滑,杠杆率持续攀升!

一头向下走,一头往上走,请问你拿什么还钱?

02

政府债务问题的前生今世

说到政府债务,在我国的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的负债率不高。那是因为中央政府参照并且一直坚持欧盟的一个规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的成员国,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不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

所以,我们看现在每年两会预算方案,中央的赤字规模预算都在3%以下,今年预算是2.6%。

但地方政府可完全不管这个。

因为中央政府是财权大,事权小。而地方政府是事权大,财权小。你要是不让地方政府高比例负债,那还修不修地铁马路了?建不建医院学校了?还搞不搞CBD了?干脆别发展了!

所以,既然地方要发展,那就要大幅举债!现在出了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太高。



很多人说你看地方政府披露的数据,帐面上看不高啊。

是 !我看国足队员的数据,我还以为国足能进世界杯呢……

那地方债务问题出在哪儿?

首先,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债务太大。头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搞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表面上看是企业债务,实质上却是政府债务。早在2013年的时候,网上就爆出过地方债危机,上至高堂庙宇,下至寻常人家吓坏了一帮人。

到了2014年底,中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多个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文件和管理办法意见。

并且那个时候,财政部还在改革报告研究中首次提出允许地方政府破产。

一群专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这样,2015年政府隐性担保的企业和项目都被叫停。但是,地方要发展啊。你不让我举债我怎么发展?

于是,到了2016年,地方政府又突破性自主“研发”了两种增加债务的方式。

第一种:把过去要做的公共产业项目拿到现在来做,这些项目都是企业立项要搞的,但最后是政府进行回购。所以本质还是政府项目。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债务本质还是政府债务。

第二种:就是现在很流行听着很高大上的产业基金。由于我们现在要进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很多产业要调整,要升级换代。所以政府要扶持一批企业。而扶持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于是,政府通过银行给相关企业担保,比如很多PPP项目,把这些企业的债务也搞成了政府的潜在债务。

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方政府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重,越滚越惊人!

03

解铃还须系铃人,地方债反危机举措

中国地方债的利率大约在4%左右。按照贺40万亿地方债的说法,地方政府每年要承担的利息就高达1.6万亿,再加上每年到期的债务,地方财政压力是极大的。

怎么解决?

第一,卖地;第二,收税。

于是,卖地这事儿我不讲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地王怎么来的?

但高层并不是不知道地方债问题。不管是十九大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还是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三大攻坚战第一个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都指向了一点,债务问题。

特别是今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会议重点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其实就是地方债和企业债问题。

监管层讲得很清楚,最担心是地方潜在债务。如果现在不加以抑制,未来会是大麻烦。所以为什么提出了地方政府官员要终身追究责任?你别想借了钱,玩高了甩给下一任,没门!

大家有印象的话,2017年底,中央曾叫停了包头地铁和呼和浩特的地铁和机场,并且叫停了一大批基础设施,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么,你当地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你搞这么多基建工程要花多少钱?你地方政府心里没点谱儿么?

这就是寅吃卯粮,先缺后空!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工作意见,有14个城市的地铁项目被冻结,言外之意就是你没那么大的能耐就别搞那么大的事儿。

到了现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已刻不容缓,容不得我们松懈了。

2018年以来,地方债发行变缓。不管是银行,还是券商,完成目标的卖地方债难度很大。

所以为什么说地方债问题是灰犀牛,因为在大家的心里,你地方政府的债务信用级别是最高的,但是从今年天津融资平台出事,湖南城投平台整顿,怎么越来越感觉地方政府的信用还不如一些企业呢?

是我错觉么?

最后,作为一个老百姓,我想替疑问很多小白问专家一个问题:地方债最后需要老百姓接盘么?

麻烦哪个专家解答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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