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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起，农村工业化？

已有 1292 次阅读2014-8-8 20:14 |个人分类:时事转帖|系统分类:转帖-时事政治经济

1975年夏秋，我国的各项建设继续往前推进，好消息不断。7月5日，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8日，河北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1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100多亿斤或3000多万担棉花，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30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9月1日，新华社报道，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3日，新华社报道，截止到1974年底，全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14日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极其不容易的。
9月23日，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在北京召开，集中讨论毛泽东批转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关于农村工作几点建议的指示，进一步解决农业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这个会议是毛泽东要求召开的。
8月1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报送了他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从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以解决人民公社中出现的贫富不均问题。9月3日，毛泽东批转这个建议，并要求主持中央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邓小平阅后，函告汪东兴，嘱中央办公厅将建议连同毛泽东批语印出，并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后，在毛泽东决定下，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对农业问题进行会商。
然而，这个会议还没结束，毛泽东又为会议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议题。
这个议题源自基层的一封群众来信。
就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农村工作时，9月27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央办公厅递送来的浙江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的一封来信。
周长庚在给毛泽东的来信中说，目前我省广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如烂漫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但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致使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把它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197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取得了可喜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同志对此却瞧不起，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我们劝这些同志要坚决丢掉错误思想，热情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这样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银行干部怎么给毛泽东写信，并且不是告状，而是提建议。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首先要与毛泽东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思路和理想谈起。农业和农村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最关注和最牵挂的大事情。他说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这并不是他的终极理想，他的目标是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即“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将来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既是他要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剪刀差“的方式，也是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
这个理想不是他这一两年才有的。早在1958年11月，他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社会形式，高速度的发展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961年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就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即去农村发展工业，实行农村工厂化，人民公社工业化，实现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真正解决农村贫穷、落后的问题，消灭三大差别。但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保国有企业，1962年9月，在经济调整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不办企业。他的农村工业化步伐暂时遭到失败。
毛泽东提出的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且希望通过公社和大队办工业来实现，最终实现全国工业化，这个方向，并没有错。他也没有因为上次暂时受挫而动摇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梦想。1966年，在上一年全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再次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随后，各地尤其是一些搞得好的公社、大队由于集体发展很快，有了较多的结余，经济实力强大了，便去开始搞小作坊、小工业。如后来著名的华西村，就是这个时候，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率领下办农具加工厂而起步的。
毛泽东发展农村社办工业的思路，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经过多年发展，各地农机厂、农具厂、小冶金、小化肥遍地开花，涌现出一大批好的典型。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登载《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介绍巩县回郭镇公社的典型。
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创办社队工业，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它的发展确实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正确性。
1958年“大跃进”时，回郭镇公社曾办起一些社队工业，不久就在经济调整中全部被砍掉。虽然被砍掉了，但群众对这种社办工业记忆犹新。60年代经济形势好转后，公社在制订全面发展生产规划时，又把搞小工业列入规划之中。有了规划，干部群众就准备实施，然而，这些祖祖辈辈只会种田的“泥腿子”，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困难重重，缺资金，没机器，就是借钱买来机器，也用不起、修不起，没技术人员，机器配套也成了难题。有的干部为难了，主张等一等再说，社员们却说：“等到何时？等就是不干，等就要耽误时间，等就要落后！”正在这时，县里传达了毛泽东“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指示，回郭镇公社的干部群众大受鼓舞，大家一起想办法，终于办起了一批社办小工厂。
这种尝试，果然带来了农村的巨大活力。
1970年，回郭镇公社社队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300多万元资金和1100多件机具和设备。谁知有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逼迫社队工业下马。这回尝到甜头的干部们硬朗起来了，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立足农业办工业，粮食年年增产，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多，集体经济日益巩固，这咋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有条件的，要办一些小工厂，是毛主席说的！”社办工厂的工人也坚决地说：“砍社办工业，是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
由于干部群众的坚持，大部分社、队工业硬是保留下来了。
这种农村工厂化的模式，确实是农村发展的好途径。社办企业为农业提供了资金积累，还可以自己生产农具，为农业实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这些农业的迅捷发展，迫切要求迅速实现机械化，也要求公社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工业装备农业、支援农业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回郭镇公社兴办社队企业后，局势大变，机械化的潮流也开始涌现。
芦医庙大队是公社最早社办工业的大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每年工业和副业收入多达20多万元。工业和副业收入，除用于当年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外，几年中投资打深井七眼，买大小拖拉机12部，粮食平均亩产比丰产的1965年增长一倍，达到1154斤。而西圪垱大队办起社办企业的变化，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个大队在1965年还是一个穷队，连30元的打井工具费都得向属下生产队进行摊派。1966年起，他们把兴办社队企业作为重点工作来做，先后办起了机修、炸药、机瓦、滤蕊器、磨面等多项工业和副业生产，结果，以工助农，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大队向农业投资逐年增多，粮食亩产蹭蹭增加，拖拉机等机械化农具也增添了不少，社员们农业生产的条件迅速改变，穷队成为远近闻名的富队。
这些变化更加深了，回郭镇公社干部群众发展社队工业和副业的劲头。1973年，全公社的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较上年增加230万元，水利建设也随之加快，一年就扩大水浇地一万亩。与此同时，日益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为发展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力、资金、原料和市场。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程度和农业基本建设的需要，各个社、队有计划地逐步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到工业方面。公社和大队的工业和副业占用的劳力，占全公社劳力总数的12.7%。社队工业的劳力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做工，农忙务农。在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再开展多种经营的开展，为办工业开辟资金来源，仅大白菜一项，全社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菜3000万斤，收入相当可观。
随着水利化的实现，使用化肥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回郭镇公社又办起了化肥厂，自己解决化肥。
回郭镇公社通过大兴社办工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全公社的公共积累达到940万元，按人口平均，全社每人达到160元，在物价低廉的70年代，这是一笔数量惊人的大钱。与此同时，社办企业大大改进了回郭镇公社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全公社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全社80%的土地实现园田化，耕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所有的生产队都通上了电，用电灯照明，化肥自给有余。
回郭镇公社办社队企业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的道路和社队工业作用巨大。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为题，报道回郭镇公社社办工业的典型事迹。这个发展社办企业的极好典型，也给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工作的周长庚，带来了启发。
因为在银行分管农村金融业务，周长庚经常接触农村干部和群众，和他们一起共同探讨发展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在农村的走走和交谈中，他发现农村这些年的快速发张中都普遍存在几个新矛盾和新问题，如：（1）由于农村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的需要，资金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国家财力和信贷资金有限，包不下也不可能包下来，怎么办？（2）由于农村生产条件逐步改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人多田少的乡村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众多劳力挤在人均三四分田地里争工分，劳动力浪费严重。农村劳力出路何在？
其实，他发现的问题，已是各地农村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情况。一些公社和大队已开始自己找出路了。他们从毛泽东当初引导的农村工业化、公社工厂化上找到了出口，自动恢复和兴办社队企业。这样做，发展小工业、小企业，不仅增加了社员们的经济收入，还以工补农，筹集到了大笔农村建设资金，同时又安置了大批剩余劳力。特别是临近大中城市的郊区公社办的社队工业，效果更加显著。而在不少地方在兴办社办企业时阻力重重，支持社办工业的干部被批判为“扶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想干的干部心有余悸，怕冒风险了，明知兴办农村工副业有好处，也不敢公开支持。社员们找上门，则经常发生“踢皮球”的事儿。同时，一些社队办的工厂产品销路好，赚钱多了，就被上面收归部门管辖。这些因素又大大影响社队企业的发展。
1975年7月，在浙江省财政银行召开的一次农业信贷工作座谈会上，周长庚汇报了自己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以上情况和问题，立即引起到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众人纷纷反映类似问题，一面交流意见，一面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学习毛泽东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发现其中谈到了社办企业，并且他还提出说：“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这句话马上坚定了与会人员扶持农村社队工业的信心和决心，众人变得兴奋起来了。
在座谈会上，一些代表介绍了赴兄弟省，市参观学习的经验体会。他们还带回了不少的典型经验资料。其中，大家认为《河南日报》发表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调查报道，标题鲜明，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并且证明公社兴办工副业，前途光明，大有作为。
这次座谈会更加使得周长庚认为社队办工业这条路子是对的，而银行为农服务也大有可为，且义不容辞。会后，他顺路向在地区开会的市、县负责人汇报了省里座谈会精神。
市、县负责人认为财政银行部门为农服务方向对头，精神可嘉，但同时指出两点：一是在中央没有明文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有关章节前，对社队办企业问题不能轻易表态，更不能全面规划发展；二是中央没有明确指定那个部门主管社队企业前，也不敢指定由谁主管，暂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谈话中，一位负责人还挠头说：“此事牵涉面广，党委有责任向上反映，你们部门也可如实反映，如果毛主席有新的指示，那就好办了。”
正是这句话启发了周长庚。
回到家里后，他就思忖着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可给毛泽东写信不是一件小事，他怕自己的所为干扰他老人家的工作，一时忐忑不安。经过思考，他整理了有关资料，又找到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于1974年12月给湖南省委有关发展社队企业的一封信，有了政策根据，于是下定决心给毛泽东写信。
9月5日深夜，他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建议中央对农村办工业作出新的指示，明确主管单位，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同心协力支持农民兴办各类企业，增加经济收入，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繁荣城乡经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
信写好后，他随信附上华国锋关于发展社办企业给湖南省委的信及《河南日报》对巩县回郭镇公社发展社办工业报道的典型材料，一起寄往北京。
他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看了他的来信和两份关于社队企业材料后，十分欣喜，当即用红色铅笔批示：
小平同志：
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导）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9月27日
邓小平接到这个批示，当即决定把两封信和《河南日报》的报道一起作为正在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随后，中办以〔1975〕228号文件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并全文刊印两信一报道，发给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委书记。
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通栏大题，转发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并配发署名“郭大江”的文章《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
此时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已于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正在进行当中）。参加会议共有3700位代表，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办公厅又将此信件印发给全体与会同志。
这次会议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并确定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些信件引发后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0月19日，大会在北京闭幕。20日，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激动地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信，表示说：“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开展，给我们知识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把自已的文化科学知识用在农业学大寨上，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大力开展科学种地，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23日，陈永贵将这封信报送邓小平。邓小平再转报毛泽东，并在信笺上写道：“建议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0月27日，毛泽东看到了邢燕子、朱克家等人的来信，欣然批示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次日，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毛泽东的批语和党中央对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会议精神以及回郭镇农民“幸福生活”，对中国农村再次产生强烈的震动。一时之间，各地前去回郭镇人民公社的“取经者”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全国农村掀起大办小企业、小工厂的高潮。而回郭镇的传奇还在继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它的高度评价，鼓舞全社干部群众办好工业的信心。1975年，全社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510万元，比上一年增长48%，粮食亩产1059斤，平均每亩净增41斤。
历史没有割断。以后，邓小平主政后，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大潮其实就是社办企业的继续。纵观中国新农村的大跨步发展，毛泽东的农村工厂化、社队办企业的思路无疑是后来乡镇企业大潮的始作俑者。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周长庚由衷地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党和共和国的伟大领袖，繁忙国务，日理万机，日以继夜，但他始终关心农民，关心农业，关心农村建设，非常重视来自农村基层的呼声，热情爱护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给下一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首往事，记忆犹新，我作为参加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普通战士，亲身受到毛泽东思想的鼓舞，教育和鞭策，深感荣幸，毕生难忘。”①（①《毛泽东与农业》，郭书田主编，第201、205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送审稿，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