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背景之下,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以白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出了“锈带”地区白人工人群体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话。特朗普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话语。它以“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旗帜,提出要恢复传统美国的荣耀与力量,恢复白种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不能被撼动的地位,保持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这种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保守派思路其实是吻合的,所以许多共和党人虽然不喜欢特朗普,却不愿意站出来批评他的话语,有的人甚至为此感到释然,因为特朗普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和党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持怀疑态度,对“政治正确”大加谴责,认为它限制了言论自由。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敢说大话、狠话,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强人政治”的风范和敢于蔑视“政治正确”的勇气,而也是企图重新界定美国人的民族性。他用“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的逻辑包装了对民权运动成果的挑战,重新将“美国人”定义为一个从文化、肤色到观念都和谐一致的民族整体,从而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权运动问世以来形成的新美国价值观。他要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纯洁性已经受到玷污,并正在迅速消失。
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使用“我们 vs. 他们”的语言模式。虽然他并没有说明“我们”是谁,但他的听众一听就十分明白。在特朗普的语言中,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美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包容、宽容和多元化根本就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锈带”地区的白人失业者来说,敢于挑战“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朗普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这些选民眼中,“全球化”就是美国的资本、工厂和工作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特朗普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克林顿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提并论,将它们说成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同流合污、忽悠民众的产物。许多出生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家庭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父辈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地位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是民主党人,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站在新政自由主义一边,但他们发现被精英政治控制的民主党如今已不再重视他们,而共和党“建制派”也不理睬他们。特朗普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们的愤怒火上浇油。
当选民们感觉到在自己的祖国正在变成异乡人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为传统和价值观的消失而感到痛苦,既无法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也不愿意全力拥抱多元化。眼看着后来者和外来者源源不断地超越他们,他们的失落感和恐惧感更加强烈。这种失落感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描述的“社会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有相同之处,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表达的不光是冤情和愤怒,他们也希望找回失去的“美国梦”。[30]所以,《时代周刊》提到的“隐藏的选民” 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是隐秘的,他们过去只是没有机会发出声音而已,特朗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和表达的机会。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正好大都分布在摇摆州,所以在大选日他们给了特朗普一个具有“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 即数量很小但却能引发质的变化)意义的选民支持,并且喊出了“还我祖国”(I want my country back)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