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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济人"假设与反腐败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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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得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结论。根据这一逻辑，只要能取得最大经济利益，资源配置便“合理”了。然而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代表一切的合理性。因为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追求任何私人利益都是“不合理”的。这说明，从反腐败角度看，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不应是“经济人”。本文以“反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提出了从公权力配置资源出发构建反腐败学的理论构想。
关键词：“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
近年来，反腐败研究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打开缺口，探讨反腐败理论。所谓“反腐败经济学”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结果。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寻租理论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把政府干预市场化，把政府创租、企业寻租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为研究“权钱交易”等经济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云鹏认为，在以往与“寻租”有关的“权钱交易”中，掌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对寻租者而言，在交易中，“送上一元钱，可能会得到10元，乃至 100元的回报”。这种简单的成本核算及其收益，驱使更多的寻租者“积极”参与到“寻租活动”。无论是合法、半合法，还是非法的“寻租活动”，其实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公共财富，或将公共财富据为己有的腐败行为，从本质上看都属于违法违纪行为。人们对腐败、反腐败的认识依然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多数情况下将腐败与反腐败视为政治行为、政府行为、政治集团组织性行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腐败、反腐败与经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1]所以张云鹏认为，可以建立一门“反腐败经济学”，为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并遏制腐败提供另一种可能性。[2]
但我认为，建立“反腐败经济学”是对经济学的一种误读。“反腐败经济学”在逻辑上是个悖体，因为从建立学科的角度看，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反腐败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恰恰是相反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反腐败则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
不过，将腐败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腐败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我们知道，资源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配置，二是政府调控，即公权力配置。为便于直观地表述，我们用下面的资源配置公式表示：
资源配置=市场配置+公权力配置。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但怎样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学意义上合理的呢？这就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一假设，问题来了：市场配置的主体作为“经济人”无疑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但公权力配置的主体如果也是“经济人”，去追求不正当利益最大化，岂不是腐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职人员实施犯罪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权力、财富等）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权衡，最终也会做出自己认为的合理选择：实施腐败的行动。”[3]
所以说，腐败与经济学结合确实可以建立一门学科，但不是“反腐败经济学”，而是“腐败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4]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腐败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反经济学”理论。
“腐败经济学”与“反腐败经济学”虽一字之差，实则南辕北辙。因为“腐败”从利益考量看与“经济人”具有逻辑一致性，建立“腐败经济学”没有任何逻辑障碍，而且它确实揭示了腐败的本质，即“腐败”是通过公权力配置资源来实现不正当利益。但“腐败经济学”从学科性质上讲显然不是反腐败理论，反而是一种腐败理论；它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反经济学。“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5]
由此看来，“反腐败经济学”虽然立足于反腐败，但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腐败经济学”虽然能成为一门学科，但却是反经济学的腐败学说，顶多不过是一门类似于“厚黑学”的歪学，学之恐贻祸社会，不足为学。
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是不追求利益，只是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则是公权力配置资源所要追求的。事实上，公职人员用公权力配置资源时，其身份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应是私人利益的代表。所以，在设计公权力配置资源制度时，一方面要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杜绝公职人员追求不正当利益。有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开这一矛盾，索性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美其名曰“市场理论”。但我们知道，经济学历来都不能回避公权力配置资源问题，只是不愿正视这个问题而已。像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等，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即公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妨把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狭义经济学，而把研究“公权力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叫做广义经济学。很显然，在广义经济学中，公权力配置资源的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同样用公式直观地表示为：
狭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
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这样我们得到下述经济学公式：
经济学=狭义经济学+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从经济学的完整意义上说，由于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不可抹杀，所以所谓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理论其实是狭隘的。广义经济学概念弥补了狭义经济学的不足，也能更好地解释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并行的新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即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6]不过这种经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腐败。“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增长，其成本和代价也是很高的，低效率和贪腐很重的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由于票证的实行和价格差的存在，腐败主要发生在消费品领域；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以来，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腐败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领域[8]。尽管伴随着这些腐败，但中国经济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使许多经济学家直呼中国经济看不懂[9]，其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广义经济学”。因为中国在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将腐败遏制在可控范围内，使腐败现象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的“肌体”。
到此，我们是否就解决了“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呢？不然。因为只要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腐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权力作用的‘双刃剑’，在无制约的公共权力面前，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败劣根性，是无法避免的。”[10]有腐败，就不能说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腐败的实质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经济学研究的“公权力配置资源”确实存在与“合理配置资源”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由于存在市场配置和公权力配置两种不同性质的配置方式，以及公职人员存在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前提下，“合理配置资源”本身就是个悖论，因而在经济学内部是不可能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另一门理论：反腐败学。
反腐败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我姑且称之为“反经济人”。也就是说，反腐败学的行为主体——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代表身份不能是“经济人”，而应是“反经济人”；但公职人员的公共利益代表身份又是“经济人”，需要其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会构成渎职。这样，我们得到公职人员在经济学意义上互相矛盾的追求，即公职人员具有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因而扮演着“经济人”和“反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反经济人”假设：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任何不正当利益。
公职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经济人”的角色追求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私人利益的代表以“反经济人”的角色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这都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学公式类似，我们用以下反腐败学公式来直观表达：
反腐败学=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私人利益代表）。
现在，我们可以完整地描述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了，即合理配置资源除了从狭义经济学视角来搞好市场配置，从广义经济学视角搞好公权力配置，还应从反腐败学视角来规范公权力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学是破解经济学中“合理配置资源”悖论唯一的逻辑选择。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合理配置资源公式：
合理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狭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广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意义）。
所以说，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却具有相同的追求，那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换言之，经济学和反腐败学都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其中经济学研究市场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公权力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合理配置资源，而反腐败学研究公权力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而合理配置资源。
在这里，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都研究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但却有着明确的理论边界；两者的理论预设，一个是“经济人”假设，一个是“反经济人”假设，也是完全相反的。
综上所述，反腐败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和研究领域，其理论边界也十分清晰，其理论价值更无庸置疑。
(本文摘自《国腐论》总论，标题有改动，作者：王习加）
[1] 潘启雯.经济学视阈中的反腐败之维评张云鹏《反腐败经济学》[EB/OL]，http://www.sinoss.net/2010/0515/21632.html， 2010-5-15.
[2] 张云鹏. 反腐败经济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0.
[3]徐晓冬. 制度的理论与技术细节——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借鉴与思考[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5-10.
[4]耿建萍. 从经济学角度探索治理腐败途径 不妨创立“腐败经济学”[N]. 山西经济日报，2009-10-24.
[5] 杜君立，腐败经济学[EB/OL]，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108/t20110830_120218.htm.2011-8-30.
[6] 林毅夫，“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J]，理论导报，2010，(3).
[7] 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J]，学术月刊，2011，(8).
[8] 2009年5月14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党校“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讲课时所讲.
[9] 韩秀云.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5.
[10] 曹英. 权利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1.
关键词：“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
近年来，反腐败研究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打开缺口，探讨反腐败理论。所谓“反腐败经济学”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结果。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寻租理论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把政府干预市场化，把政府创租、企业寻租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为研究“权钱交易”等经济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云鹏认为，在以往与“寻租”有关的“权钱交易”中，掌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对寻租者而言，在交易中，“送上一元钱，可能会得到10元，乃至 100元的回报”。这种简单的成本核算及其收益，驱使更多的寻租者“积极”参与到“寻租活动”。无论是合法、半合法，还是非法的“寻租活动”，其实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公共财富，或将公共财富据为己有的腐败行为，从本质上看都属于违法违纪行为。人们对腐败、反腐败的认识依然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多数情况下将腐败与反腐败视为政治行为、政府行为、政治集团组织性行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腐败、反腐败与经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1]所以张云鹏认为，可以建立一门“反腐败经济学”，为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并遏制腐败提供另一种可能性。[2]
但我认为，建立“反腐败经济学”是对经济学的一种误读。“反腐败经济学”在逻辑上是个悖体，因为从建立学科的角度看，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反腐败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恰恰是相反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反腐败则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
不过，将腐败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腐败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我们知道，资源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配置，二是政府调控，即公权力配置。为便于直观地表述，我们用下面的资源配置公式表示：
资源配置=市场配置+公权力配置。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但怎样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学意义上合理的呢？这就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一假设，问题来了：市场配置的主体作为“经济人”无疑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但公权力配置的主体如果也是“经济人”，去追求不正当利益最大化，岂不是腐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职人员实施犯罪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权力、财富等）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权衡，最终也会做出自己认为的合理选择：实施腐败的行动。”[3]
所以说，腐败与经济学结合确实可以建立一门学科，但不是“反腐败经济学”，而是“腐败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4]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腐败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反经济学”理论。
“腐败经济学”与“反腐败经济学”虽一字之差，实则南辕北辙。因为“腐败”从利益考量看与“经济人”具有逻辑一致性，建立“腐败经济学”没有任何逻辑障碍，而且它确实揭示了腐败的本质，即“腐败”是通过公权力配置资源来实现不正当利益。但“腐败经济学”从学科性质上讲显然不是反腐败理论，反而是一种腐败理论；它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反经济学。“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5]
由此看来，“反腐败经济学”虽然立足于反腐败，但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腐败经济学”虽然能成为一门学科，但却是反经济学的腐败学说，顶多不过是一门类似于“厚黑学”的歪学，学之恐贻祸社会，不足为学。
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是不追求利益，只是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则是公权力配置资源所要追求的。事实上，公职人员用公权力配置资源时，其身份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应是私人利益的代表。所以，在设计公权力配置资源制度时，一方面要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杜绝公职人员追求不正当利益。有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开这一矛盾，索性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美其名曰“市场理论”。但我们知道，经济学历来都不能回避公权力配置资源问题，只是不愿正视这个问题而已。像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等，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即公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妨把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狭义经济学，而把研究“公权力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叫做广义经济学。很显然，在广义经济学中，公权力配置资源的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同样用公式直观地表示为：
狭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
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这样我们得到下述经济学公式：
经济学=狭义经济学+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从经济学的完整意义上说，由于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不可抹杀，所以所谓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理论其实是狭隘的。广义经济学概念弥补了狭义经济学的不足，也能更好地解释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并行的新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即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6]不过这种经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腐败。“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增长，其成本和代价也是很高的，低效率和贪腐很重的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由于票证的实行和价格差的存在，腐败主要发生在消费品领域；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以来，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腐败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领域[8]。尽管伴随着这些腐败，但中国经济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使许多经济学家直呼中国经济看不懂[9]，其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广义经济学”。因为中国在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将腐败遏制在可控范围内，使腐败现象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的“肌体”。
到此，我们是否就解决了“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呢？不然。因为只要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腐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权力作用的‘双刃剑’，在无制约的公共权力面前，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败劣根性，是无法避免的。”[10]有腐败，就不能说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腐败的实质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经济学研究的“公权力配置资源”确实存在与“合理配置资源”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由于存在市场配置和公权力配置两种不同性质的配置方式，以及公职人员存在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前提下，“合理配置资源”本身就是个悖论，因而在经济学内部是不可能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另一门理论：反腐败学。
反腐败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我姑且称之为“反经济人”。也就是说，反腐败学的行为主体——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代表身份不能是“经济人”，而应是“反经济人”；但公职人员的公共利益代表身份又是“经济人”，需要其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会构成渎职。这样，我们得到公职人员在经济学意义上互相矛盾的追求，即公职人员具有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因而扮演着“经济人”和“反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反经济人”假设：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任何不正当利益。
公职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经济人”的角色追求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私人利益的代表以“反经济人”的角色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这都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学公式类似，我们用以下反腐败学公式来直观表达：
反腐败学=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私人利益代表）。
现在，我们可以完整地描述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了，即合理配置资源除了从狭义经济学视角来搞好市场配置，从广义经济学视角搞好公权力配置，还应从反腐败学视角来规范公权力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学是破解经济学中“合理配置资源”悖论唯一的逻辑选择。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合理配置资源公式：
合理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狭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广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意义）。
所以说，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却具有相同的追求，那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换言之，经济学和反腐败学都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其中经济学研究市场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公权力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合理配置资源，而反腐败学研究公权力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而合理配置资源。
在这里，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都研究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但却有着明确的理论边界；两者的理论预设，一个是“经济人”假设，一个是“反经济人”假设，也是完全相反的。
综上所述，反腐败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和研究领域，其理论边界也十分清晰，其理论价值更无庸置疑。
(本文摘自《国腐论》总论，标题有改动，作者：王习加）
[1] 潘启雯.经济学视阈中的反腐败之维评张云鹏《反腐败经济学》[EB/OL]，http://www.sinoss.net/2010/0515/21632.html， 2010-5-15.
[2] 张云鹏. 反腐败经济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0.
[3]徐晓冬. 制度的理论与技术细节——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借鉴与思考[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5-10.
[4]耿建萍. 从经济学角度探索治理腐败途径 不妨创立“腐败经济学”[N]. 山西经济日报，2009-10-24.
[5] 杜君立，腐败经济学[EB/OL]，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108/t20110830_120218.htm.2011-8-30.
[6] 林毅夫，“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J]，理论导报，2010，(3).
[7] 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J]，学术月刊，2011，(8).
[8] 2009年5月14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党校“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讲课时所讲.
[9] 韩秀云.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5.
[10] 曹英. 权利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