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一项新常态工作。因为创新是以基础的观念为前提的,基础有多大,创新就有多大的空间,而基础观念在一定的时期是相对稳定的,里程碑式的观念更新是有一个发展时间间隔的。例如牛顿、爱因斯坦之间就隔开了一段时间。例如亚里斯多德,到文艺复兴就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现在的基础观念是相对哲学到统一哲学的过渡期,科学由相对论向统一论过渡,神学趋向于流派的共融与人性的平等,在这么一个人类观念的更新过渡阶段,创新的空间是最大的,但也是非常艰难的时期,许多疑难的技术问题,需要超强能力、势力才能解决。那么,中国创新发展,就更要抓住牛鼻子发力了。那么牛鼻子在哪呢?在如下两点: 一是牢牢抓住集体创新。集体创新才是大势所趋,尤其是技术性的。国家、省、市、县、乡、村都要组织集体队。通过集体队为主体,带动个体队,和资本队。
二是打翻学术官僚主义。学术官僚主义是创新的大敌,是学术进步的敌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官僚主义盛行,创新能力急剧下降。论文不少,成果罕见,这就是典型的学术官僚主义表现,虚假、浮躁是必然的。学术官僚掌握权力,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是把创新放在首位,利益才是它们的终极目标。事实表明,中国的科研投入并不少,目前投入资金量是世界第二了,但成果却很少,与投入极不匹配。学术官僚主义不但自己搞不出成果,而且还要打击创新的人,一旦发现有什么好的观点,理论,它们一哄而起共灭之,因为这些创新会危及它们的利益,它们必须除之。例如屠呦呦就不与学术官僚主义为伍,结果理都没人理,一个国家科学奖都没人给她提名。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光就打击哲学创新的人。这些个学术官僚主义分子,老的或者年轻的,还把一些科学探索者称为民间科学,加以贬斥打击,科学就是科学,没有官方科学与民间科学之分,民间科学是学术官僚主义分子以官僚自居,去打击异己,而恶意贴上的标签。因此,学术官僚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它是中国创新的死敌,必须彻底清除,国家要尽快立法,予以打击,全部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