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美军出兵南越。同年3月美国战斗部队开始登陆南越。

在苏联看来，美国介入越战是美国的国策失误，“有限战争”政策更是美国的军事错误，这两个错误将导致美国陷入衰落。美国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维持南越局面，还在南越损失了许多美国士兵的生命。越共游击战则以柬埔寨为庇护地，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美国若长期陷于越战的损耗之中，将会引起美国的国力衰退和人民厌战，接下来可能造成两种远期后果：其一是当美国国力衰退至某一程度时，便无法再支援南越，而南越一旦失去美国支援，必定很快陷落；其二是一旦美国国力落后于苏联阵营时，美国将失去海外基地而退回本土。

因此苏联的策略是借越南战争拖住和消耗美国，苏联只需以少量投入来援助北越，即可奏效。1964年11月27日，刚上台的苏联新领导层发出了“愿意向北越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声明，并在1965年春初步援助河内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几个月后又增加援助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从1965年5月起中国对北越的“援助”数量突然暴增，其国内也展开“支援越南”的狂热表演：中国当局连续在全国组织了总数超过10亿人次的“抗美援越”示威，展示给河内看。

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是美苏双雄对峙。就军事和经济的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于美国或苏联构成威胁。中国很是古怪，虽然在实力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很微薄，却喜欢劳民伤财，折腾滋事，引起周边国家的敌意，却又很惧怕被“包围”，于是就采取各种手段想打破“包围圈”。北京“援越”目的与河内的战争目的并不一致。这对于苏联是一个极好的插手契机。俄国人精于地缘政治，它的战略专家解释俄国对中国的传统策略是:“俄罗斯的上策在于引导中共向南面（注：即东南亚）扩张，使其丧失对北面和西面（注：即苏联）的注意力”。苏联的圈套是：诱导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南亚，通过“援越竞争”来消耗中国的有限国力，再通过越共利用中国国力去消耗美国的国力。事实将证明，在1965-1975的十年里，苏联的这个圈套是成功的。

从1965年春起莫斯科开始大量援助河内。而中共也开启了失去唯一盟友北越的过程。苏联的军火援助，包括足够组建四个坦克师的重型坦克、装备多个机械化师的新型装甲车、上万门多管速射火箭炮和重型大炮──苏制150MM加农炮的射程可达30公里，令中国大炮望尘莫及。苏联的援助还有当时非常先进的米格-21、米格-17等战斗机，苏联一次就给了北越24架。这些都是北越热切盼望的东西，中共则没有类似的东西来竞争。苏联的援助大幅增长了北越的军事实力，北越有了正规的坦克装甲兵团和空军，还有了先进的防空导弹网络，装备SAM-II型和SAM-III型导弹系统320多套。当苏联导弹参加北越防空战斗的第一天，无敌的美军B-52重型轰炸机被击落了7架，此后B-52便逐渐退出了越南战场。苏联的防空导弹担负着北越的主要防空任务，而中国落后的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无可奈何于美军机群，中国防空部队几乎没有击落过美机。中共第54军高炮连指挥员回忆在北越参战情况:“美军飞机飞得很高，在地面根本看不见也听不到声音。我们高炮连被分配了一片天空，上级来电话叫打，就朝那片天空盲目开炮，轰了一天，连美军飞机的影子也没看到。”此后在河内的要求下，中国防空部队分批撤出北越，至1969年4月全部撤毕。

北越更大规模地派遣部队渗入南越。美军的防御行动被迫扩大，增派美军到南越。西方“左派”的反战鼓噪也就同步增强。苏联在有效地消耗美国，北越与苏联的关系在迅速走向密切。而北京显然认为苏联是在与中国争夺河内。周恩来告诉北越领导人:“我总担心站在我们之间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北越“和美国打仗”是需要靠大规模战役赢得胜利而不能靠游击战，所以北越渴望得到苏联的重型武器。因为地理上的原因，苏联集团的援越物资需要从陆路过境中国。而中国总是加以阻挠。1967年4月范文同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向周恩来表示不满。这些，促使北越认定中共在事实上以阻挠为筹码企图控制北越向中共就范。北越因而怀恨，为苏联所乐见。

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无法与苏联竞争。中共不免焦躁，对北越采取了逼迫方式以求速胜。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在北京与黎笋会谈，邓小平咄咄逼人地指责黎笋:“为什么你们害怕惹恼苏联？那么惹恼中国呢？我要坦率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觉。毛主席曾批评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毛主席是有远见的。现在我们有13万部队在你们国家里。我们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后备支援）。我们还讨论了战争爆发时中国参战的可能性。由于我们的热心，你们怀疑我们了吧？”接着，邓小平威胁道:“你们方面有些人要利用这类事情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制造分裂。我直言相告，现在中越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另有企图吧？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立即撤回我们的部队，沿边界部署的（中国）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黎笋性格顽强，他不象范文同那样沉着冷漠。他反驳道:“困难在于我们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苏联援助是真诚的，因此我们既不谈苏联是否会出卖越南，也不在苏联援越物资运输的问题上指责中国。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判苏联。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北越，而我们不这么认为。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个评判之中。今天我要说，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像越南这样的小国，非常需要国际援助。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少流许多血。我们仍将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越南南方的发展进程就是推迟个三、四十年也没关系。”在此，黎笋几乎在直接告诉中共：即使北越不能赢得越战，河内也不会向中共就范。

在越共中央，阮志清大将尤为反感:“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河内多次提醒北京，援越应该是中共的旧债今偿，北越是理所应得。例如在1965年10月范文同向毛泽东重提旧事:“奠边府之战只解放了我们的一半国土”；1968年10月17日黎德寿指斥陈毅，“那时（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我们从越南南方撤到了北方，听任南方同志们被杀害，都是因为我们错误听取了你们的劝告。”北越对中共的不满发展到渐行渐离，表面上仍然搞平衡，尽力避免矛盾激化而影响到中苏两国对北越的援助竞赛。

黎笋说:“尽管越南与中苏两国都保持了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越战局势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对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事。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他们把情况弄得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对我说:‘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人民币），但你们不可以再接受苏联方面的任何援助。’我不能容忍，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共产党）阵营保持团结一致。’”

1962年夏，胡志明要求北京援助“南方越共”，中共一次就提供了各种枪械9万件。1963年中国经济状态开始好转，周恩来准确解读毛氏“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并倾力执行，他反复宣称“（援助北越）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而刘少奇的温和外交路线被排斥了。

1968年，越南战争出现了一个战役高潮。在1968年之前，越共在战场上对付美军的策略是以游击战进行战略消耗。美军一直找不到打击越共主力的机会，对游击队的袭扰感到束手无策，人员伤亡逐渐增加。而美国人民普遍感到美国卷入越战的时间过长，导致支持越战和反战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撤军的呼声。这些令约翰逊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这位老人处在几面夹攻的困境中坚持着美国护卫自由的责任。5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向总统指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olmes）也在给总统的特别备忘录中分析说，美国撤出越南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但最终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能力。1967年10月21日，美国2万名愤怒的反战者在华盛顿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前示威，决心要关闭这个机构。另一方面，因为美军大幅度升级对北越的轰炸，北越终于表示愿意和谈。1967年7月21日范文同声明:“我们要求（美军）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和谈将不会存在障碍”。从8月始，美国政府与北越开始了接触。

依照北越的战略，“人民军”扩充已达200万人，而且从1965年以来得到苏联援助的重型武器，实力大增，战争形势大致形成了均势，可以试探着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北越很清楚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以及由越战引起的美国社会的立场分化。依据反法战争的经验，北越认为在条件有利时，只要再创造一次奠边府式的军事胜利，配合以广泛的宣传攻势，有可能瓦解美国人继续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意志，达到迫使美军撤出南越的目标；也可以借此向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展现河内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河内策划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名为1968年“春节攻势”。而当胡志明和武元甲以及他们的盟友表示对“春节攻势”的反对之后，北越发生了一场社会清洗。因为尽管对南方的战争最初唤起了北越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但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泥潭，而黎笋、黎德寿对此的反应是：强化“全民皆兵”，对河内战争政策的任何抵制都会被扣上“叛国”罪名。

此前，林彪多次陪同毛泽东与北越领导人会谈，他总是不发一语──他在国际“革命”方面，既不内行也不热心。只有一次他很罕见地说出他对越南战争的策略:“熬”。林彪告诉范文同、武元甲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会胜利。”“熬”原是小火久煮之意，喻以慢性消耗和时间去磨损美国人的耐力和信心。从日后事实来看，林彪的劝告有可能是取胜之道。但林彪不曾提防他的看法会引起周恩来的恼火，盖因“熬”不仅有利北越，也会使中方跳出苏联罩在中国头上的“竞争”圈套。如此一来，周氏在“援越”上的表演余地就会被压缩。但当时周恩来闷声不吭，没有计较。几年之后，周恩来才发泄了这口闷气。

问题出在此前北越“人民军”从未与美军正面交手，没有实战经验。事实上美军的战力远远超出了河内的估计。“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猛。但是北越人主动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按照越南战争的不成文规则，战事总是在越南春节前后（1-2月间）休战，河内和西贡都宣称今年（1968）也不例外。但是1968年1月31日凌晨，即越南的春节第一天，在南越百姓互相庆贺新年的欢乐时候，40万北越军队和30万南方越共，发动了“春节攻势”，突然攻击南越各地的城市和军事基地。从当时的军事图上看，北越以8路正规“人民军”分别从北越、寮国和柬埔寨入侵南越。同时越共武装也在南越内地展开袭击。顺化（Hue）、岘港（Da Nang）、西贡、芽庄（Nha Trang）、堤岸（Cholon）等22个城市和地区遭到攻击。此前十天，已有5个营的越共突击队装扮成难民、农民、工人，渗透到西贡城里。他们的武器军火分别藏在花车、棺材、表面盖有蔬菜和大米的车辆里运到了城内。1968年1月31日凌晨700名越共突击队袭击了新山一（Tan Son Nhut）的美国空军基地。而潜入西贡的越共突击队分别袭击了西贡的总统府、电台、参谋总部等地。一个19人的越共突击队以平民打扮，乘一辆旧卡车来到驻西贡的美国使馆，把外墙炸开一个豁口冲进使馆。当他们试图用火箭筒炸毁使馆大门时，被担任警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所压制，双方激烈交火，19名越共突击队员全部勇敢战死。

北越的“春节攻势”，使美军终于有了与北越“人民军”正面交战的机会，于是很快投入全面反攻。越南历史上的“三朝旧都”顺化市一直被北南双方承认为非军事区，南越并没有在顺化部署军队，因此北越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顺化。他们在这个人口仅为14万的城市里，杀害了3,000多名南越公务员、知识分子、教会人士和西方游客，包括妇女和儿童。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在2月初夺回顺化。陆战一师是美军的头等精锐，该部曾在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的瓜达卡那尔岛战场与日军血战，歼灭日军5万人；在1950年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中抗击中共主力军队（第九兵团）12个师的围攻，临危不惧，伤亡第九兵团6万人，展示了正宗的美军陆战队风格。此时，在被称为“越战最残酷的近距离交战”的顺化巷战中，美军阵亡142名士兵，击毙4,000余名“人民军”，北越军人的尸体铺满了顺化的街道。战斗中，美军士兵艾尔弗雷多•冈萨雷斯（Alfredo Gonzalez）身负重伤，仍然用机枪扫灭北越军队的火力点，直至血尽而亡。他本是墨西哥人，13岁时独自流浪到美国，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他长大后参加了美军陆战一师。在顺化之战中，冈萨雷斯作出个人所能作出的对美国的最高回报。顺化之役，北越不断增援兵力，以7个师对阵美军陆战一师，但最终败走。

溪山（Khe Sanh）战役是北越“人民军”对美军的另一场严酷挑战。溪山驻有美军的一个炮兵团，座落于南越境内的西北角，临近寮国边境，靠近“胡志明小道”而远离后方。此地并非战略要塞，但是北越另有所图，认为全歼美军炮兵团可以造成奠边府战役式的震撼，必然影响全局。北越派遣曾参加过奠边府之役、有作战经验和顽强战斗力的精锐部队第325师和第304师约4万人，包围了溪山。另外有北越3个师排开阵势准备阻击美军增援部队。1968年1月21日北越军队猛烈炮轰溪山并发起地面进攻，炸毁了溪山的飞机跑道和主要的弹药库，并击毁数架美军飞机。防卫溪山的6,000名美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发射了大量炮弹。美军使用空中优势，出动直升机和运输机每隔十几分钟就飞来补充弹药。溪山之役历时77天，美军的地面抵抗和空中攻击，使北越“人民军”阵亡2万余人，伤数倍。北越一再增兵，始终无法攻克溪山。4月7日北越自动退兵。

1968年北越的“春节攻势”显示了北越人的勇敢战斗意志，但没有实现河内的作战意图，而在事实上“把人民军变成了扑火的飞蛾”。河内预计的南越百姓呼应越共的起义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军重创了北越“人民军”，也沉重打击了南方越共游击队，形成了一个歼灭越共的最佳机会。但美军的伤亡也在成倍增加。南越方面则要拖住美军的保护，乘机要求美军增派20万部队，以彻底铲除越共游击队。但这时美国的“左派”势力在狂热支持北越。“春节攻势”的战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全程报道了战争场面的空前激烈残酷，也展示了南越防卫力量的脆弱无能，美国人对南越政府的信心开始被扭转。在整个越战中，美国没有输过任何战役（Battle），却最终输掉整个战争（War），这除了美军行动受限于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之外，输掉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军人过分顾忌平民伤亡和不忍于双方的生命损失。这种观念和心态经过西方“左派”的挑拨煽动，逐渐扩展成了“反战”运动──美国人的反战观念很不明确：他们认为并不是越共不欠揍，而是不该牺牲美军士兵的宝贵生命，去那遥远的地方管别国闲事。而西方“左派”的政治动机是无法用短视来解释的——“左派”制造的舆论对河内的支持力度居然超出了北越人的期望。本来，共产党发动战争将交战双方一个个年轻活泼的生命，推向死斗的险恶境地，不该受到赞扬。美军士兵是在繁荣舒适环境中和在人道价值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善良男女，他们为保护一个素不相识民族的自由，离开美国的太平乐园来到狰狞的杀戮战场，在越南丛林里做舍生忘死的战斗，坚守在难以忍受的雨季而不知战争何时结束。他们的人道情怀是一种深入他们内心的自然反应，当别人遇到危难时他们会自然产生援助愿望。在南越，他们见到了真正的凶残，这令他们万分惊愕。美军在战场上的艰苦卓绝的苦斗既是保护人类自由也是保护自身性命，却被西方“左派”们指控为心狠手辣的“屠杀”；越共的恐怖活动则被“左派”誉为“圣战”。一个著名“左派”、好莱坞影星“河内珍”（Hanoi Jane，亦称“无耻珍”shameless Jane），在访问北越“俘虏营”时，当面咒骂那些被俘受折磨的美军英雄是“战争罪犯”。

事实上，美军最大的弱点是坚持生命至上的人道底线和道德自律，这种善良显得十分苍白，而被越共充分利用，常使美军蒙受暗算袭击，因为越共专门隐藏于平民之中。美军尽量避免平民的伤亡，这使越共并不害怕美军。越共最畏惧的是韩国派往南越的4万韩军。原因是韩军每对越共作战必勇悍肉搏，且不屑区分混杂在平民中的越共分子或者庇护者，一概就地杀毙而毫不迟疑，对于凡有越共挖洞藏身的整个村庄也必定摧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越共活动的实际成本，令越共胆寒。如此一来，越南平民转而视越共为祸源，往往是越共游击队进村，百姓就集体逃离村庄，把越共晾在空荡荡的村中。韩军取胜的诀窍很简单：手段坚决，做到与越共同样地敢于否定人命价值，越共就没有招数了。韩军在反击越共方面可以放手对应，反而没有受到西方“左派”或反战团体的抨击。

在美国国内的财政紧张、兵源不足等情况下，美国的反战运动加速蔓延，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是一场没有价值的“肮脏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丧生在那遥远的热带森林里，还毫无意义地投入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群体集合在“反战”旗帜下，包括喜欢闹事的“左派”、害怕上战场而逃避兵役的年轻人、发泄精力的大学生、支持民权运动的团体、持有某些宗教理念的人、天真爱好和平的群体、政治短视者等等，他们在美国掀起了更大的反战浪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会的视野。在这种社会情绪下，约翰逊总统的增派军队、增加越战开支等计划都被美国国会否定，迫使约翰逊不得不“逐步降级”对北越的轰炸。越共游击队也得以在南越战场上继续生存。在美国国内的种种压力下，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宣布放弃参选下届总统。此时河内因为军事失败而表示愿意回到谈判桌。1968年5月10日美国代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北越代表黎德寿在巴黎开始了预备性会谈。

早在1964年夏季，河内为了阻止美国向南越派兵，曾表示愿意与美国和谈，中国当时赞成北越采取和谈。但是到了1965年，中国突然强烈反对北越与美国谈判，一再坚持北越只能战斗不能和谈。中国立场的转变与越战升级无关，而与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大规模“援越”有着明确关系。1967年4月11日周恩来告诉范文同、武元甲，“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越接近胜利，我们与苏联的斗争就越激烈。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而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你们越接近胜利，苏联修正主义就越会设置障碍，背信弃义。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说的，提醒你们保持警惕。”黎笋也证明:“（1968年）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北越来和他们作战。’（中国）这样出尔反尔，向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极为困惑。”

前已述及，美军由于受限制不能攻入柬埔寨以获得决定性的战果，无法铲除南方越共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也无法切断越共的物资供应和兵员补充，致使越共游击队在每一次损失后都能够卷土重来，美军的消耗也越来越大。但美军对北越的轰炸和对南方越共的打击也使河内遭受严重损失。而南越方面在努力拖延（暗中阻挠）美国与北越的和谈。于是，越战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1968年，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加剧了在河内争夺影响力。苏联支持北越以和谈方式促使美国撤军，美国也认为苏联可以作为斡旋者而发挥重要作用。在苏联的调停下，北越于1968年4月3日开始与美国谈判。中国对越美和谈戒心倍增，对北越与苏联日趋密切的关系和越苏走到一起的前景极为不安，遂一面竭力阻挠越美和谈，一面给北越增加援助想拢住河内。但中国还是不能与苏联抗衡：苏联援助至1968年时已超过了中国既往多年援助的总和。中国对苏联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只好一再对北越施加压力，不让北越与美国和谈，并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但苏联开辟了经印度、缅甸、寮国的运输线，绕道援助北越。这些做法让河内认为中国正在背弃北越，也让中国在苏联的“苏中越三角”圈套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1968年4月13日周恩来指责范文同:“你们4月3日的（和谈）声明不仅让全世界人民感到吃惊，甚至连敌人都大吃一惊。对世界人民来说，这是你们的妥协，帮助美国解决困难。连戴高乐都承认这点。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料到，就是马丁•路德金在4月4日被刺杀，就在你们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两天发表，这个刺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但河内并不买账。范文同也是精通此技，他冷静反击道:“你们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正在与美国战斗。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范文同还告诉周恩来:“苏联同志们怀着巨大热情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阮文通（Nguyen Van Thong）同志还向葛罗米柯（Andrey Gromyko，苏联外长）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同志全力以赴地援助我们，他们表示支持我们获得最完整的胜利。”——每次范文同想让中国吃醋，中国总是坚决上当。1968年6月中国当局组织了群众反越示威，在广州、昆明和南宁的北越领事馆，抗议河内在苏联调停下准备和谈，北越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10月31日美国政府暂停对北越的轰炸，促成了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北越、越共南方阵线、南越政府和美国的“四方谈判”。中国对和谈的种种阻挠失败了。11月5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体面结束越战为诺言，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1月17日毛泽东率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起会见范文同，毛说道:“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和谈）上美国人的当。我告诉他们不会（上当）。”

时间进入了1973年。1月23日，越南战争的转折点到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谈判代表基辛格与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达成了结束越战的“巴黎停战协定”。

美国着手准备撤军事宜，北越则抢在“巴黎停战协定”生效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和人员运进南越领土内的越共游击区，做继续战争的准备。1972年底至1973年中期，韩国、澳洲、新西兰等国的派遣部队陆续撤出南越。同时，尼克松政府对不同意停战条件的南越政府施加了压力，南越最终同意了“停战协定”。此时，北越仍然在表面上周旋于中苏争拗之间，以继续获取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北越对中共的“背弃”产生强烈不满，将有关中共在印度支那活动的全部文件或记载送交苏联留档。其三十年之后，2000年俄国解密了那些文件中的77件记录文本，包括中越、中寮（寮共）和中柬（红高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诸于世。中国“输出革命”政策导致越、柬、寮、泰、马等东南亚诸国动乱的一系列事实，大白天下，无可推辞。

1973年1月27日“巴黎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角色将终止于同年3月29日。越南战争，从1961年1月1日起到1973年3月29日止，死伤总数超过330万人。其中，美军阵亡45,948人，受伤303,640人，非战斗死亡10,298人；南越政府军阵亡184,546人，受伤495,931人；越共和北越的战斗伤亡总计937,562人。而越南平民的伤亡情况，据美国参议院难民小组对越南战争1965-1972年的估计，平民死于战争约41.5万人，受伤93.5万人。美国在越南战争的花费超过了1,095亿美元。

“巴黎停战协定”签署后，1973年1月28日协议生效，1月29日印度支那实现全面停火。在其后60天内美军撤出越南，越共部队撤出柬埔寨和寮国。北越最终获胜的最大障碍消失了。“巴黎停战协定”规定：外国军队撤出南越，而越共武装却不必撤出南越，因为北越否认它渗入南越，否认打着“南方阵线”招牌的30万北越部队是外国军队。急于达成协定的尼克松、基辛格对北越做出了让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尼克松宣称“这是一项光荣的和平，美国光明磊落退出越南，绝非战败之故。”事实上，美国是首次放弃了它保卫自由的伟大使命，它为保卫南越所付出5万多个美国人的生命，并没有留下历史成绩──侵略未必会失败，反侵略却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北越与共产阵营的巨大胜利，当然也是美国和民主阵营的失败。几天后的1973年2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转述毛泽东的评论是:“美国军队离开南越的协定是个好事。在美国人撤出后，处理（南越）阮文绍政权就很容易了。美国派了那么多军队到印度支那，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越南问题没有解决。最后达成了协议，美军撤出南越，可是协议没规定北越部队也撤出。阮文绍强烈反对美国这么做。当然美国右派也不赞成这个协议。”

在“巴黎停战协定”生效后的两年里（1973-1975年），北越又向南越渗透了10万兵员、700辆坦克和1,500门火炮，上万次地违反停火协定，伤亡了南越10万名军民。但在1973年1月那时，世界上许多人们都信以为真那个在共产党看来如同废纸的“巴黎停战协定”将把和平带给东南亚。美国的反战派和西方“左派”也自视为世界和平的“大救星”，狂欢庆祝。“巴黎停战协定”的谈判代表基辛格和黎德寿，因此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喜滋滋跑去领奖，黎德寿冷峻地拒绝获奖。世人都在天真地相信越南战争会就此熄灭，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战乱并不会就此终结。

根据巴黎协议的第20条款，越共也必须撤离柬埔寨。但越共却保留了他们在柬埔寨“胡志明小道”区域的基地和设施，并在红高棉“解放区”留下了约千名军事干部作为“顾问”。当时美国苏联都不了解越共与红高棉并不是一回事，美、苏还以为柬共仅是越共的面具，越共撤出柬埔寨，柬共也就自行解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1973年1月29日北越、南越、寮国都实现了停火，金边政府也单方面停火，不停火的是红高棉。从2月开始，红高棉加强了对金边政府的攻击，并不理会河内所坚持的要红高棉与金边政府展开谈判的建议。这差不多表明了红高棉开始背离北越，而乔森潘（红高棉的名义上的领导人）在评论“巴黎停战协定”时声称“河内抛弃了我们”，此话被西哈努克所记录。河内的一份文件说:“北越人（从柬埔寨）的撤出放开了柬共对越共的依赖。这是个危险的预示，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柬共偏离跟随越南共产党的路线，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范文同把柬共（红色高棉）和北越之间的关系演变，告诉了苏联大使。在1973年4月14日的一次会话时苏联大使提醒范文同，“在越南与柬埔寨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中国的阴谋”。范文同答道:“我们知道存在一些中国计划，想要制造印度支那人民之间的不合。然而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制那些计划。”苏联大使还说：看来苏联也应该接触西哈努克流亡政府，“我们需要通过他更好地了解柬埔寨的现实状况。”这显然符合俄国人对付中共的一贯策略。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美国，“水门事件”正在走向终局。美国司法调查的结果表明尼克松总统自始至终对水门大厦的窃听活动都了如指掌。这个结果公布后，全国哗然，掀起了声讨尼克松的浪潮。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指控尼克松多项违法。1974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议案。8月9日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下台。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企图挑战宪法和民主法制的政治家，然而他以失败结束了这场较量。毛泽东对此无法理解，他对尼克松深表同情。在一年多之后（1976年1月1日），毛与来访的尼克松女儿女婿谈话，毛承认自己怎么也弄不懂那两小盒录音磁带（注：尼克松指使窃听活动的证据）竟能把美国的当权总统整下台。毛泽东对尼克松女儿女婿伸出因苍老手抖而摇摇晃晃的大拇指说“你们（美国）是这个”，又伸出摇摇晃晃的小拇指说“我们（中国）是这个”。

在“水门事件”的四面楚歌声中，美国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匆匆接任总统职位。他以质朴和忠厚，艰难地给饱受信任危机的美国带来和解。福特总统委托基辛格掌管对外事务，相机行事。尼克松下台后，越共立刻在南越的岘港和西贡附近挑起冲突，以测试南越政府和美国的反应。越共的行为引起南越民众的恐慌和不满，南越总统阮文绍没有对越共做出强硬回击，只是对南越民众空谈政府将维护国家主权等等。而美国未做出任何反应。

1975年1月7日盘据在南越领土之内的越共，再度发动军事袭击，复燃战火。

1975年1月29日，美国白宫内阁会议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减少对南越和柬埔寨的物资援助，其结果是，南越将在今年的春末沦陷，金边也将在今年4月份沦陷；那里的战士们如此窘迫，他们正在限量使用手榴弹抵御火力强大的敌人。福特总统为此恳求美国国会批准向南越提供3亿美元、向柬埔寨提供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白宫内阁会议强调：必须理解这些援助只是用于补充弹药、燃油等必要的物资；而如果美国抛弃对这两个小国所做的承诺，将严重打击美国的国际公信力。但美国国会不为所动。福特总统还特别呼吁道:“到目前为止，美国总是在任何朋友的最困难时期里，坚定地站在朋友一边。现在，美国难道会故意在亚洲小国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关头抛弃它吗？”而国会的简短回答是: 正要如此。

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全部终结对南越和柬埔寨的一切帮助。南越和柬埔寨的陷落将无可避免。几小时后，这消息传遍世界，苏联领袖们、毛泽东、周恩来、黎笋、范文同，朗诺等人也都知道了。对此早有预料的东南亚诸国，仍然普遍感到震惊。此后，美国政府通知驻西贡和金边的使馆准备撤离。

1975年3月初，北越公开撕毁“巴黎和平协定”，出动百万“人民军”大举入侵南越共和国。1975年3月3日北越“人民军”第2师攻陷南越的6个县，并截断交通。3月10日南越总统阮文绍鉴於态势严重，决定放弃临近边界的高原三省和北端的广治省（Quang Tri），缩短阵线，相机决战。3月17日北越“人民军”第320师占领了南越的邦美蜀（Buon Me Thuot）。同日，在未做周详准备情况下，阮文绍突然向全国宣布撤退行动，这使南越政府军毫无准备的时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导致战局急速恶化。3月19日南越第一军区仓促撤离广治省及顺化省（Hue）。3月22日北越“人民军”攻陷广义省（Quang Ngai），截断了南越军队的退路，并驱赶百万南越难民拥塞道路，使南越军队不得不改道涌向岘港市（Da Nang）。3月26日阮文绍下令守死岘港，但第二天军区司令官擅自逃亡，整个指挥系统自行瓦解，岘港10万南越守军怨气大涨，于3月30日未做抵抗便向北越“人民军”投降。南越第二军区也放弃了中部地区后撤，使西贡以北无险可守，严重影响了全国的士气民心。南越岌岌可危。至4月7日，南越的大部分省份及省城，皆未经战斗而先后放弃。在这种态势下，北越势力席卷印度支那已成定局。

在1975年4月16日下午2:30的白宫内阁会议上，基辛格诙谐地说现在北越全部军队都前往入侵南越，设若给他一个装甲旅便可拿下空虚的河内。这次内阁会议认为：美国拒绝帮助南越，但苏联和中国在帮助北越，造成了局势的失衡；而在援助问题上抨击声调最高的（美国国内）批评者们，正是以前大力鼓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那些人。南越和柬埔寨的陷落，最终结果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怀疑和对美国的寻衅，这种事件将对全球产生深刻的影响。然后，福特总统感谢基辛格等人在一个艰难时期为南越和柬埔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然后他无奈地说:“历史将证明我们判断的准确性。”内阁会议结束。

4月20日，北越“人民军”几十个师分五路进军西贡。当时南越政府在西贡及湄公河三角洲布阵5个步兵师、3个空降旅及数百架战机，仍有反击能力。但国家危急，南越政府斗志消弥，民怨沸腾，阮文绍总统仓皇下台。4月27日，西贡被围，达官贵人纷纷出走。4月28日南越临时总统杨文明谋求与北越谈判，遭到拒绝后，遂以不忍西贡毁于战火为理由，宣布单方面停止战斗。美国总统福特抢在西贡沦陷前夕派出大量飞机和船只，救出20多万南越难民。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领西贡市。至此，越南战争结束，北越穷兵黩武、兵燹南北十四年，终以军事方式吞并了南越共和国，也开启了南越民众逃亡的日子。

寡言少语的黎笋，他拥有主导越南共产党所需的钢铁意志、专注和管理技巧，在赢得越战的过程中，他始终是北越行动的总指挥。事实证明，北越以小国之份取得越战的胜利，一是巧妙利用中苏对抗而在维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分别从中苏“竞争”中获取最大限度的援助；二是以拖长战期的消耗和混淆曲直的宣传攻势，利用美国政府“不扩大越战规模”的错误政策，并充分利用美国人民对越南战争产生的厌倦，最终收到神奇效果。而南越政府并未拼死战斗抵抗侵略，更不是被动参战的一方：西贡当局顽固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破坏和谈，努力影响着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拖延着美国撤军以及加剧了美国从东南亚脱身的复杂性，也影响到全球的冷战秩序。尽管华盛顿方面有各种国内理由和地缘战略理由继续留守南越，但决定着美国投入越战的性质和步调的，却分别是河内当局和西贡当局。

此时，印度支那全面赤化之势无可阻挡。河内出兵推翻了已经无力抵抗的寮国政府，让寮共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掌管寮国政权。寮国苗族英雄王宝率万名苗族民众流亡美国，定居犹他州。黎笋以“统一”功勋赢得越南“国父”地位，范文同赢得“现代越南设计师”地位。范文同得益于北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与信任，使他的才华得以施展。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最大错误在于，不追求军事胜利而导致失败。南越国家的独立和人民自由，被悲惨地终结了，这使得美国十几年来为印度支那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完全失去意义。基辛格也批评道:“美国在越战中自始至终没有清楚地界定自己的目的，也没有确定应该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美国派兵救援南越，表达了保卫自由之心，却不争取军事胜利。”日后的美国总统里根的评价是:“越战是个大悲剧。越战的耻辱是，美国青年被送入战争绞肉机，却不被允许有获胜的意愿。”在美国国内，越战失败造成了美国人民在心理上的许多复杂变化：他们为一个不明不白地失败的战争，付出重大代价而在内心感到茫然和无法平衡；因抛弃南越和柬埔寨而导致国际对美国的指责，也使美国人感到恼怒，并在自尊上受到严重挫折。而美国“左派”媒体对越战讯息的有意误导，更使许多美国人把越战失败的情绪，转化认为美军奉国家之命在越南的英勇作战是助纣为虐，而不体谅美军是在极其恶劣的战斗环境和种种政治限制下的艰难作战而且受着自身素质和战争道德方面的制约。美军面对的敌人不仅有河内，还有中国、苏联、西哈努克、西方“左派”、美国国内的反战阵线和经济衰退、西贡的牵制、法国的暗绊等等。参战的美军士兵本是国家英雄，但胜利了无名无利，失败了则丧失性命，退役了需忍受战争加诸的身心创伤，他们还得忍受国内民众的敌视与政府的漠视。许多越战退伍军人都受到创伤性官能失调症的困扰，心理分析家称之为“越战后遗症候群”。

在国际上，美国外交政策的信誉和可靠性受到许多盟友国家的怀疑。而越南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在印度支那的两个“三角”政治角力中，苏联击败了美国和中国，北越侵吞了南越，美国丢掉了南越，中国失去了北越。北越苏联是赢家，美国中国是输家，柬埔寨则被战争漩涡所吞没。美、苏、中、越四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恩怨交缠和分化组合也走向终局：北越与苏联结盟，中国和美国走近。西方的反战者们皆不再吭声。

越战的双方皆付出巨大的伤痛和生命损失。美军阵亡45,948人，受伤303,640人，非战斗死亡10,298人。南越政府军阵亡184,546人，受伤495,931人。北越和越共军人阵亡937,562人，受伤数字不详。而平民的伤亡，根据美国国会的难民小组（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Refugees）的估计，死于战争的平民超过41万，受伤平民超过93万。美国为越南战争的花费超过1,095亿美元，5万多名美国青年人、112万北越和南越的士兵、41万越南平民，都在战争中死亡。更有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迫使全世界去思考：人间为何一再发生战争。

结局与后话

越战结束，北越人忙于在南越建立共产党政权和清洗前政府人员。大约百万的与前南越政府有关的人被送到“再教育营”里，其中也有一些人被处死，但最后绝大部分人被释放和回归社会。越南难民所写的关于南越沦陷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越共当局大规模杀害前政权官员和军事人员的相关记载。令人惊讶的是，越共当局在此时的百忙中，派出军政人员到动乱中的柬埔寨，接回越南侨民。当时，在柬埔寨约有25万越侨，大部分都被越共接收而返回了越南。因为种种原因来不及返越而遗留在柬埔寨的越侨还有2万人。越共当局对越侨的不分阶级的关心，是值得称赞的。

北越的一位部长指出：1975年是红高棉与越南人之间关系的分水岭。在红高棉接管金边政权后，波布（PolPot，中国译为“波尔布特”）拒绝与河内发展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他声明:“我们赢得了全部的、决定性的、干净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或参与。”实际上他不承认越共所做出的对红高棉的一切帮助，也不承认中共的帮助。农谢甚至宣称:“越共破坏我们的革命。我们没有从越南共产党那里收到任何东西。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指出越共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在整个柬埔寨革命时期，我们与苏联和越共之间有复杂的斗争，但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并赢得胜利。”

1975年5月4日红高棉攻击越南领土富岛（Phu Quoc）和土珠岛（Tho Chu），而这两个岛屿确属越南，不存在归属争议。同年，红高棉频繁越过东部边界入侵越南的村庄，杀死村民。此期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在柬、越边界的很多局部区域，越共部队和红高棉部队发生了小型的战斗。

在北京，毛泽东的关注热情转移到柬埔寨，而迅速冷淡了越南。1975年9月24日毛泽东对黎笋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推脱道:“现在最穷的不是你们（越南），而是我们（中国）。我们有8亿人口，现在还有领导危机。周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了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在场的邓小平说“只有他一个算壮丁。”

越南原有华人150万，其中130万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地区）侨居在越南南方的富庶之地，越南人与华人世代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排华风潮。河内知道中共长期以来对东南亚华人的利用，在中越交恶的情况下，河内有理由担心越南华人成为中共的内应，而越南华人也担心中越交恶会影响越南当局对华人政策的改变。1977年河内在越南北部施实“净化地区”项目，把那里的华人举家迁往越南内地。但是，越南北部的几万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西地区）感到严重不安，开始举家迁回中国大陆。中国指责河内“蓄意驱赶华人”。

越南北部华人的举动加剧了越南南方华人的不安。随后，许多南方华人随同南越人一起逃离越南共产党的统治。在许多越南华人难民的伤感的回忆录里，流露着他们对越南共产党的痛恨和恐惧，也揭示了他们逃出越南的真实原因。北越在1975年吞并南越后，南越民众并不信任从北越蜂拥而来的共产党，但不得不忍受统治和政策，其中大约有两百万南越人逃离越南，其中包括十几万华人。他们乘渔船在茫茫大海上冒险逃亡，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艰难险阻，抵达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或澳洲（例如巴黎的华人领袖陈氏兄弟），估计至少有十万人死于逃难过程。这被称为“投奔怒海”大悲剧，全球为之震惊，国际社会指责越南给世界制造了难民潮。

中国指责越南“反华”，称那些出逃的华人是“越南难民”，不予接收。1978年6月16日中国当局关闭了越南驻广州、南宁和昆明的领事馆，7月3日中国撤回了全部的援越人员，至此中越关系全面破裂。

邓小平与红高棉没有任何渊源，也丝毫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支持红高棉，用意是把红高棉当作针对越南的一根刺，而不再是“输出革命”。河内准备对红高棉采取军事打击，邓小平便认为有了对越南发动战争的借口，叫做“自卫反击战”。1978年11月中国的广州、昆明、成都三个军区奉命完成了战争准备，12月13日邓小平以中央军委名义命令中方军队向中越边境地区集结，12月底中方9个军的30万人集结在广西和云南的中越边境。

此时，红高棉对越南的上千次的军事挑衅以及大规模杀戮越侨的行为，超出了河内的忍耐底线，形成了越南出兵的正当性。在1978年初，黎笋总结观察，判断红高棉政体的性质是“红色奴隶制”。1978年12月4日河内广播指控红高棉的四条罪行是独裁（dictatorial）、军国主义（militarist）、法西斯主义（fascist）、种族屠杀（echoing genocide）。

另一方面，河内考虑了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外交背景。1978年6月黎笋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讨论越南的计划，缔结了苏联与越南的合作条约。在莫斯科，越南领导人清楚地谈到“在即将来临的旱季有效地进行对金边政权的强大攻击”，苏联领导人支持越南的计划，并答应帮助对付未来的中国反应，越南则保证打击的迅速进行以使“中国没有时间大规模地运送军队到金边去解救红高棉政权”。1978年10月中旬，越南军队开始集结。红高棉到北京求援，甚至要求中共派军队到柬埔寨来参战，但这要求被拒绝了，中共只答应为红高棉紧急提供军火和指导战争策略。

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10万名越南军人将跨过边界去进攻红高棉。战争命令由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下达，战争总指挥是越南军队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战地司令官是黎德英中将（时任越南南方军区司令官）。凌晨，越军整装待发，10万顶钢盔在星光下闪动着无边的钢铁幽光，他们即将展开一场国家战争。越南向国际社会宣布的出兵理由是充足的：红高棉杀害了滞留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侨民，出于越南边界的安全原因，有必要在柬埔寨出现一个对越南友好的政权，以取代由北京支持的红高棉政权。

黎明时刻，红高棉的好日子结束了。10万越军分兵五路，排山倒海般地攻入柬埔寨。

第一路越军由驻越南波来古（Pleiku）基地的合成师团组成，进攻柬埔寨的上丁省，沿柬埔寨北部向西推进，直取暹粒。
第二路越军由驻越南邦美蜀市（Buon Me Thuot）的两个师组成，沿柬埔寨中部进攻橘井省和磅通省。
第三路越军由“鹦鹉喙”以北的越南西宁市（Tay Ninh）驻军组成，包括有两个坦克团，目标是柬埔寨战略要地磅占省。
第四路越军由驻越南朱笃市（Chau Doc）的两个师组成，目标是柬埔寨南部区域。
第五路越军由驻越南河仙市（Ha Tien）的部队组成，目标是柬埔寨磅逊港以截断海路。

这五路越军配备有苏制坦克和装甲车，那些飘扬着越共金星旗的钢铁怪物卷起的沙土遮蔽了早晨的天空，长驱直入柬埔寨境内。越军的作战机群全面控制了柬埔寨境内天空。另外有4个团的寮共军队也从寮柬边界攻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讨伐红高棉。

红高棉总兵力约有10万国防军，10万地方部队，还有十几万乡村武装“自卫队”。他们面对柬埔寨民众曾是何等骄横凶悍，但现在他们面对越军却是令人瞠目的懦弱狼狈。红高棉的精锐部署在柬埔寨东区、磅占省和西南区三地。柬埔寨东区有7万红高棉部队，是抵挡越军的主力。12月27日越军包抄了集结在“鹦鹉喙”附近的红高棉3万人部队。被围的红高棉部队未经战斗便弃枪溃散。在柬埔寨东部的其它红高棉部队和号称勇猛善战的柯袍（也译“盖博”）部队也瞬间瓦解，势如山崩，无法制止。大批红高棉战士扔掉武器向西逃去，或逃回自己的家乡，或胡乱奔走不知哪里好逃。很歹恶的红高棉乡村“自卫队”早已渺无踪迹。公路上拥挤着向金边进军的越南军车队伍。越军来不及处理红高棉的人员和武器，便让红高棉战俘自己收集枪支塞到越军坦克履带下碾坏，人员即可遣散回家。那些武器都是中国造步枪。还有24辆崭新的中国坦克和大量的反坦克武器，没有经任何发射就成为越军的缴获物。

第二路越军攻入柬埔寨后直扑橘井省，当地的红高棉部队闻风溃逃，1979年1月1日占领了橘井省城。第三路越军进入柬埔寨向磅占省进军。在磅占省城附近，有柯袍的主力军队2万多人集结在那里，其中包括中国为红高棉装备和训练的精锐装甲部队。柯袍军队与第三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猛烈打击下仅几小时便全线崩溃。战场乱作一团，柯袍急速逃奔金边。很多红高棉军人乘机起义反戈。此时中国援柬人员也成为柬埔寨人的痛恨对象，而红高棉不愿“中国援柬专家”落入越军之手。有柬埔寨人的描述说:“（红高棉）向被困的几十名中国专家开枪，弹如雨下，这些中国专家就这样死于柬埔寨。在红高棉基地，也有一百多名中国专家异常紧张地来回奔跑。”

到了1979年1月3日，越军解放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国土，快速向柬埔寨内地推进，兵锋指向金边、磅逊、暹粒等地。渡口重镇奈良曾是红高棉与朗诺政府军争夺5年之久、直到金边沦陷之前16天才拿下的。现在越军只用一个早餐时间就攻占了奈良。红高棉战略部队，也就是西南大区的塔莫部队，素以对民众血腥无情而著名。1月4日，红高棉这支3万人的战略部队在贡布省与第五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凌厉打击下也同样地迅速崩溃了。塔莫立即带着家眷和亲信逃往金边。

尽管红高棉把战争打得一塌糊涂，但国际上观察战争的分析家们一致认为红高棉还可以坚持战斗几个月才会垮台。中国也相信这个说法。1月5日邓小平在北京说:“中国不打算直接派军队或军事顾问到柬埔寨去挽救红高棉。”

原本，越南人只是打算在柬埔寨东部创造一个安全地区，隔离红高棉。但军事进展如此顺利，使越南人很快认识到他们甚至能够攻克金边，一举解放柬埔寨。1月6日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2万越军，挺进到金边东部城外。越军战地司令官黎德英来到湄公河边，遥望金边。他决定明天对金边发起总攻。但是就在那个黑沉沉的深夜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部署在金边城外的红高棉7个师，有5个师自动瓦解了，士兵们脱去黑衣，扔下枪炮，逃向四面八方──对红高棉士兵们来说，摆脱“革命组织”和保全性命，自有其发生原理。1月7日尚未天亮，惊惶失措的红高棉“党中央”抛弃金边向西北方向仓惶出逃，波布乘直升飞机飞向泰国。金边的红高棉干部和残剩的部队，背着能够抓到手的大米，乱哄哄地向西北方向集体逃奔。金边以西尘土漫天飞扬，十几万人狼奔豕突，武器文件丢弃满地——三年来他们把国家踹进灾难里，现在却逃若脱兔。红高棉原有军队总计20个师，现在仅剩驻金边的“中央警卫师”还完整地存在。

1979年1月7日是金边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早上，越南的轰炸机群轰鸣着飞过金边。这次空袭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金边已经没有红高棉了。中午12时30分，大队越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金边。仅仅13天，越军就粉碎了红高棉政权。越南人不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战争技艺，而是红高棉一触即溃，没有给越南人以这种机会。越军的迅速胜利是越南将领们始料不及的，他们知道红高棉色厉内荏，但没料到不可一世的红高棉会“像一枚鸡蛋被轻易摔碎在石头上一样”。红高棉，人类史上最暴虐最怪异的“红色乌托邦”弹指间就破灭了。所有留在金边的人都自发欢迎了越南入侵者，他们都是严重缺乏营养、被折磨了3年多的工人和家属，全部只有寥寥千人。相同的欢迎，曾经发生于1975年4月15日红高棉沦陷金边的那一天，可悲的是那一次人民错误地欢迎了一个极其恶毒的“革命组织”，整个民族因此陷入了空前的血腥浩劫。

红高棉政体仅仅存在3年8个月20天，在如此短期内红高棉政体杀戮人民170万，占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尚未被杀的4百多万人民沦为红高棉的奴隶——这时候你无法认识那些生命，他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身患疾病、极度衰竭、摇晃欲倒、有如僵尸。若非越南兵的解放，迟早都将倒毙田野变为白骨——他们全都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民主柬埔寨”了，结果太阳升起，他们还是走了过来。至此，灾难深重的柬埔寨人民终于被越南人以一个正义的入侵拔出了地狱，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今天，回首探讨，如果越南兵来迟了，真的是可怕得无法预见。人类史上唯一的“红色奴隶制”实验结束了。

许多柬埔寨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描述道：在1979年初，柬埔寨的人民都以极大的欢乐，欢迎了入侵柬埔寨和驱逐红高棉的越南战士。一个柬埔寨青年欢呼道:“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在1979年1月7日从红高棉的手中解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民，相信国家迎来了和平，使我们不再被迫生活于巨大的恐惧之中。”

一位名叫安万纳（Anh Vanna）的金边年轻人对西方媒体说：若没有越南兵的到来，就没有今天的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柬埔寨。

柬埔寨国家领袖之一的谢辛说:“1979年1月7日，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结束。我们感谢越南人把柬埔寨从可怕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

············

1986年7月10日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河内去世。黎笋在越南共产党内长期担任最高领袖，他在“越南战争”期间作出了最重要的决策。在越战之后黎笋又成了共产党国家与中国持不同观点的象征。

黎笋去世后，原越共南方局领导人阮文灵出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范雄出任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1980年晋升大将）出任越南国防部长。原“南方阵线”主席阮友寿出任越南国会主席（Chairmen of National Assembly）。这四个人早年在越南南方的战斗年代结为密友，现在又组成越南最高领导层，他们在国策上更为慎重和实际。一方面，他们与邓小平没有个人芥蒂，因此有可能打开河内与北京的关系缓和之门；另一方面，他们比黎笋更认识红高棉的本质。柬埔寨全国哀悼黎笋的去世，许多柬埔寨人为此流泪。柬埔寨人清楚记得：当年是黎笋决策出兵灭亡了残暴的红高棉，而中国那时在极力支持红高棉。

在黎笋去世后，越战时代的老一代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从高层淡出，越南开始了部分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尝试。被誉为“现代越南的设计师”的范文同也退出了政坛，他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范文同于2000年4月29日去世。河内为他举行了隆重国葬，数以万计的越南民众自发排列在河内的街道上，最后送别他们的战时英雄范文同。

武元甲最长寿，直到2013年去世。终年102岁。

最后，本文以一个普通老母亲的真实悲怆，展示20世纪越南战争期间平民百姓自己的历史：（注：现任美国国务卿克瑞John Forbes Kerry在越战后访问河内，观看过这个纪录影片）

在一部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越南记录影片里，一个白发蓬乱的北越母亲，小心翼翼地向来访者展示，她的失踪儿子幼年时的衣服、鞋子和红领巾。这是儿子留给母亲的全部遗物。在越南战争期间，这个21岁儿子（被“人民军”征兵）失踪在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上。战后二十多年来，母亲倾其所有，四次沿着森林中的“胡志明小道”长途跋涉，寻觅儿子的遗骸，她央求当地人开掘了45座当年的战场群葬的无名战士坟墓，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辨认儿子的痕迹。在每一座坟墓里，母亲都带走一把土。现在，68岁的老母亲已经没有财力和体力进行第五次寻觅，她只好把那45把土合葬在一个小小的墓穴里，墓碑上是她的年轻儿子的名字。从屏幕上，观众能够看到一个苍老母亲呆呆坐在儿子的坟前，无限悲伤却无泪的面容。战争，其实没有胜者与败者，只有牺牲者、幸存者和苦难。

(“越南战争”全文完。作者附言：本文所述的每个的历史事实和人物行为，都有确凿的文件和文献记载，且经过核实和验证，务求严谨。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过多，考虑到读者较少对参考文献有着特别兴趣，故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