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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腐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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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专著《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从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国富论》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使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宝”。
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从恩格斯的论述不难看出，国家这个范畴有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阶段、保持社会“秩序”、同社会相异化。认识到国家的本质后，我们再来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本来就是经济人，贪欲是人的本性，人们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在经济学意义上都是合理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本质的揭示，恰恰表明资本对最大利益的追逐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而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这种学科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这种阶级冲突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终于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当然，这种分化并没有消灭这种冲突，而是在冲突中进一步寻找缓和冲突的办法，从而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当然，这里所说的“秩序”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秩序”和社会主义“秩序”，还包括两种“秩序”共存的“秩序”。
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自然地落在了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身上，这种力量就是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就是由所有社会成员让渡出来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力或者叫公权力。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公权力是“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它来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或者说对过剩的财产的私人占有。因而这种力量本身也逃不脱社会本身的冲突，即每个人（包括公职人员）的贪欲本性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就使我们逐步靠近了腐败的真相，即腐败早已蕴含在公权力的本质属性之中。换言之，公权力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本身又具有“腐败”的“基因”，而这种“腐败基因”却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因”。公权力的“腐败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便转化为腐败。而腐败一旦发生，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中蔓延，从而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如果不及时“救治”，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
社会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前进的。《国富论》告诉人们要以追逐最大利益为目标，但有时必须牺牲社会伦理道德。以国家为基础的公权力通过强制性行为来缓和这种“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公权力是为维持“秩序”而生，却也是“腐败”的罪魁祸首。而腐败又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大元凶。这是公权力本身的矛盾性和不完备性。不管是在哪一种国家制度下，腐败都是人类社会的“毒瘤”，都需要找到“医治”的办法。本书的研究表明，虽然我们无法将腐败从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清除出去，但我们可以认识腐败，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正确路径，进而将腐败抑制在可控的范围，以使社会“秩序”不因腐败而瓦解。
于是我将本书命名为《国腐论》。本书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论文《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研究》。希望它对于抑制腐败、维持“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希望从此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反腐败学。
《国富论》与《国腐论》看上去毫无关系，实则渊源深厚。其一，“经济人假设”是《国富论》的立论前提，而经济人的人性特征就是贪欲。与人的经济动因一样，人的腐败动因也是人的贪欲。贪欲正是人性“细胞”中腐败的“原癌基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腐”与“富”实出同源。不过，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反，反腐败学的逻辑前提是“反经济人假设”。其二，合理配置资源是《国富论》的经济学原则，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也是《国腐论》阐述的反腐败学原则，即通过运用公权力合理配置资源来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与反腐败学实为孪生兄弟。当然，经济学中的“合理性”与反腐败学中的“合理性”绝非同一回事。
由于受本人学识水平和写作条件的限制，本书写作中难免挂一漏万。唯愿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选题的关注。
该选题得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周作翰教授和杨小云教授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国家预防腐败局李洋先生，我的老同学、国务院纠风办王卫国先生对我的写作提纲作了精心修改。我在宁乡县纪委时的同事吕大伟博士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对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王习加
2013年3月于长沙
（《国腐论》一书将于近期出版，敬请关注）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宝”。
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从恩格斯的论述不难看出，国家这个范畴有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阶段、保持社会“秩序”、同社会相异化。认识到国家的本质后，我们再来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本来就是经济人，贪欲是人的本性，人们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在经济学意义上都是合理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本质的揭示，恰恰表明资本对最大利益的追逐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而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这种学科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这种阶级冲突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终于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当然，这种分化并没有消灭这种冲突，而是在冲突中进一步寻找缓和冲突的办法，从而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当然，这里所说的“秩序”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秩序”和社会主义“秩序”，还包括两种“秩序”共存的“秩序”。
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自然地落在了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身上，这种力量就是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就是由所有社会成员让渡出来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力或者叫公权力。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公权力是“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它来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或者说对过剩的财产的私人占有。因而这种力量本身也逃不脱社会本身的冲突，即每个人（包括公职人员）的贪欲本性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就使我们逐步靠近了腐败的真相，即腐败早已蕴含在公权力的本质属性之中。换言之，公权力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本身又具有“腐败”的“基因”，而这种“腐败基因”却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因”。公权力的“腐败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便转化为腐败。而腐败一旦发生，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中蔓延，从而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如果不及时“救治”，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
社会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前进的。《国富论》告诉人们要以追逐最大利益为目标，但有时必须牺牲社会伦理道德。以国家为基础的公权力通过强制性行为来缓和这种“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公权力是为维持“秩序”而生，却也是“腐败”的罪魁祸首。而腐败又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大元凶。这是公权力本身的矛盾性和不完备性。不管是在哪一种国家制度下，腐败都是人类社会的“毒瘤”，都需要找到“医治”的办法。本书的研究表明，虽然我们无法将腐败从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清除出去，但我们可以认识腐败，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正确路径，进而将腐败抑制在可控的范围，以使社会“秩序”不因腐败而瓦解。
于是我将本书命名为《国腐论》。本书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论文《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研究》。希望它对于抑制腐败、维持“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希望从此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反腐败学。
《国富论》与《国腐论》看上去毫无关系，实则渊源深厚。其一，“经济人假设”是《国富论》的立论前提，而经济人的人性特征就是贪欲。与人的经济动因一样，人的腐败动因也是人的贪欲。贪欲正是人性“细胞”中腐败的“原癌基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腐”与“富”实出同源。不过，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反，反腐败学的逻辑前提是“反经济人假设”。其二，合理配置资源是《国富论》的经济学原则，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也是《国腐论》阐述的反腐败学原则，即通过运用公权力合理配置资源来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与反腐败学实为孪生兄弟。当然，经济学中的“合理性”与反腐败学中的“合理性”绝非同一回事。
由于受本人学识水平和写作条件的限制，本书写作中难免挂一漏万。唯愿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选题的关注。
该选题得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周作翰教授和杨小云教授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国家预防腐败局李洋先生，我的老同学、国务院纠风办王卫国先生对我的写作提纲作了精心修改。我在宁乡县纪委时的同事吕大伟博士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对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王习加
2013年3月于长沙
（《国腐论》一书将于近期出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