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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写中国故事的华人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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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在加州奥克兰的家中。她刚来美国时是科学家，后来却成为职业小说家。
Drew Kell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加州奥克兰——作家李翊云在北京长大，身为一位物理学家的女儿，她似乎注定要从事科学研究。但她说她会 “假装在学数学”，其实在偷偷读“一本厚厚的唐诗集”。多年后，她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时故伎重演：在实验室看起了《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剪下来的短篇小说。
“我父母非常反对我写作，甚至非常反对我读文学书籍，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给你灌输错误的思想，”她近日在家中回忆说，她的家在奥克兰一个绿树成荫的山腰住宅区里。“我觉得他们就希望我只看科学书籍。但我从小就喜欢文学。”
十几年前，李翊云终于禁不住诱惑，弃医从文，报名参加了艾奥瓦大学著名的写作计划。自那之后，她已经出版了两本备受赞誉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天才奖”，并入选多个“最佳美国年轻作家”名单，她的经历令这些成就愈发显得惊人：1996年到美国时，她还从未用中文或英文 写过任何作品，当时她会说英语，但不太口语化。
“她是作家用第二语言写作的一个有趣例子，”曾在《格兰塔》 (Granta)杂志任编辑的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说。现年41岁的李翊云被该杂志选入“最佳青年小说家”之列。“她的文字优雅而流畅，其实是在掩盖她的人物所感受到的暧昧与迷失，那是一 些相当暴躁而剧烈的感受。她几乎是一个19世纪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你可以感受到传统以一种今天不复存在的方式在发挥影响。”
李翊云的最新小说《比孤独更温暖》(Kinder Than Solitude)本周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发行，故事在中国和美国两地间转换。在小说开始，四个主角还是青少年，1989年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的余波中，他们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长 大。最年长一个的朋友中毒身亡后，剩下三个人渐行渐远，而投毒者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三个人中一个成为富有但没有灵魂的商人，在中国的经济繁荣中飞黄腾达，另外两人远走美国，定居在像伯克利、麦迪逊和坎布里奇这样的大学城中，但却从来没有真正适应那里的生活。
由于有这样的移民元素，人们经常把李翊云跟朱诺·迪亚斯 (Junot Díaz)、爱德薇芝·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加里·斯坦加尔特(Gary Shteyngart)，以及她的朋友丹尼尔·阿拉尔孔(Daniel Alarcón)这样的小说家一起称为第一代“新美国人”作家。但她立即指出，自己的情况大不相同：她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成年，不再是孩子，她并不是在双 语环境中长大的。
“其实我不知道移民作家应该写些什么，”她说，“如果你看一下我作品中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没有移民那样的挣扎。实际上他们过得相当不错。如果他们愿意，本来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他们更多地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挣扎，”面对他们从中国带来的问题。
不过，李翊云似乎很顺利地适应了美国的郊区生活。她在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教写作课，她还谈到送儿子文森特(Vincent)和詹姆斯(James)去上音乐课和参加体育活动的日常安排。丈夫李大鹏（音译）是她在中国读大 学时的恋人，目前在Pandora音乐服务公司当软件工程师。
“每次我去整牙医生的办公室时，我都会说，‘这就是我的美国生活，’”她笑着说。
她的朋友布里吉德·休斯(Brigid Hughes)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编辑，就是他最早刊登了李翊云的短篇小说。休斯说，“她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而不是被社会、历史，甚至她的母语所定义，对此她非常执着。”
《比孤独更温暖》中也有美国人角色，显示李翊云在进行新的尝试。她 的首部长篇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漂泊者》(The Vagrants)，故事完全以中国为背景，发生在一个名叫泥河（Muddy River，以她丈夫的家乡为蓝本）的地方城市，时间是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在《纽约时报》书评中，皮科·耶尔(Pico Iyer)称这本书“悲伤而坚韧”，里面的人是“一个瘫痪社会的受害者，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放逐了人性，令清白成为一种罪过。”
虽然李翊云很小心，不愿被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动荡不安却在其作品的背景中若隐若现。内战、抗日战争、大跃进饥荒时期、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这些事件很少成为其作品的前景，但它们限制了——往往还摧残了——书中角色的生活，让他们无法跟意中人共结连理，无法在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无法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
“她的作品来自非常个人化的层面，但我认为其中的政治色彩极为浓 重，尽管不见得很露骨，”在旧金山生活的电影导演王颖(Wayne Wang)说。他两次执导了李翊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与《内布拉斯加公主》[The Princess of Nebraska]）。“在过去100年里，中国历史遭到了种种不同的压抑和忽视，因此任何人物都会带有政治色彩，不去面对这一点，就不是在面对一个完整 的中国人。但我喜欢她的处理方式，一种精心打磨且富有创造性的间接方式。”
李翊云出生在文革的狂热期，不过到她学习阅读的时候，已经又可以找 到一些外国文学了。她在中国读了一些政治上能被接受的小说家的作品，比如狄更斯、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然而，许多如今被她引为影响和灵感来源的作家是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的，里面有不少人长于她偏爱的短篇小说：她的导师威廉·特雷弗 (William Trevor)、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V·S·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伊丽莎白·麦克拉肯(Elizabeth McCracken)，以及艾米·布卢姆(Amy Bloom)。俄罗斯作家也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
李翊云说，她在中国生活时，并未以中文写作，只是在十几岁时写过日记。她说，“仅仅因为懂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能用它自如地表达。”就算到了现在，尽管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中国人，但是当她在头脑里构思对话时，这些人物讲的也是英文。这是个她无法解释的谜团。
她说，用英文写作“很快就让我觉得很自然”。“我用英语思考，用英语做梦。我成年后才来到英语世界，这很可能是我的优势。劣势在于，跟这种语言没有那种亲密感，里头的某些东西就是缺失了。”
作家埃米·利奇(Amy Leach)是她在艾奥瓦的同学，两人至今仍是亲密的朋友。利奇说，“我们谈到过其中的好处，脑袋里不会冒出那些现成的老套东西，让你无法运用原创性更强的思路和措辞。”
李翊云表示，如果没有在初高中时接受某一门语言的教育，“会错失很多习语和文化方面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想，成年后再全面接触一门语言并用它来写作，也会让你绕过好多傻兮兮的东西。”
翻译：黄铮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