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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是是非非（4）....（７）

已有 6236 次阅读2016-9-14 23:39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日常生活

是是非非（4）科学思维与日常生活     时间: 06 9 2016 13:57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是是非非（4）科学思维与日常生活 

读了网友跟贴对我在《是是非非（3）》里提出的观点质疑。说实话，我在欢迎之下也深感困惑，不知道我写的文字是否过于晦涩，让人根本看不懂。思想之后，还是认为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困难，理解什么是科学思维因此对于在此问题上早有固定看法的人们也就十分的困难。是大脑的问题，不是意识的问题。（这句话恐怕又会引起误解，容我后叙。） 

网友的质疑总结如下： 
1、科学思维，是一种职.业.训.练。 
2、政治不需要科學（科學思維） 
3、其实生活中用到科学思维非常非常少，主要是用“非科学思维”。人的愉悦没有一点来自科学思维 
4、归纳法应当不属于科学思维吧？ 

提出质疑的网友还特别强调，讨论应当限定范围。我完全同意。不过先要提醒一点：请先注意理解我究竟说的是什么，不要不顾我的观点同时也不进行辩驳便自行设定你的界定，那样就会造成范围问题的混淆。下面我上面四个问题逐条进行讨论。 

1、什么是科学思维？ 
这个问题我讨论过多次。下面一段话引自我数月前贴出的《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下称《大选》）：科学一词在汉语里的历史不过100多年，但在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语言里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过彼科学却不是此科学，这里说的现代科学思维是与传统社会里的科学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实证逻辑判断”，后者是“逻辑判断”。 

该文里还有详细的讨论，我就不在此炒冷饭了，请读者自己查对。从生活的意义来说，科学思维就是以现代性生活方式过日子所需要的一种思想方式，而不能理解成“科学思维，是一种职.业.训.练。” 

例如，美国的小学生一年级就开设科学思维训练课程，还组织孩子做小的研究项目，也就是用科学思维方法提出和解决问题。我想凡是在美国当过家长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见过的实验里，有的验证的问题是“蚂蚁爱吃cheese”，有的是“红色的纸吸收红光所以是红色的”。首先把问题作为假设，再以实验事实或数据将其证实或证伪，然后得出结论。例如，如果“红色的纸吸收红光所以是红色的”被证伪，那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这些小孩子虽然是小人，但既没职业，也不挣钱，所以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在接受职业训练。有了这个非职业训练，他们才可能在科学思维这个问题上比我们在此大话炎炎的朋友想的要清楚。教育的意义即在于此不是？ 

想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出生在汉语世界（说明他的文华背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在一家用汉语教学的大学当过教授，从事激光研究。这天我俩聊起人们对于他的激光产品演示实验的反应竟然如此参差不齐的问题。朋友感慨说，看来对于光学产品的质量鉴定应当找100人观察后投票，好坏由投票决定。我听后诧异之下便问道，这100个人又该如何选？各人使用激光仪器的经验要不要考虑？视力要不要考虑并如何鉴定？朋友认为可以想办法。我们辩论了一阵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从没想到过的问题，于是问朋友说，请问老兄你对于科学方法的定义是什么？ 

“请问您对于科学方法或科学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我后来问过很多华人教授的问题，他们的专业包括各种工程学、生物学、医学、经济学等。读者不信可以试试，不要说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甚至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多。再强调一下我的基本观点：我一向不同意中国人愚蠢/愚昧的说法。我提出这样的例子只是要强调我们没有那种从小训练孩子学习科学思维的文化，所以才会有“科学思维，是一种职.业.训.练。” 的想法，所以甚至连这个“职业训练”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 

2、“政治不需要科學（科學思維）”吗？ 
还是在《大选》里，我强调说，“正因为存在着上面关于科学思维方法的这些内在逻辑，科学思维（以日心说出现为起点）出现以后，对于人类文明的冲击首先是对于社会制度，在欧洲表现为旧制度（政教合一）与新思想（对于基督教权威的怀疑）的冲突”。有兴趣的朋友请把它翻出来再看一看，保证你不会浪费了时间。 

我还写过一文《“百年马拉松”-----从皮尔斯伯里的大转弯说起》讨论思维方法的差别导致中美政治对话的困难。其实这种困难也同样出现在国人自己中间。 

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上的。但是，科学思维是一个过去500年里不断发现事实又根据事实不断发展的思维方法。马克思发展他的学说时，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还没发表，马克思用机械决定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结果导致了荒谬的结论。 

在《大选》里，我还写道：“不仅该文（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的很多论述性文字都是只有观点，没有实证而被当作事实接受的。原因无他，盖因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科学理性贫弱，好恶判断当头，凭感觉下结论的时候多，所以毛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文字就成了极具煽动力的东西。在文革发生之前，毛在当时的处境下就有了他的想当然的误判，与他最早的《分析》是同一根源，结果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威发动了文革。” 这些都是我早说过的科学思维与政治相关的一部分。 

再说一遍，思维方式即思维所用的方法，不管你想的是啥，一个方法都可以用，唯有结果不同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大学现在都将很多“文科”标上了“科学”的道理，如Social Sciences，Political Sciences。 

3、日常生活里用到科学思维方法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下面一些实例予以回答。 

（1）儿子11岁，某日早上告诉我，市里的水管部门来了电话，今天不要喝自来水。我说，看看这水清的很，应当可以喝。儿子说，人家是通过不同的检验做出的结论，不是像你这样眼睛看看。我说，什么检验？儿子说，就是细菌数、重金属等等，一定是这些数字不正常了。您说这是科学思维吗？ 

（2）红烧肉的味道如何当然与科学思维无关。我这朋友爱吃红烧肉。这次请客没见到他端上红烧肉。我问朋友为什么？朋友说，体检发现血脂、胆固醇、血压等都有超标的迹象。算了一下一盆红烧肉的脂肪与热量，又上了互联网读了一些资料，决定告别红烧肉。这里有科学思维吗？ 

（3）本人的爱好之一是欣赏女色。近来发现劲头下降，问一位同好，他的感觉如何。同好说，到网上查查，看看统计数字如何说，或许和年龄有关。这里有科学思维吗？ 

（4）我买了几只股票。想想该把它们挪一挪了。我可以去问问其他朋友，也可以找点关于股市与个股的分析资料来研读一番后，再决定如何个挪法。哪一种做法更像科学思维？ 

（5）打开电视，看到一番关于大选的报道。我又去网上找了一些民意调查的统计分析，心里推测了一番两个候选人谁的机会大一点。这里用到科学思维吗？ 

（6）早上出了一趟门，路上碰到“引擎要换油了”的提示灯亮了。这灯是程序控制的，每次换油后再跑上5000英里后就亮了。可是我最近刚读了一些报告，知道我这款车可以每跑7000英里换一次油。所以我决定不理提示灯，记下里程数，准备再跑2000英里后再换油。这决定里有科学思维吗？ 

（7）丈母娘告数我奥巴马的弟弟住在中国，取了中国女人为妻。我说，你如何知道的？她说这里有照片。我又说，你又如何能肯定这照片不是合成的，一定是真的？我这想法里有科学思维吗？ 

（8）其他的留给读者自己想去吧。 

4、“归纳法应当不属于科学思维吧？” 

不对。科学研究里，对于资料的真伪分析以及结论的导出，都需要归纳法。 

最后再说说大脑与意识的差别。这话题我也谈过好多次。简言之，意识是大脑的产物，意识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的思考，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思维。但是很多东西并不包括在意识里，过去说这些不知道的就是“下意识”。大脑的思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感觉不到也控制不了的。要不然“洗脑”就不会有效了。 

控制不了的思维会左右我们的判断，误导我们，不为我们所知固然让人气馁，最要命的是我们管不住它，但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却以为我们的大脑完全在自己的管束之下。---我们靠思维活着，但我们的思维却是不完备的。 

就说到此，没了。

 是是非非（5）科学思维与共产党   时间: 08 9 2016 01:54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是是非非（5）科学思维与共产党 

如果我对究竟什么是科学思维、什么算是科学知识都不能说清楚，我又如何可能对某人说的“按科学规律办事”或者“科学发展”的是是非非说出个所以然？中国曾经实践共产主义历时30年，这期间执政党不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离口，同时还“科学”不离口、“实事求是”不离口，似乎共产主义＝科学＝马克思主义＝事实求实，弄得全民族云里雾里，个个都是理论家，张口闭口世界观、辩证法。时过境迁，毛太祖早不在了，但是太祖喜好的那一口不经意间就换个调调 唱了起来。你要说你听不懂，那你一定是打着红旗反黄旗。 

说这话是感叹国人的思维混乱，说的是一个事实，不是要褒贬谁。我们都不例外，不过是犯病时间的不同，犯病的频率不同。下面我想讨论的是科学思维与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个关系？如今的共产党喜欢高唱“科学发展”，这说明科学思维果然是共产党的擅长？美国小学生学习的科学思维与共产党的科学观到底不同在哪里？政治生活里为什么需要有科学思维？我先把最后的结论亮在这里：科学思维与共产主义不相容。读者如果有兴趣，请稍加点耐性往下看。 

一、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啥？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要点有二：政治经济学加科学社会主义。 

1、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它是第一部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著作。在马之前，人们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开研究的，经济学在老马的时代是围绕着市场、劳动、交换、投资等问题来研究经济是如何运转的，在弄明白这个命题的基础上再来谈个人、集体的行为会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等。而政治学所要认识的是权利的产生、运作、分配、监督等等，引申出个人自由问题、法制问题、制衡问题等。所以两者有各自的研究领域，绝不像今天这样谈经济没有不谈政治的，反之亦然。老马为啥要把两者合到一块？ 

说起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历史，中外古代就都有政治研究，集中于探讨国家政权的维持与社会的治理。但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国人的政治学研究都不是沿着中国古人的那套来做，政府的结构与社会的治理也不是古代那一套，因为社会在走向现代化，古代的政治研究得出的那套理论（例如三纲五常）用不上，这点就谈不上是“从未间断过的文明”。欧洲人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是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代研究后发展起来的，大家熟知的亚当－斯密是日尔曼系的后裔，其祖宗来到欧洲时连文字都没有，当然也谈不上接过自己祖宗的理论继续研究，所以也不是“从未间断过”研究。这点一定不能忽视，因为它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不是哪一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文明的演化的结果，不过是加入其中来研究的人有先来后到的差别。 

古代的经济问题在国家层面就是统治者如何收税，如何能多收税，以及与其有关的社会治理对于税收的影响。这是因为古代的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如何维持。再加上古代生产力远比工业革命以后的生产力低下，世界各地都是差不多95%的人口从事食物的生产，因此产品交换的需求很低，也就没有对于市场、劳动、交换、投资等问题的研究。所以，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公认为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出现以后的1776年。 

工业革命一旦发动，人类社会立即迅速从“肌肉经济”转入“机器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如同坐上了火箭，农业社会快速瓦解，英国成了第一个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参见《是是非非（３）》）从工业革命到马克思写作发表《共产党宣言》的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间，英国的工业产出增加了５倍以上，农业增加了一倍多。虽说这是差不多７０多年才取得的成就，但却是人类历史上当时有清楚记录的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与取得此经济成就的同时，英国人口这期间大约增长两倍（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关于西北欧人口１７５０－１８５０间的变动研究）。Ｗｏｏｄｓ关于１９世纪英国人口的研究报告说，１８５１年的人口普查―――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３年后，发现英国人口的一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比例与当下的中国一样；到１９１１年时增至７９％。（顺便说句题外话：如果中国经济直到鸦片战争前真的如某些报道的那样为世界经济规模的三之一，中国岂不应当早就城市化了！） 

人类创造的财富从此开始飞速地积累，人类贫富间的巨大差别突然间在原都是一样的普通人群中出现，社会出现的物质进步与动荡一起发生，不是由缺少生活资料而是由飞速发展的生产力所引发。经济的发展竟然能导致社会的政治动荡，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所以过去也没人想到过经济发展会和社会政治有关。马克思是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事的人不能肯定，但他第一个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研究并从经济学者变成了革命者，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通过研究坚信，一切的罪恶的根子都在私有制上。唯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以及其他的所有不平等问题。以什么替代私有制呢？马克思说，不是替代，而是历史的规律指明了下面出现的社会必然是公有制社会主义。 

２、科学社会主义 
读过《国富论》的读者想必记得，斯密的研究基本是观察陈述性的。马克思的方法则是学习物理学研究方法，大量利用英国官方的各种经济报表，追溯过去几十年的工业生产的变化，包括他的《资本论》发表前一年１８６６年的资料都用到研究里，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并预测未来。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就已形成，但他要将自己的思想作系统完整的表述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认真与执着，否则《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不会一拖再拖，一写就是十几年。 

恩格斯后来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要强调马克思学说是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是经得起检验的。但那时的科学方法的基础是牛顿－拉普拉斯的“牛顿力学－数学决定论”（１８１４年），即所谓的“机械决定论”（也有称其为“科学决定论”的）。这个决定论既不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也不包括物理学后来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发现。马克思误用了牛顿物理学的方法以研究运动力学和化学的方式来研究并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如同行星运行那样可以准确预测的物理运动，预言欧洲工业化社会即将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通过恩格斯在其身后表述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１８９０年） 

对于如同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这样的问题，如今人们早已知道“机械决定论”根本行不通。恩格斯所说的“．．．合力，即历史的结果”固然不错，但它能解释过去，却无法让我们知道未来。因为若要决定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的驱动“合力”的话，产生此“合力”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无数”中的哪一些应当入选，根据何在，都是无解之谜。马克思时代虽然是“科学决定论”盛行的年代，不过对于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人怀疑，毕竟行星的运行可以重复测定，预言错了行星不会掉下来。而社会发展的预言则是一锤子买卖，一旦错了，那建立起来的制度该如何收场？所以世界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预言最为管用的、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反倒是怀疑者多多，最后被人“发展”了以后到远为落后的俄国落了户，世界上于是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这么起来的。 

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 
所以，越是缺乏科学思维能力的地方，按物理学模型建立的社会合力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越是有市场。这个神丹妙药最后落户到中国时，毛泽东测算的无产阶级不过中国总人口的０．５％（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无产阶级革命”照样发生。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户，毛泽东最后用马克思主义把“实事求是”强奸了（参见《是是非非（２）》），再把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念，于是终于有了本文开头说的“共产主义＝科学＝马克思主义＝事实求实”，也终于有了中国的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用它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实事求是地领导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建设社会主义。 

如今我们念起上面这套说法有如念戏法的感觉。可是当年大部分人都信它，还信得十分虔诚。这中间的问题是不是值得弄弄清楚？ 

二、现代科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 

１、现代科学思维是开放性的思维方法 
我在《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下称《大选》）里写有下面两段“重大认识”与“基本推论”： 
现代科学思维的实证性产生了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两个重大认识： 
1、凡是不能纳入实证检验的说法，----不论是观点、信仰、陈述抑或其他，其真伪性均不在科学思维的涵盖之内，因此均属于真伪性无法判断的说法，如果当作真理来指导世俗生活的话，必然产生无休无止的争论。 
2、凡是通过实证检验的说法，不过是该说法目前通过了检验，一旦出现新的证据否定该说法，则以往的证实均可以被推翻。 

在上面这两个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两个基本推论： 
1、信仰，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信仰，均不在科学实证可以检讨的范围内，其真理性在世俗生活中必然永远处于争论中，因此不可以当作真理来指导世俗生活。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实行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 
2、真理永远处于受事实检验的地位，真理因此都是相对的。所以，社会永远是处于演进之中。 

根据上面的分析，科学思维不承认绝对真理，因此它自身作为一个思维方法也是不断演进的。马克思时代的“机械决定论”（或“科学决定论”）也就因为后来科学发现所揭示的各种事实―――如生物演化、量子的测不准、复杂的大系统的变化不可预测、多宇宙体系的发现等―――被彻底否定。科学思维因此只是我们所赖以研究世界（包括人自己）的有力的手段，甚至是目前最有力的手段，但绝不是可以解答一切问题的方法。 

２、政治生活里运用科学思维必然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上一节所介绍的“两个基本推论”，一面提出真理是相对的，永远要接受事实的验证；一面提出所有的信仰都是不容置疑的观点，处于实证检验之外，当作真理来指导世俗生活必定会引发不同意见的争论，所以一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就必然会压迫不通意见。因此，“现代社会必须实行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 

在上述科学思维的内在逻辑的制约下，现代科学思维必然不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因此就不可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信仰与国家权力结合来规定人民如何生活。所以，一旦将真正的科学思维运用到政治生活里，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来领导中国的“政教合一”制度就必须抛弃。 

理解了上面的道理，我们就容易懂得为什么中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它的信仰，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以及为什么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循环论证”过程。我想，理解这个“真理循环论证”的全部机制的人党内外都不多，但一定有人虔信这个“真理”。 

三、国人必须将科学思维全面引入社会生活 

为什么必须将科学思维全面引入社会生活？答案我在本文开头第二节已经给出：科学思维与共产主义不相容。 

只有解除了“信仰－国家”的权力模式，才能消除真理掌握在国家权力手里的制度模式，也才能实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真正走向法治。 

中共如今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说，毛泽东当年的文革和大跃进等做法是违背了“科学规律”。什么规律？就是马克思在“科学决定论”下导出的规律，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科学决定论”本身就错了。所以真正的科学思维还是没有引入政治生活，所以还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看待世界。因此，尽管放弃了共产主义实践，但还是不能按真实的世界来生活，没法真正建立法治，实现现代化转型。 

共产主义信仰应当如同所有的信仰一样，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个人的自由信仰，而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理基础。 

这是一段国人非得弄清楚的是是非非。 

～进来做了一些文字修改，最后套蓝的一段为新添加的。～

是是非非（６）说真话的权利与威权   时间: 09 9 2016 18:41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是是非非（６）说真话的权利与威权 

这是一家英文网站，自报来自香港的在读PhD的一位学生曾经与我在该网站有过一次讨论。讨论中这位学生有点激动，我于是说最好就事论事，不要情绪化，尤其不要说话像个teenager。这位朋友上了心，过了两个月找到我，写了下面一番话。我觉得其中谈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所以借此例子来谈今天的话题。因为是公开的网上讨论，我将原文的翻译放在下面，将原文附在本文的末尾供比较，希望这样安排不致过多影响中文的阅读。 

“几个月前我和你有过一次辩论。呵呵，一塌糊涂。真是你所用的最为频繁的一个词。没错，我们应当面对真相。问题是，谁有这样的威权决定把掩盖了的真相说出来？就算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可以肯定真话就一定对人们有好处吗？假设有个老人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只剩下数星期的生命。他的儿子应当告诉老人真相还是好意骗他说，“没事，你会好起来的，不要怕。”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我想你会选择说实话。但是第二种选择对很多人来说更合情理。这种选择根本谈不上就是青春期情绪思维。“ 

类似该先生的想法我听多了，不觉得奇怪，但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理直气壮地问道：“谁有权力决定把掩盖了的真相说出来？”，这就给了我一个反复读这句话的机会，让我后来想了很多。我且略去我与该网友的讨论，在这里谈谈他的说法后面所蕴含的几个问题。我以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下面几个： 

１、探询事实真相与说出事实真相； 
２、表述中的事实与观点； 
３、观点与真相的距离。 

下面我就围绕这几个问题说说我的想法，顺序未必沿着上面的问题，我最终关注的是“说真话的权利与威权”。话说到这里，希望读者稍稍歇一歇，再把该先生的话看一遍，把问题理一理， 

一、发现真相与说出真相 

所谓“求真”，其实就是包括了发现真相与说出真相两部分，是两个不同但却都不可少的步骤，都有了，求真才能够完成。但是，即使步骤完成了，也不能就此证明真相就发现了。比如上面给出的网友的那段话里，病人生了什么病是个未知数，医生允许对其诊断，诊断后把病情说出来，真相照理说就有了。但是，现代人都知道，医生的诊断也许会出错，所以说出来的诊断结果未必就是真相。 

这就是科学思维方法的特殊之处：以实证说话，但任何实证都是允许被新的证据推翻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这样的认识就是“批判性思维”，也就是对于任何既有的真相的接受，都是在现有的实证的基础上接受，同时又知道这个真相是可以挑战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现代人懂得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有认知手段也都是不完备的，所以真相之真也就是相对的，有必要对其保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挑战的办法还是实证，不是扣个帽子就完事，扣帽子才是马列主义信徒的做法。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作绝对“科学真理”，其真理性是通过“科学决定论”证明的，是完备的，不容挑战，所以掌管了解释这个真理的人就有不证自明的权力给任何对它质疑的人戴帽子。这就是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实践必然导致专制的内在逻辑。不仅是马列，任何信仰一旦封为绝对真理并与权力结合后，这真理下面的生活都会走向专制。古代和现代的“信仰－国家”模式的统治，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内在逻辑的制约，都走向专制。人类能把中间的秘密揭示出来，正是因为有了科学思维方法的出现。 

可是，揭示出来只是第一步，还要第二步的说出来要走。欧洲人为要说出“上帝的存在不在实证范围之内，”从哥白尼到布鲁诺到伽利略，跨时整整１００年！信仰－国家合一下的体制都始终在干着封口的事，这在古代中国也是一样，所谓“文字狱”就是例子。不过是古代中国人没有那本事说清楚其中的道理，若有谁果然有那本事，遭遇自然不会与上面提到的欧洲三杰有不同。 

把中国近代出现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统统归于马克思主义，似乎中国古代比共产主义专制社会要好，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的邪恶，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其实是混淆了古代与现代的区别。打个比方，现代的原子武器在日本丢下第一颗后就立马夺取了７万个生命，第二颗是４万人。这当然证明了现代武器的杀人威力，但却不能因此证明现代人一定比古代人更野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导致了数千万无辜生命的损失，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性因此变得更残酷了。中国古代的酷刑如“凌迟处死”可以将人活剐多至３６００刀，围观的人甚至将切下的人肉拿回家去吃，这刑法直到１９０６年才废除。 

在单线推理下（或用“隧道眼”来比喻），我们可以说，没有科学思维引发的现代化，中国不会有共产主义实践，不会有数千万无辜生命的损失。可是，把眼光放开一点，我们是否要问，引入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中国化”后强行在中国推行，难道没有中国人自己主动的作为？难道不是因为缺乏科学思维能力的结果？不思考这中间的问题所在，只知道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大骂一顿，难道不正是缺乏科学思维？潜水网友下面说庐山会议上彭、毛的对骂其实正是说明国人的政治生活里缺乏科学思维，我以为是个事实。 

而在如今仍然统治着国人思想的传统思维方式下，关于上面的问题的真相要么不允许探寻，要么不允许说。更为悲剧的是，来到自由社会里生活的很多国人，因为秉持着传统思维方式，在探寻真相上走不出自己传统思维方式的陷阱，不懂得允许探寻真相并不能保证得到真相。因为探寻真相需要一件合适的工具，这工具古代没有，后来是欧洲人的运气好先发现了。中国人的大部分都还没学会，却以为自己早已懂了，所以讨论中国问题说来说去最后都是在骂外国人，不是骂美帝国主义，就是骂马克思主义，唯独不去想想自己的传统与现代化的杯葛之处在哪里。 

古代中国人有求真活动吗？当然有。全世界的人类古代都有求真活动。问题在于没有现代科学思维这样的方法，没有相应的手段。结果都一旦感觉自己求到了真理，那就是绝对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永恒的上帝”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两种不同表述而已。如果不是因为有这那样多的“合力”恰好合到了西北欧洲，让人弄出了这个科学思维，如今我们不准不是在这里上网，而是到菜市口观赏“凌迟”大戏去了也未可知。不过，若要问这无数的“合力”究竟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如果我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来思考，得出的答案只能是“不知道”！ 

二、分清事实与观点 

这个“不知道”是我的观点，但却不能认定它是事实。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河某人说的话言犹在耳，不是事实是什么？对的，事实是，我把自己的“不知道”这个观点说了出来。仅此而已。换言之，我说了那句话是个事实，那句话的表述是个观点，不能认定是事实。汉语的麻烦在这里还真不小，它在表达上难以保持逻辑一致始终是个问题。读者请耐心再看我下面的例子。 

例１：河边说，“因为那样多的‘合力’恰好合到了西北欧洲，让人弄出了这个科学思维；但是通过科学思维却没法根据那些个‘合力’来回答，现代化会把人类带到哪里”。 

关于这句话的事实与观点的分清过程如下： 

１、河边说了上面这句话是个“存在”。这里又来了麻烦，因为汉语里自古就没有关心过诸如“存在”与“事实”的差别。读者在这里只好先把“存在”理解为“有这回事”。那么，这个存在――也就是“有那回事”――的真相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那句话分解开来研究才行。 

２、这句话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那样多的‘合力’恰好合到了西北欧洲，让人弄出了这个科学思维”，这部分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存在）的描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因此把它叫做“事实”（fact）。第二部分是“但是通过科学思维却没法根据那些个‘合力’来回答，现代化会把人类带到哪里”，这句话却是对于将来的描述，谁也没见过，或许有人信，但一定会有人不信，是主观的，我们把它叫做“观点”(opinion)。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１、凡是已经发生了的都是存在。例如我家门口的树，天上飞过的鸟，河边说过的话。 
２、有一种存在是人的陈述，它可能说的是一件事实，也可能是一个观点，也可能两者兼有。所以，对于陈述者以及他的听众――尤其对于听众，都有一个分清事实与观点的问题。简单来说，陈述里面对于说－听双方都可以确定的对象（即存在）的描述叫事实，对于不是双方可以认同的对象的描述叫观点。（注意，“双方”的每一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 

因此我们又知道，观点有可能通过得到双方的认同成为事实，但（1）必须在实证的基础上 ；（2）必须始终同意接受来自第三方的实证检验。 

再举两个例子； 
例２：这份红烧肉是用五花肉做的，味道极好！ 
－这红烧肉是五花肉做的――事实（我也看到了） 
－这红烧肉味道极好――观点（你的味蕾不是我的味蕾） 

例３：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因为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 
－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事实（我们都看到了） 
－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观点（明天还没到。不过，因为太阳过去天天都是从东方升起，我可以接受这个观点。） 

这样看来，似乎事情很容易，古人如何可能学不会这小儿科的玩艺？那就再请看下面的两例： 

例４：人性本善，是出世后学坏了。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这世道就有救了。 
－人性本善，是出世后学坏了――难说，好像有点道理，不知道该是事实还是观点。 
－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好像过分了吧？不过人的欲望也的确是人学坏的原因。 

例５：这地到底有多大？总也走不完？万事都有个头有个尾，只是天看不到头，所以一定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你说古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何可能弄得清楚？当然只能猜。 

对于上面例４和例５这样的问题，也只是有了科学思维后，人才学会要通过实证来找到答案。也就是因为有了科学思维，所以要分清事实与观点，因为它是科学思维的一部分，没有它，就会把观点当作事实来支持一个判断，科学思维也就不成为科学思维了。在古代则没这个问题，因为古代不用科学思维方法，事实与观点无需分别，也无需证明。例如孟子说“性本善”，为什么一定是“性本善”？不知道，因为他没说。希伯来人其实开始也是说“性本善”（因为人是神按自己的样子造的），只是后来堕落了，所以神要来拯救人。所以，对于什么是真，古人都有一个难以认识的问题。 

三、说真话的权利与威权？ 

为了解决难于认识真这个问题，古人有将真的解释与规定的权力或者给了神，也有给了人的。中国人的办法是把权力给了人，所谓“三纲五常”就是最简单的说法。这两个解决办法如今都被否定了，不过比较而言，中国古人的办法更糟，因为神只有一个，人则太多，变数也就太多。所以国人对于求真的两步，这第一步的探询真相首先就是一盆浆糊，这个问题我已讨论过多次。简单说来，中国古代众圣贤们从来就没有讨论过什么叫做存在、事实、真相等，当然也没下过定义作过论证。“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话说来说去就是一个聪明与愚钝的差别，不是真与伪的定义，更谈不上如何排除感官的真与存在的真之间的差别等。这是存在于真的探究方面的问题。 

真的表达一样麻烦，首先就有个讳言问题。在讳言文化下面，再加上把真的解释权与权力挂钩后，为了大家的好加上为了权威的好，当然就是“假亦真来真亦假”，“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这些个玩意即不是帝国主义的传授，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授。到了２１世纪，尽然有年轻人要质问并论证：“问题是，谁有这样的威权决定把掩盖了的真相说出来？就算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可以肯定真话就一定对人们有好处吗？”你说这不是典型的好字当头的文化又是什么？ 

在真理跟着权利走（如儒学）的设计下，很多古人因此习惯于唯上是从。如果无上可从，那就跟着感觉走，往好处说，或者往坏处说，哪里感觉舒服往哪里说。反正坏的就是假的，好的就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哪又如何？“有没有好处”最重要。这种传统流传至今。 

例如，得了癌症的人要向他隐瞒实情，而不是告知实情后一起商量如何把余生过好。遇到政治问题，你要是问那些“愤青”，你说的“国际反华势力”到底在哪里？他回答说，“在哪里重要吗？关键要把它彻底剿灭掉！”于是，时候到了就上街找同胞的日产车来砸了。 

其实，９０年前的另一位“愤青”也有差不多的表现，他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于是，时候到了，就抓些同胞来把脑袋砍了。 

地球上的各民族都有过相似的问题，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问题是，谁有权威决定把掩盖了的真相说出来？” 

什么时候人们才会认为说真话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网友英文原文附录： 
I had a debate with you months ago. Haha,meaningless. TRUTH, is one of the most often used words in your answers and comments. We should face the truth, that's correct. The question is, who is the authorized one to expose the truth from lies or cover-ups? Even there are someone could be, will people really benefit from truth undoubtedly? Image a situation like this: An old man is diagnosed as having a late-stage cancer and having only weeks to live. Is his son supposed to tell him the truth or attempt to cheer him up via some kind white lies such as "Oh you will get better, just be happy and calm"? Different people may have different answers. I bet you prefer the first choice. However, the second choice makes some sense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this choice is nothing teenage emotional thinking.

是是非非（７）科学思维――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研究问题的方法？ 时间: 13 9 2016 16:51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是是非非（７）科学思维――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研究问题的方法？ 

科学思维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位国人退休教授说，当然是方法。另一位１２岁的美国学生说，应当两者都是。我问学生为什么是方法？他说因为对于问题都有各种实验来回答；我又问为什么是态度？他想了一下，说，科学频道的口号就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Science Channel’s motto is “Question Everything.”）那位教授一辈子从事科研，还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她的看法应当是有代表性的。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思维不过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西方人所受的教育则认为它既是生活态度，也是研究问题的方法。 

一、 

这就是如今关于科学思维的不同中西观念。如果时间倒退２００年，则国人根本就连如今这样的科学思维概念也没有，美国人也只知道到科学思维是个方法；如果时间倒退５００年，则刚从欧洲来到美洲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有科学思维这码事。 

如今的科学思维是首先出现在欧洲，然后逐渐演化成为今天普遍应用的思维方法。因为它是批判性思维，所以它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发展为普遍的、可为所有人持有的想法。也正因为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态度下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时，它又要求人们学会使用各种与实证有关的方法，从猜想（也就是假设）到数理统计等，都是这一思维方法所要使用的具体手段。 

我在《是是非非（６－补充）》里讨论科学思维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时写道，“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里意味着求真得以可能，也就是科学思维得以可能，也就是打破“信仰－国家合一”模式的统治得以可能，也就是法治得以可能。这是其中的内在逻辑，这才有现代人对于言论自由完全不同于古人那样的理解与追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科学思维成为普遍的生活态度时，一个社会就一定会建立与其对应的社会生活模式。 

当将科学思维的批判性指向各种未知的自然现象时，对于已有的思想的置疑就必然发生，新的猜想（假设）形成，寻求新的手段来证实／证伪假设的努力导致各种技术发明，新的答案形成新的思想，成为新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思维推动下一轮的创新。 

以上说的就是科学思维即是人的生活态度，又是秉持这种态度来探索未知世界时表现为特定方法（手段）的双重性。科学思维因此很奇怪，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它否定绝对真理，坚持“万事皆问”（Question Everything），质疑权威，包括科学思维本身，知道它不是万能的，不仅自身不能作为信仰，它甚至不讨论“不容怀疑的信仰”，反倒坚持信仰自由。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比较已有的其他方法都更有力，很多过去无法回答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人为的实验来收集数据（实证）来解答，所以才有今天种类繁多的各种科学，以及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古代那样在经验基础上）发明的各种技术。 

二、 

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如今全球化――即人类文明整体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应当说绝大多数社会其实都具备不同的现代性，科学思维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每个人出生时又都只有和原始人相同的脑袋这一不变的事实，个人会因为后来环境的不同而学会不同的思维方法。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指现代性的发育程度），以及个人的生活环境两者决定了科学思维在个体大脑里的建立程度。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人们对于科学思维的不同把握分为四类： 

（１）秉持科学思维的生活态度而不懂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　 
（２）懂得一些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却没有科学思维的生活态度； 
（３）两者皆有。 
（４）两者皆无； 

古代传统社会里没有科学思维，所以大家的大脑都属于第４类。一个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成员中第４类思维方式是绝大多数的时候，要从内部来转变多数人的思维方法从而转变人们对于问题的认识（即生活态度），不说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例如晚清至清末，第４类大脑在国家的权力层面是绝大多数，所以一伙人对于先进文明的认识谈来谈去跳不出“夷夏之辩”；到了民初，留学西洋归来的人，甚至洋人都有直接聘入政府参与主政的，所以国家开始大量开办“西式教育”，引进科学思维，第２类大脑首先开始增加。由于科学技术产品最容易被感受，第２类大脑的特点是容易接受“机械决定论”（科学决定论）；而要建立第１类所说的生活态度，由于它是关于生活的态度，所以一定要有实际的生活经验的支持，因此需要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建立同时进行，不可能在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里建立第１类科学思维的生活态度。这就决定了在现代化转型的早期，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就极少具备两者皆有（第３类）的思维的个人。弄清了这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取得主导大脑们思维转型的人就只能是毛泽东而不是胡适之。所谓毛“最懂得中国”其实就是他的思维方法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法一样或接近，所以有交流理解上的便利，能够最有效地影响他人。 

历史当然远比上面的简化分析更为复杂。在各种“合力”的影响下，中国的转型绕了一圈后进入了８０年代，领导转型的权力通过邓小平的过渡转到了在我看来属于第２类大脑的领袖那里，“科学发展”――其实就是科学决定论下的社会发展终于代替了第２－４类混合思维的大脑，至少坚决反对“违背科学规律”的大跃进与文革之类的“折腾”了。 

如今，转型在获得巨大经济进步后，新一代的领袖的大脑具有哪一类思维方式，国人的大多数具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这两点我以为是最终决定后面１０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的文明转型进程的决定因素。尽管“科学”恐怕在汉语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但它与科学思维――一种生活态度加解决问题发方法――是两码事。 

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给新一代 提供了建立科学思维的生活态度的条件，人们会愈来愈多地 依靠真实的讯息来生活， 体认建立新的生活态度的必要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思维方法的更新。秉持新的生活态度又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的新一代的出现与成长，在我看来是实现现代化的真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