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缩减规模的大户 

　　夏志鹏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一位种粮大户。2010年，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与别人合伙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水稻。“结果第一年就亏了30万元。”夏志鹏说。

　　夏志鹏告诉记者，决定扩大种粮之前，自己单纯地认为“规模越大、效益越高”，在最初的理解中，“规模化种田”跟自己父辈种田的方式并无两样，“无非就是面积多一点”。

　　“当时也想着面积越多，能够得到的相关补贴也越多。”夏志鹏坦承，当时有关部门也鼓励大家往规模化的路子上走，“200亩起步，上不封顶”，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很有希望获得奖励。

　　夏志鹏还记得，当时对大户的奖励，区里是一户3000元，市里是1万元，省里则达到了5万元。由于一下子流转了1300亩地，自己不仅成为各级领导的视察对象，更成为当地媒体的宠儿，时不时能在当地电视台“露个脸”。

　　在这种背景下，赫山区出现了好几个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说起来好笑，大户名气都很大，结果都亏得很惨。”夏志鹏说，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反思失败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配套设备设施严重不足，不要说烘干机，就连旋耕机、收割机也只有一两台，粮仓、机耕道也没有。

　　第二，由于面积过大，田间管理一塌糊涂。那一年到了7月末，别人的田里都插上了晚稻，他的田里还有大片早稻没收完。

　　第三，分身乏术，管理混乱。工人们“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吃饭的时候坐了好几桌，做事的时候出不出力谁知道?”夏志鹏说。

　　如今，夏志鹏开始走精耕细作的路子，主动把种植规模缩减到500亩。他计划用两三年时间改善地力，稳住一批熟练劳动力，建立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拓展销售渠道，最终为自己生产的大米注册一个品牌。

　　“虚假利润”诱发扩张冲动 

　　主动减少种植面积的不只夏志鹏一人。在山东章丘绣惠镇太平村，64岁的种粮大户张保华也是如此。“今年我这182亩小麦虽然遭遇了白粉病的威胁，但平均一亩地还是收获了1004斤小麦，比我前两年包地多的时候多收一两百斤呢。”张保华说。

　　张保华流转土地的顶峰是在2013年，达到670亩。他告诉记者：“以前面积小的时候，管理很及时，我自己都能看得过来，后来到了670亩，必须雇用很多劳动力，如果没有补贴，赚不了多少钱。”

　　张保华表示，自己种地较少时，精耕细作，土地单产高，每亩能有500元利润，种得多时，每亩就只有两三百元的利润，甚至更低。许多大户都有同样的经历。那么他们扩大种植规模的动力来自哪里呢?来自政府的补贴或者奖励。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新型主体之后，山东对种粮大户进行了补贴。当时的规定为，凡种植水稻或小麦150亩以上、4000亩以下的，每亩补贴230元;4000亩以上的，给予定额补贴100万元。

　　在湖南，一些地方也曾出台大户扶持奖励措施，比如在长沙周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县，按照面积大小，当地政府会给予符合要求的种粮大户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奖金。还有一些县市则通过地方财政对大户购买农机农资进行补贴。

　　此外，由于涉农项目也倾向于将大户作为实施对象，使得不少人认为只要自己面积够大，就有希望挤进各种“项目笼子”，从中分得一杯羹。夏志鹏告诉记者，自己和合伙人就曾经为了到底是踏踏实实种粮还是“拉关系跑项目”争论过许多次。

　　“补贴、奖励的钱是一块‘虚假利润’，看起来好像规模经营之后赚钱更多了，而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不是从生产本身得来的利润。”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王蔚教授表示。

　　事实上，取得“虚假利润”的规模经营户还真不少。在离张保华不远的一个村，一位姓王的村民2013年包地400亩发展种植业，并在当年顺利拿到了山东种粮大户补贴。不过，2014年，由于管理不善，他每亩地赔了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