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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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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主
一，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二，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XX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作者：黎阳）
一，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二，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XX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作者：黎阳）
价值观、主导思想理论的巨大差别......
，因为小岳说他们是阴沟里的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