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农耕社会几千年，世代耕者盼有田。探索求真非易事，“三农”何日梦能圆?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一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的一百三十个。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突破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调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的模式，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直接主持起草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 议(草案)》。文件写好后，他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十个高级社。粮食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长四百亿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高度评价。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 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根据有些省委书记的意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打算将书名改为《五亿农民的方向》，因田家英提出不同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仍用原书名。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紧相联。他自始至终不忘农业、 农村、农民。直到1958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诗曰：淮河千载任凭流，沿岸频遭水患忧。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获丰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 ，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地区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的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处，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这份电报说到：“由于水势迅猛，农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毛泽东历来有一种深深的农民阶级情节，看不得农民受苦受气受罪。这次农民 遭灾遇害就不禁伤心流泪。他自己种过田，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就果断地决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农民再次受害，又能为农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7月至8月，毛泽东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个批示，提出督导和抓紧根治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这个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个问题。如何，请酌办。”

　　仅过半个月，即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示。这里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三个批示，同第二个批示只隔25天。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的电报写的。此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的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报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确定蓄汇兼备的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从此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专区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0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拖，请督促早日斟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上述毛泽东的四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感到他关心灾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坚强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风范。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的方针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原粮4亿5千万斤，保证治淮工作按时开工。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毛泽东派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检查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代表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及下属三个治淮指挥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治淮坚强决心，激励淮河两岸民众治理淮河的战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12亿5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建成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夺取治理淮河战斗的伟大胜 利。从此长期为害淮河两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两岸人民。

　　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建国以来，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 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