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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热度 4已有 457 次阅读2017-12-20 01:38 |个人分类:华人历史|系统分类:历史

这本书记述的是关于早期华人来到美洲新大陆拓荒,一直到后代进入美国社会的曲折历程,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本书曾荣膺亚裔美国人研究会1987年优秀图书奖。

  Sandy Lydon: 

(记者:王凯)

 

【内容介绍】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加州的蒙特里、沃森威尔、圣塔克鲁斯和萨利纳斯曾经有过繁忙兴旺的唐人街存在。也很少有人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存在,这些地区的旅游业不会是如此发达,农业也不会因多样多产而这样举世闻名。

 

    本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蒙特里湾区中国人的研究巨著,追溯了一整部华人移民历史——从1850年代初第一批渔民的到达,一直到当代社会领军人物所做的杰出贡献。中国人在湾区的渔业、农业、铁路和商业发展上所担当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因此桑迪·莱登热情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形象展现华人在美国现代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作者莱登和他的妻子安妮一直不懈努力将太平洋两岸拉近。他们或是率团去东亚考察,或是在蒙特里湾区接待中国组。他们家居阿普托斯市后面的山区,近靠中国筑路工人在1880年修筑的铁路用地。莱登不断阐明隐藏在加利福尼亚历史
脉络中的故事,去寻回由于种族主义和历史漠视而失落的声音。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在布鲁克林区一个带着疑虑眼神的中国男孩,这也是布鲁克林最早的孩子照片)

 

 

【作者介绍】
    桑迪·莱登,加利福尼亚州阿普托斯卡布里洛学院的历史教授,自1968年起在该校任教,现已荣誉退休。莱登是美华公民联盟和美日公民同盟的奖项获得者,他致力继续阐明隐藏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脉络中的故事,寻回由于种族主义和历史漠视而失落的声音。其著作包括:《中国金——在蒙特里湾的中国人》、《蒙特里湾区的日本人:一部简史》、《海岸红衫木:一部自然和文化的历史》(与人合著)、《唐人街的梦想:乔治·李的生涯和摄影艺术》(与人合著)等。

 

 

 

【译者介绍】
    尚玉明,语言学教授、翻译家,代表译作为当代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之中译本。1996年移民美国前任教于青岛大学、山东贸院。旅美后,先后在宾州州立大学、杨百翰大学等院校教授中文及中国书法。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多家中英文报刊发表文章。现居加州。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阿福和小乔治,体现了老一辈中国移民到新一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过渡)

 

 

 

【原文摘选】

前言
文/作者

 

    似乎没有纪念碑,没有显著的地名,没有“中国式的”镀金建筑物,也没有居民的密度来证明中国人在蒙特里湾区的存在。1982年,一份地方报纸在试图重现历史上各移民团组抵达帕哈罗谷时对亚洲移民作出如下评介:


    最初的西班牙臣民们被具有欧洲背景的早期美洲殖民者所取代。其后是克罗地亚人的到来,他们甚至支配了本地的经济。再其后就是葡萄牙人。现在是墨西哥人。经年以来,一直也都有零零星星的亚洲人渗入进来。


    中国人,正如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和东南亚人一样,始终被看作是历史中的“毛毛雨”,是生活的边缘参与者,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


    然而,历史事实说明,中国人确是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沃森威尔的农业多样化是举世闻名的。正是中国的农场工人们用他们的体力和智慧创造了帕哈罗谷的农业多样化。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工出现之前,小麦都是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也正是在可靠的中国农工的脊梁上,甜菜制糖业才得以建立起来。而正是它带来了萨利纳斯和帕哈罗谷两个地区的农业革命。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人倡导和开创了水果干加工业,从而使苹果这种易腐难存的水果业的盈亏命运得到彻底的改变。在萨利纳斯,中国人开垦和改造了数千英亩的斑颈步甲虫沼泽地,将它们变为农产良田,而且还为此地的农业多样化充实了劳力,实现了像在帕哈罗谷一样的良性巨变。在蒙特里,罐头厂街已经成为了一处旅游名胜。

 

    中国人不仅创立了这个水产捕捞业,而且长达半个世纪地激励着这个地区的广大渔民们将适销产品扩大至鱿鱼、贻贝、鲍鱼和海菜。圣塔克鲁斯之所以成为旅游胜地,中国人功不可没。是他们开通了道路,钻透了隧洞,铺上了铁轨,将一车一车的旅游者们送来了圣塔克鲁斯和蒙特里两县。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这个地区,多数的大型发展项目,无论是铁路、灌溉工程,还是主要的水利系统,都是依靠着中国的劳工而成功的。


    如果你想在当地市镇甚至于整个湾区的史志上找到中国人的贡献记载,你会失望。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写下的湾区历史总是会完全地忽略掉中国人。第一类专为蒙特里湾区而写的历史记录书是由旧金山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公司编辑的自费特订史志,被现今的史学家们称为“私家史志”。当地的居民们在该书写出前便提前订购。每一位订阅者在史书中的位置都和他/她所订阅的数量呈正比。这些书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湾区社会及经济领袖们都给予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却只字不提西班牙裔和华裔的贡献,也不提正当这些书撰写时期所狂烧的反华歇斯底里风潮。

 

    十年之后,一位名叫E.S.哈里森的保险推销员接受了一期订购,写了圣塔克鲁斯县的历史。尽管在文中有一些嘲弄和歪曲在帕哈罗谷的草莓园和啤酒花藤田劳作的中国人的描写,这册书也从根本上抨击了所谓社会名流的自我主义。这些早期的作者们无意去参考和借鉴历史学家休伯特·豪·班考夫特所写的加利福尼亚历史(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大量对蒙特里湾区中国人的记载。)


    埃利奥特和哈里森的私家史志主要记录了那些新近迁移过来的东北方美国佬的历史和传统。而早在他们之前,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和西裔后代就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地区落户了。


    在他们长达两卷的巨著《蒙特里历史,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鲁斯县和圣.贝尼托县》中,梅杰·罗林斯C.沃特金斯和米勒德·F.霍伊尔括入了一种异端的说法:中国人早在西班牙人之前就造访过加利福尼亚的海岸。但是仍然未能在他们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分析部分中提及中国人之贡献。直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诞生的新编地方和地区史志中,中国人才被历史括入。这些新史志作者阿古斯塔. 芬克,安妮B. 费希尔和玛格丽特. 科克都对中国人作出了简要的介绍。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描写的都是中国人的“异国的”或“别具一格”的情调特色,而不是他们对于该地区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待到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学术论文和限量版图书方论及蒙特里湾区中国人的各个方面。可惜这些书刊只是被囿于大学或学术性的图书馆内。


    中国人在蒙特里湾区的史册中一直不被认同的原因盖是隐藏在他们在美国的难言的生活经历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很风行的说法是白人历史学家们有意地将中国人排除在一般地方史之外。但是正如在这个纷乱喧嚣的时期所提出来的许多理论一样,这个说法也显得过于简单化了。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沉寂出现了。它暂时取代了中国移民和美国各级政府之间的激战和苦斗。双方都希望淡化和遮掩这场斗争;中国人想要避开美国移民官员的不断的困扰,而白人政府则刻意掩盖这种经常使人困窘和尴尬的冲突局面。


    于1882年5月被美国国会签署并写进法律的排华法案为前述的斗争提供了官方指南。虽然集中在1882年前后约有几十条限制直指中国人,但事实上从1850年至今,这个排斥法案的阴影一直笼罩在美国华人的整个生活经历中。这个排斥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继续进入美国(商人、学者、学生除外)这项为国会通过的法律还规定,中国移民没有资格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来自官府的烦扰对于中国百姓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少世纪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历史使得他们在来到美国时对于这里的政府也抱有相当的怀疑。

 

    在金山,中国人用以和政府周旋的技巧也如出一辙——避免和官府接触。无论在太平洋的哪一岸这都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在中国,隐姓埋名是很难彻底的。因为个人是家庭的一员,又住在老家的村落,有着绵延数百年的根系牵扯着你。但在美国,即使在政府的盘查下,中国人的相似的面孔和姓名也时常会使人感到模糊。于是,中国的移民们很快地发展起一套技巧来逃避被驱逐的危险。


    在我研究的初期,我曾为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们使用过的遁词而兴奋。
    我为中国人的智慧而喝彩。他们的提示小抄(在移民官员审问时使用的常用问答提示小册子)和换用的化名每每搞得政府官员一头雾水。然而当我开始试图通过历史记录找寻这些中国先驱时,当年他们撒在追捕者眼中的沙子也同样迷糊了我的视线。


    很多中国移民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采用了躲闪和变幻的手法。他们在与白人社区打交道时使用一个名字,在中国社区则使用另一个名字,在自己的直系亲属中才使用真实的姓和名。有很多次当我在会晤中询问起在1882年后进入美国的那些中国移民时,他们的后裔便会捂住麦克风暂停录音,并且解释道,当年为了逃避移民官员的追查,这位先人改掉了自己的姓氏。屡见不鲜,有的移民利用一个已经合法居留美国的华人姓名,使自己变成记录上他/她的近亲,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纸面人”而已。但这些文件名字绝不只是纸面上的好奇游戏。很多华人仍然怀有对移民官员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心理表现在对移民会晤官员的不信任,不情愿申办美国护照,生怕要求出示的出生证明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当年非法进入美国的行为。


    历史学家和系谱专家们想在十九世纪的档案中查找一些具体的中国人的企图屡屡受挫,总是为别名和绰号所困。在《中国人》一书中,马克辛·洪·金斯顿描述了当年她的父亲每一次因赌博被捕时,在斯多克顿警察局提供各种不同的名字的情节。在斯多克顿警察局的档案上列入的因赌博被捕的几十个中国人的名字归根结蒂有可能只是一个人。时而有之,档案保管员、人口普查员及税收员们会遇到听音上的文化障碍。他们无法把多调式的中国人名作出准确的译音。在两份相隔不到一年时间内制出的萨利纳斯唐人街的门到门的名单中,两份同样名单的54个名字中只有3个是彼此相像的。这乃是拙劣音译和中国人习惯于一人数名的乱象所致。


    排华法案其最悲惨的遗患是使得众多的美籍华人只能在自己的家谱上回朔二至三代,就此止步,望洋兴叹。在这个排华法案实施期间(1882-1943),凡是被它所侵及的中国家庭多数遭殃,无奈地与大洋彼岸的中国亲人们永远骨肉离散。虽然这个法案在四十年前已被废止,但是余毒不尽,仍在封杀着记载,阻遏着华人家庭去了解他们的祖先。很通常的一个现象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华人家庭对于自己祖先的知悉少之又少,并不比历史学家和人口普查员知道的更多。经常在晤谈中,被访谈者对于“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是什么时候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这类问题只能给予无奈的摇头。

 

    在《中国人》一书中,马克辛·洪·金斯顿对于她的祖父如何来到美国提供了好几个版本----一说是藏在一个大箱子里偷渡进来;一说是作为正规班船的乘客过来的----披露了相当多的美籍华人家庭的尴尬状况:他们根本不确知,他们的祖父母当年是怎样入境美国的。对于家庭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来说,甚至不能追朔自己家族1900年前的谱系确是个悲剧。


    当十九世纪的中国移民竭力去掩盖自己的身份时,社会上的白人观察家们却走得更甚一步,故意隐去了整个中国群体,视而不见中国社区的存在。个体的中国人会更改了自己的姓名,拉下帽檐遮住脸,悄悄地独步在道路上,迁移在城乡之间。但是群体的中国人仍然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这个湾区的田野上,劳作在铁路工程上,活跃在广阔的海滩上。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最初来到这个地区时,人们感到好奇,但这个新鲜感一过,白人写者们至多在视觉上习惯了他们,不过把他们当作一道新的风景线而已。

 

    中国人种的存在已经被联邦人口普查局和县志记录在案。但是一连数月,地方报纸新闻都毫无反响。这些地方报纸对于关中国人的重要活动总是置若罔闻;当1888年的夏天,沃森威尔的华埠跨越了帕哈罗河迁到了蒙特里县,蒙特里县的主要报刊萨利纳斯周刊索引竟然长达一年只字未提。即使这次大搬迁意味着蒙特里县的华人人口瞬时翻了一倍!


    即使针对像湾区铁路建设这样的大事件,当铁路公司总裁的名字已经传得家喻户晓的时候,而中国劳工遍布铁路工地的事实也只是被随笔一提(如果提过的话)。在蒙特里湾区历史上,对于外国劳工的漠视也大大超越了中国人的范围。反思一下,外国劳工能有几时得到过对于他们血汗贡献的赞誉?无论他们是意大利人、日本人、希腊人、斯拉夫人,或是菲律宾人。


    中国劳工除了他们谦卑的性格之外,还有着他们和英语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巨大差别。对于蒙特里湾区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新闻业者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和加利福尼亚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已经够外国的了,所以他们觉得中国人更加异域便不足为奇了。在最初的好奇淡去之后,新闻业对于中国人的标签定格已经成型,几乎所有的记者和编辑们都会把中国人报道为化外的异教徒,而不能越雷池一步。由于缺少中英文双语人士居中沟通,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被认作是偏远的异类。


    而后来,任何一点异域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又都被反华的恶浪冲刷殆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报刊中,中国人所忍受的愚昧的,时常是很粗野蛮横的对待是十分普遍的。即使中国人做出了益善之举,值得表彰之时,也没有人会去撰文嘉许他们,唯恐会被贴上了“中国佬亲善者”的标签。这种排华的阴霾笼罩一切,蔓延一时。使得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受到白种人的空前敌视,在1879年的公民投票中,5000名投票者除了7人之外全都反对中国人的继续移民。

 

    这种社会高压阻止了中国人和舆论界之间任何有意义的文化及人际交流。而为了煽动和加剧地方的排华情绪,那些反华运动的始作俑者们必须要先描黑中国人。尽管这些黑描充满了种族主义的中伤和夸张,但却负面地向社会提供了中国人存在的难得资讯。有时,一些市镇还企图用健康条例把唐人街清除出去(如圣塔克鲁斯便采取过此种做法)。报纸记者在对中国人的居住地进行实地考察时,会写出带有偏见的文章,但同时也相应地向社会报道了唐人街。


    隐匿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在的沉寂终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被打破。作为第三代中国移民的大学生们开始要求在学校里设立研究项目和正式课程来记载和彰显中国移民先驱的贡献。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还只是聚光于城市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群集的大型华埠。而对于乡镇地区的唐人街的研究还属刚刚起步。同时开始的还有对于各方面中国人的认同----对于中国的铁路工人,对于中国矿工,对于中国的农业工人。


    中国人在蒙特里湾区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从来都被看作是非主流人群。如果把中国人放在一个更加中心一些的位置上,我们就能看到该地区一幅更加精确的图画和对于这个地区“外部”群体的一个新的认识。( 这里,我有意地避免使用“少数族裔”这个词,因为一个族群可能人数上并不是少数,但仍然会被看作是“外部”群体,就像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西班牙裔族群。)各个华埠和它成长于斯的白人社区的关系显示了双方的许多情况。而每个社区对于中国居民的反应又戏剧性地界定出各个社区的广为变化的性格。起始于中国人身上的对于亚洲人的偏见持续贯穿在该地区的历史中。(就像在美国各地一样)。随着东方移民的不断到来,这个偏见的版本也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先是针对日本人,再是菲律宾人、韩国人和东南亚人。


    中国先驱的刚毅和勇气完全值得被载入蒙特里湾区的历史。他们之中的范例不胜枚举,这里最杰出的有:蒙特利的蒂姆. 王、苹果制干业者林傍、查理. 秦. 古恩、李矮子、吉姆. 杰克、莱恩. 帕克、艾玛. 董和查理. 梁。还有很多不知其名的中国拓荒者,他们以顽强的生存将劳动的印记留在了这个湾区。虽然中国人没有被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地方和湾区的史志上,但若你将史志的每一页给予聚光,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微弱的模式显现。你凝视的时间越长久,这模式便越清晰。

 

    中国人是在我们史志的特别页面上。他们就像奇妙的水印显现,给你以百年前那些场面的重现:那运石车推过铁路路轨的节律会迸发出“中--国--佬”的呼召,从而对我们重新召集起一大群中国铁路劳工的形象:他们手握铁镐、铁锨,手持炸药,流着大汗,讲着粗话,唱着家乡的小调,忙碌着清道铺路基……。如果你沿着圣塔克鲁斯北边的17号公路行驶,你会跨越那条已被废弃的黑黝黝的劳雷尔-格伦伍德隧道。此时,那当年中国隧道劳工的吆喝声,大锤和炸药的回响都会一路萦绕在你的耳际。

 

    蒙特里海湾,你会看到系着三角帆的舢板在午后的劲风中掉转船头朝着海滩驶来。小舢板鱼贯而入,靠上沙滩。中国渔夫们就忙着将一天的捕获分拣成类,摆放到船舱后部的晾干板上晒干。在大路两旁的田野里,成百的中国农夫们头戴锥形帽,身着棉布衣,点缀着大地。中国人在在沃森威尔和萨利纳斯处处齐腰深的泥坑里挖出水柳树根,将沼泽变为良田。在沃森威尔、卡斯特罗威尔、太平洋丛林市、蒙特里和圣塔克鲁斯那些久日前被烧毁后来又重建起来的唐人街上,你会再一次听到华人们的欢声笑语充满在街角、广场和停车场。整个的蒙特里湾区都是对于中国人的纪念碑。这本书就是志在帮助人们了解这个重要的史实。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布鲁克林的华侨学校)

 

 

 

后记
文/作者

 

    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那种对于中国人的模式化观念。这种陈旧的固定看法自从中国人1850年代来到这个地区就像鬼魂一样附在他们的身上。中国移民的形象总是被视为是一种合同苦力——默默干活,省下血汗钱,然后悄悄地回到中国去。这种标签不适合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一批中国先驱是自驾小木船,惊越了浩瀚的太平洋由中国长涉而来。是他们开创了蒙特里湾区的渔业;而湾区的中国农业工人亦不是单纯的劳力,他们是有技能和富创造的农民;阿龙斯岬渔村以它兴旺的家庭和孩童构架向世人坦呈了很多中国人要以此为家的诚挚愿望。它还向我们表明,如果情况允许,很多其他的中国人也会举家而至,开拓新生。而商人们一旦财力殷实,便会娶妻成家,安居乐业。


    中国人还经常被描写成是逆来顺受的消极人群。他们不会反抗由于白人社区引发的法律上和身体上对于自己的骚扰。这是一种更加损人的模式标签。实际上,中国人追求他们合法权益的强烈决心已被发生在湾区的大量事件所证明:

    中国铁路工人在发生了毁灭性的爆炸之后拒绝进入山顶隧道的抗议; 渔民们在法庭上与那些切割他们渔网的葡萄牙捕鲸人斗争的事实;1884年愤怒的圣塔克鲁斯中国社区调查娄生被害事件的风潮;沃森威尔中国人1888年出名的大搬迁谈判;还有1906年阿龙斯岬渔村大火后中国人的原地占领……


    中国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种文盲无知的固定模式也被蒙特里湾区的中国移民历史所反驳。从蒙特里海湾技高手巧的渔民造船人到学者型的孙仲,中国移民群体的构成十分鲜明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多样化。还有一些同样不实的模式标签强调着中国人的神秘,奇异和化外性——在每一个唐人街地下的蜂窝状的隧道,大片的坟墓和神秘的仪式。这些人将此类古怪哲象都归因于“诡异和深奥的”中国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人带到蒙特里湾区来的特有哲学其实是与他们的日常世界息息相关的,是他们谋生求福的必要方式。


    在描述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时,我们还应当彻底地抛弃他们是“匆匆过客”的社会偏见。我们要么抛弃单对中国人的偏见,要么就把这个“过客”的标签贴到所有其他移民群体身上,比如说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等等。如果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没有遇到那么多的敌视和排斥,他们会很自然地归化成永久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过客”这个词暗示着中国移民不如其他族裔的移民忠诚,较不愿意对美国作出承诺。但是不要忘记,从1790年一直到1943年间中国人是不允许归化成美国公民的。正如一封读者来信在1867年向《蒙特里报》发问:“如果我们也像可怜的中国人一样受到那么多的打击,我们还会把这里当作我们永久的家园吗?”中国人传统上就重义务讲奉献,而且即使面对严酷的种族歧视也会显示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的忠诚。1890年代中国人游行队伍挥舞美国国旗的狂热爱国主义精神可见一斑。

 

唐人街和中国村原址之今日
    现在,往昔繁忙兴旺的唐人街和中国村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了。在很多情况下,这并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由于文化的困境所致。中国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群体,又被孤立于多数人的主流社会之外,长期被忽视着。在罗伯斯岬州立自然保护区的小海湾上——也就是1850年代初第一个中国渔村的选址,有一个风雨侵蚀的孤零零的灰色小屋子,在保护区的公园导游图上被标为“捕鲸人的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正是在1870年代的中国渔村的坐落地。所以极有可能在葡萄牙捕鲸人占据之前它是中国人的渔民之家。


    我们从罗伯斯岬起步越过卡梅尔湾,看到小静水湾的海水依然像一片水晶在阳光下熠熠闪烁。这里是当年荣三蔡家的住房和园子俯瞰过的海滩,现在和圆石滩公司沙滩网球俱乐部的彩色玻璃相映生辉。当年佩斯卡德洛中国渔村留下的唯一痕迹是百年前中国渔民种下的那一片大柏树。这片柏树如今荫庇着沙滩俱乐部后面的停车场。奇怪的是,当年荣三蔡 家房子所在的海岬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由于久负盛名的高尔夫球场依偎在此,人们通常把它叫做“17草坪岬”。这个小海岬无论是在海图、蒙特里县地图、美国地理测绘图及圆石滩公司导游图上都没有冠名。也许,现在已经到了让当年卡梅尔湾的中国渔民先驱得到官方认可的时间了。也许我们应该打破常规,不再用“中国”或是“中国人”来命名这个小海岬,而是用当年和这个小海岬最最休戚相关的家庭的姓氏来给它命名——荣岬,以此来纪念荣三蔡 。


    在阿龙斯岬,当年最大的中国渔村的大部分村址仍然空白。这不啻是1906-1907中国人和太平洋改良公司斗争胜利的另类纪念碑。斯坦福大学的霍普金斯海洋研究站就设在阿尔莫哈斯岬(本地居民有时就叫它做中国岬)。一尊蘑菇状的岩石(因其侧面酷似猴子的脸也称为“猴脸石”)仍屹立在海滩上。当年的阿龙斯岬渔村就是绕石而建的,很多早期的照片显现的村民房屋也是围石而立。岩石的某些部分还可以看到有火烧过的痕迹,也许就是1906年5月那场灾难性的大火留下的印记。对阿龙斯岬渔村唯一的其他纪念可说是一年一度的春季灯笼会了。太平洋丛林市的居民们有意无意之中也是以此形式对当年中国的捕鱿渔民们表示了敬意。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用“中国海滩”这个名字来标记当年中国移民曾经落脚过的小海湾了。当年渔村的照片也只有1张流传在世,它的位置在圣塔克鲁斯县的卡皮托拉一角。如今,我们可以在新布莱顿海滩州立公园的沙滩公厕附近测绘出当年的村址。在停车场的南端有一块纪念早期中国渔民的牌子,是由克莱帕斯.维塔斯兄弟会蒙特里別霍分会于1984年10月树立的。这是蒙特里湾区第一块为纪念中国移民先驱而立的牌子。如果在夏天或秋季,你从公厕向东走过海滩,你会注意到旁边石崖上一簇簇盛开的淡黄色樱草花。这些也是当年装饰过中国渔村的小黄花。


    除了萨利纳斯唐人街上还可以见到致公堂、萃胜堂及其他几座老旧的中国建筑之外,蒙特里湾区其他地方的唐人街已经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了。沃森威尔的枫树/联盟道口唐人街现在是一个热狗摊和停车场;圣塔克鲁斯伯肯希尔唐人街如今是一个复合式购物中心;蒙特里的弗兰克林/华盛顿路口唐人街眼下是一个大停车库;而卡斯特罗威尔的唐人街原址目前只是一处光秃秃的小地块。


    布鲁克林(也称帕哈罗)曾经是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之家园,如今根本没有华裔的踪影了。约翰T.波特的昔日豪宅仍然在布鲁克林街的末端隐约可见。但是只有3栋中国人居住的房屋逃过了那场大火浩劫和其后于1933年的重新规划。其中的一栋楼房(尽管它那颇具特色的阳台早被去掉)还在布鲁克林街上站立。原先坐落在布鲁克林街18号,于1924年大火后重建的学校两层楼房已被中国人于1940年代卖掉。中国协会将售房的收益投资在沃森威尔河边大道北侧的一个地块,计划再新建一所学校。然而,这第三所学校因故再未建成。后来中国协会于1968年用这河边大道的地块建起了一座公园。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中国工人在修铁路)

 

 

丰功伟绩
    就像是唐人街的遗址一样,如今在湾区对于中国先民生存奋斗的纪念遗迹已经模糊了,隐匿了,难以辨认了,甚至不为人知了。中国人在19世纪时占到湾区人口总数的不足7%,在20世纪只有1%。即使在历史最高峰期,布鲁克林唐人街和阿龙斯岬中国渔村的常住居民也从未超过200人。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面对着排斥和歧视却完成了与他们的人数极其不成比例的历史壮举。

    很多于19世纪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一登岸就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横墙的阻挡。就连深沉坚忍的孙仲也宁愿折回中国而不甘忍受频频的排华骚扰。对这些留下来的人来说,生活的代价极其惨重:自杀、怪癖、神经错乱……所有这些现象都见证了压制和歧视的恶果。而对于后来每一个成功的艾玛·董、林傍和沃尔特·黄来说,他们的背后都曾经有过一大群衰老的单身男子,孑身一人蜷缩在致公堂的救济所,孤死在地方县医院,草葬在乞丐墓地里。


    关山迢递,荆棘载途。但是中国人在蒙特里湾区亲手创立或直接贡献的事业却不一而足——渔业、农业、垦荒、旅游、运输、商业及其他行业……中国人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来建立一部产业的历史书(如甜菜业、渔业、农业等)来彰显中国人的历史贡献。也像对其他很多移民族裔一样,中国人对于湾区发展的重大贡献一直不被承认。从来也不曾建立什么官方的纪念碑来表彰中国人对于渔业的开拓、“废地”的开垦、农作物多元化的创见、铁路的建设(因而带来了旅游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给甜菜产业提供生力军等诸多的贡献。中国人的历史功绩只能用一些分散的和模糊的片段来拼凑和复活。


    在19世纪蒙特里湾区的中国移民群体中,最难以编史入载的就是铁路工人了。他们住在道轨工地旁的帐篷营里,与外界鲜有联系。一个工程完成便迁往另一处工地。少数人脱队滞留在了湾区。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当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上阿普托斯峡谷的一段路轨被拆除后,大自然开始擦去当年路工们奋力修路和伐木的疤痕,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踪迹。只有当年伐木工人给那座隔开阿普托斯溪和桥溪的山岭起的名字还存留——中国岭。算是纪念那些把铁路修进峡谷里去的中国人。而那个艰险的工程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那些依然存留的铁路路轨还有赖茨隧道的道口都还在提醒我们中国铁路工人作出的巨大牺牲。那些被埋葬在深山里的死难路工的遗体就是他们忠诚、可靠和苦战的人格证据,尽管已被长久遗忘。在劳雷尔隧道里,原先的工作面已经被用木板安全包起。如果你贴上木板,你会听到水滴的声音在山体深处回响。这里确有一座纪念碑,那是为弗雷德里克.西恩所立。是他开发了这个地区的红衫木,也是他在圣塔克鲁斯县境内绵长的铁路工程线上率队前行。但是却没有一座石碑,甚至也没有一块铜牌来纪念那成千的中国筑路工人的丰功伟绩。只有路轨和隧道的本身是他们的纪念。我愿想象从高空下望,将所有的路轨集合起来读成一个大大的中国名字,大得足以跨越整个蒙特里湾区——中-国-人。


    嵌在代尔·蒙特森林中央的森林湖水库如今为加利福尼亚-美国自来水公司所拥有,是圆石滩和太平洋丛林市居民供水系统的一部分。这个水库多年来几无改变。圆石滩公司的一位工程师雷德.雷诺向我们解说,1888年筑库时,牵拉铲土机的马车和骡车队的重量将土坝夯实得极好,可与现代的夯土设备媲美,甚至更好。水库的四周环有防风栅栏,栅栏上钉有刺铁丝,因此人迹罕到。除了坝上居住的几个人,大多数本地居民和代尔.蒙特森林的访客们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湖。更没有人知道,当年是中国劳工修筑了这样一个无价的水库及其他配套工程。


    中国人对克劳斯·斯普雷科尔斯于1898年在斯普雷科尔斯城建造的5层楼的甜菜厂亦功不可没。从1870年本杰明.弗林特的首次试产到20世纪初,中国的甜菜承包商和劳工们就是甜菜业赖以顺利运转的重要轴承。1899年,当新的甜菜厂准备好了迎接它的第一次季节生产时,一群中年的中国甜菜农工就在工厂的近旁种植和收获了500英亩的甜菜。那儿,就在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甜菜工厂的巨大阴影里,中国人使用着老式的木犁将土地翻松改良。

 

    由于移民苛法的限制,中国人不得不将甜菜地里的劳动担子传递到年轻的日本人肩上。1982年,在83年连续不断的生产之后,斯普雷科尔斯甜菜厂停产了。今天,这栋5层的工厂大楼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像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着克劳斯.斯普雷科尔斯的眼界和精神,也纪念着将斯普雷科尔斯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成千的中国甜菜业工人的血汗贡献。


    在当年中国苹果烘干厂聚集的地区,只有圣塔克鲁斯水果公司生存到最后。这个公司由奥托.林于世纪初开创,后来由他的家人一直经营到1983年。公司位于圣塔克鲁斯和索科尔之间的1号公路旁,这座米黄色的工厂楼上有装着硕大螺旋桨的2个通风口,说明它是一个2窑或是2囱的烘干厂。圣塔克鲁斯水果公司是智慧的中国苹果烘干商的最后例证。

 

最后的传承
    现代,还有两位中国移民先驱的后裔仍在忠实不懈地继承着他们先辈的传统事业,生活在遗产的光环之中。玛格丽特.林是蒙特里湾区最后一位中国式的海鱼制干从业者,她把这份祖业一直延续到了1976年。玛格丽特是在蒙特里的弗兰克林/华盛顿路口唐人街上出生和长大的,是霍家11个子女之一(霍家后代最后将姓氏改为了英文的霍尔/Hall.)玛格丽特是跟母亲学会海鱼制干的技艺的。她母亲传授给她的两个秘诀之一是通过用手触摸便知晒鱼到了什么程度;之二是浸鱼水的秘方——这是在晒鱼时为了防止苍蝇叮驻而先行采取的必要措施。有了这两件法宝,玛格丽特遂在1950年代在蒙特里东边的小城海滨市建立了海鱼制干的家庭企业。


    玛格丽特的主要鱼干产品是美味的鳎鱼。她从蒙特里的西西里渔民那里买来新鲜鳎鱼,清理洗净,用家传秘方溶液浸泡,然后挂上钩子吊在阳光下晒干。玛格丽特·林的鱼干在全美国的唐人街上都颇有名气。她的名牌鱼干还经常被成箱地运销到夏威夷和纽约。当玛格丽特于1950年代开始海鱼制干的时候,海滨只是一个小镇。但是小镇日益发展,她家周围也盖满了新房。后来海滨组建成市,海滨市的卫生局便日甚一日地对玛格丽特施压让她收摊停业。卫生检查员频频来她的晒场督查和干预。最后,她并没有像半个世纪以前的海鱼制干商王义那样撤摊换地迁出城区,而是干脆关门大吉,彻底退休。因此蒙特里湾区中国式的海鱼干制传统就此告终。


    当你意识到,多年下来大量的中国农夫都被生活从这个行业剔除淘汰的时候,那么山姆.秦之被上天拣选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天助自助者——他是一个强人。你首先会感觉到他眼里幽默的闪光,听到他铿锵有力的声音,然后看到他工作服下面因经年累月的劳作而练就的结实的肩臂。山姆·秦和他的儿子罗纳德是萨利纳斯谷地最后的中国农夫。秦家农场的经历展示了中国人在史册上每每闪亮的优秀特质——坚韧和独创。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中国渔民之家)

 

 

    山姆·秦于1920年代初生在卡斯特罗威尔。 他的父亲于1905年乘海船离开中国,蜷在船舱里靠一箱饼干维生熬了整整一个月才到了美国。他父亲是用了别人的文件,顶着吉姆.托伊的名字入境的。吉姆选定了萨利纳斯谷是因为他的闯美国的祖父在回中国以前是在萨利纳斯做过赌场的生意。吉姆于1916年托人把他的妻子从中国接过来(她也是用了假文件入境的),把一个年幼的女儿留在中国由亲戚抚养。吉姆·托伊是一个农民,长年累月他和那些还不知道“柳树地”价值的当地田主们签约垦荒种地。多年下来,吉姆.托伊经由种植土豆、甜菜和大豆积累了收入,家境渐好。在很小的时候,山姆.秦就能独驾一辆6马马车,满载甜菜送去卡斯特罗威尔的铁路货栈运往萨利纳斯南边的斯普雷科尔斯的甜菜工厂。山姆是吉姆在美国生的唯一孩子,他直到几年以前回中国时才见到他的姐姐。“这真是不可思议,”山姆说,“我在香港飞机场的人群中一眼就把她认了出来——她长得就像我的母亲。”


    但不幸在14岁的时候,山姆因车祸丢掉了他的左手。于是他的高中辅导员老师便好心劝他不要再去务农了,而是去学做财经工作。山姆听从建议在毕业后去银行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在经济萧条的中期他就辞别了银行。他说,“这工作太没劲了——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拿一支笔。”他不顾各方的劝告(“一个独手人怎么可以作农夫呢?”)偏偏去找了一份挖沟的差事。像他的父亲和所有那些中国前辈们一样去给田主清理土地。他一边挖沟一边学习着农作的知识。他的那种精力和毅力深深感动了他的雇主们。作为美国公民,山姆.秦没有遇到他的父亲、叔叔和他们的前辈们所遭受的磨难。他一路走来,从挖沟工到佃种农最后到了农场主。


    在1941年,山姆·秦买下了60英亩“无用的”柳树地,开始自己开荒耕种。但他意识到他无法和那些大户的主打蔬菜生菜种植者们竞争,于是他便去发展那些大农场主们不感兴趣的外围特产作物。他清除了柳树,开垦出了肥沃的黑泥炭土。这种土很像是海绵,里面含有均匀的水分,是确保丰收的上好土壤,尤其适合于胡萝卜和洋蓟。如今,他种植欧芹、餐桌甜菜、花椰菜、大茴香、洋蓟和胡萝卜。山姆·秦在他的胡萝卜里面找到了中国黄金——他为“嘉宝婴儿食品公司”供应胡萝卜长达40年之久。他的胡萝卜具有最好的品质和最高的糖量,为“嘉宝公司”任何其他供应商的同类产品所不及。


    最初,是一位来自卡斯特罗威尔的意大利人建议山姆种植洋蓟的(这是一种意大利香料调味品)。于是山姆种了5英亩。“尽管那时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洋蓟销路大好。于是他又扩大了种植面积,而且开始在全美运销这种产品。曾经有一整车的意大利访客从远东的新泽西过来,专程来参观山姆的农场和这种神奇洋蓟的发祥地。“洋蓟是意大利人钟爱的传统食品。”山姆微笑着说。是的,洋蓟也是一种福佑的冬季作物。它能在大多数农夫不得不冬闲休耕的时节继续给你带来财源。


    山姆清楚地了解和深深地感激中国移民先驱们在萨利纳斯谷作出的贡献。是他们排除了泥沼地里的积水,开发出了下层肥沃的黑土,将荒地变成了良田。但是他也为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忧伤,因为他们仍没有资金和土地的资源去向上发展,他们必须还要从起跑线上开始。山姆多么希望他的叔叔们和他们的同伴们当年不曾放弃追求,不曾中途而返。但是他也深知那种把他们驱回中国的压力。山姆总是赞美地追述19世纪的中国前辈们在萨利纳斯谷用木制桨轮和人工水道排水垦荒的不朽事迹。多年以来,山姆已经成为一名宣教者,孜孜不倦地宣讲着土壤改良和水土保持的重要价值。


    如今,山姆担任着全美保护区协会的财务主管和美国农业部部长顾问(与许多不同部门协同工作)。他频频飞往首都华盛顿做论证顾问以助国会专门小组制定有利于美国农夫的正确立法。(“华盛顿的那帮人对真正的农作懂得不多。”)山姆还时而拜见政府高官,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萨利纳斯谷农业的现状。


    山姆是中国人对蒙特里湾区卓著贡献的活生生的标志。尤其是在奋斗和独创方面。1950年代初,面临着胡萝卜收摘工人的罢工停产,山姆一头钻进了谷仓开始动脑研制一种集拔收、清洗、包装为一体的胡萝卜综合工作机。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不断摸索,山姆终于制成了这种机器。“我具有中国人的思维头脑,”山姆说,“我日思夜想终于会解决它的。”这机器工作神奇但却难以复制——农业工程师们从世界各地飞到萨利纳斯来测算和拍照这部机器,但却无法复制出一部同样奏效的机器。是有什么神奇之处吗?“没有,”山姆说,“只是大多数工程师们对于真正的农作懂得不多。”山姆·秦的胡萝卜综合工作机加上王义的鱿鱼干清理打包机都是中国人思维艺术的纪念品。山姆像他的前辈们一样发扬着优势互补的创新精神。他递给我一根胡萝卜,上面还沾着厚厚的黑泥块。“把它掰断。”他自信地说。我掰开了胡萝卜,没有看到普通胡萝卜常有的明显的核部,通体只是一条纯净的金黄——中国金。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中国渔民在晒鱿鱼)

 

 

湾区今日的中国人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缓慢爬行之后,蒙特里湾区的华人人口终于在1980年时从1910年的低谷数目759人回升到了它在19世纪的最高峰2,400人。然而,湾区的总人口在这些年间已经增长了十几倍,从1890年的37,907人增至1980年的478,585人。因此,湾区中国人的比例反倒从1890年的高百分数6.5%降至1980年的低百分数0.5%。 旧金山湾区依然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具有中国背景的人群——华人。

 

    不论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美籍华人,或是新近从香港、台湾、中国大陆过来的移民,旧金山湾区仍是一片充满机遇的“金山美地“。在圣塔克鲁斯工作的中国出生的厨师们经常把一周一次的旧金山之行作为他们的就业条件之一,因为他们想要和他们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老乡们保持联系。


    我作此研究还有一个课题——想要确定在蒙特里湾区是否曾经有过一个中国社区的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否还继续存在?在1890年代阿龙斯岬渔村举办的幸运竹环比赛确实是湾区中国人的聚焦中心。但是一旦移民苛法、火灾和恶变的经济形势驱散了湾区的唐人街,中国人便失去了相依相存的社区联系纽带。


    随着唐人街的先后逐步消亡,中国人只能依靠家庭间的联姻来维持微弱的联系。婚庆、庆生及家庭团聚等活动使得湾区数量不多的中国家庭得以保持彼此联络。在湾区长大的老一辈华人之间,仍然有电话和家庭活动筑起的“村落”以慰乡情。旧金山的华文报刊将整个地区的炎黄子孙互相沟通;而住在圣塔克鲁斯的华人又可以从《亚洲周刊》、《华美报》的专栏里读到他们蒙特里邻居的消息。


    如今,萨利纳斯有着组织最完善的华人社区。美华公民联盟(C.A.C.A.)萨利纳斯分会积极而活力地组织着华人的社会生活,这个组织始终是稳定而健康的,位于帕哈罗大街孔子教堂里的中文学校书声朗朗。完全显示着萨利纳斯的华人仍有他们的社区大家庭,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心。
    在排华法案于1943年被废止以后,中国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蒙特里湾区。现在我们可以将全部华人界定为两个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来的中国移民的后代和排华法案废止以后移民过来的华人家庭。前者的凝聚力要比后者大得多。这种将“新移民”和“老资格”分租的趋势从沃森威尔华人社区在1982年5月组织的一次大团聚活动中已经显现出来。活动的请柬主要是发给那些在1940年以前就在沃森威尔和布鲁克林扎下根系的华人后代家庭。

 

中国黄金
    中国人把美国称为“金山”。由此,黄金的影象一直在激励着他们移民美国的热望。而在蒙特里湾区的确没有什么真正的黄金可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中国人的步伐,因为他们能够在这里看到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如今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回收利用的巧妙技术。我们还可以把他们称作是生态学家,但在19世纪时他们却被当作“中国异教徒”而排斥。也许,中国人对于蒙特里湾区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天赋的洞察力——在最平凡的生物、农作物和废弃物中看到潜在的价值。

 

    中国人擅长优势互补,“废物”利用。他们把鱼头、芥菜、海胆、等外苹果和柳树沼泽地通通改造提升,从废品变宝物。而那些迷茫困惑的白人“观众”们却常常只能看样学样,照搬不误,不管是在鱿鱼制干、芥菜收获还是沙丁制罐等事上都是这样。运用着他们特有的炼金术(洞察力、独创性加上奋斗精神),中国人把他们的发现都变成了黄金,为蒙特里湾区带来了长久的福祉。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林傍一家,林傍是一个成功的阿普托斯烘干厂管理者)

 

 

 

【媒体推荐】
    一部凝聚着浩瀚学识的作品,……尽情地表达着对于开拓者万折不迴精神的赞颂。
    —— 约翰·R·邓拉普 《华盛顿时报》期刊

 

    莱登之笔清晰,热情,充满崇敬,尽显一位人文学者的杰出解说技巧。
    —— 黄玉雪  《洛杉矶时报》

 

    加利福尼亚地方史之里程碑……
    —— 克利夫顿·B·克罗伯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一部杰作……启明,愉悦,贵为神笔。
    —— 托马斯·斯坦贝克  《沉入静静的深海》作者


    莱登的文风精湛,谐趣,清澈,由衷,极其流畅!历史的展现,好莫如此。
    —— 贝拉·杨  作家 美术家

 

    史料丰富,是人类情状之敏锐观察家……
    —— 杰弗里·邓恩  《旧金山编年史报》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佩斯卡德洛的贝壳商摊)

 

 

 

【编辑推荐】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是关于早期华人来到美洲新大陆拓荒一直到后代进入美国社会的曲折历程,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可以说国内几乎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介绍,所以这本书在华侨史上是相当重要的。
  这部中国移民史的力作早于1985年便首次在美国出版,并荣膺亚裔美国人研究会1987年优秀图书奖。《尘封的历史书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一问世,旋即在蒙特利湾区,在加州,在全美国掀起了一个中国题材热。这股热浪一路飙进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博物馆及研究机构史密森研究院。同时也鼓舞着全美国的中国移民家庭去收集、整理和发布他们的祖先闯美及家庭奋斗的辛酸故事。而这些家族深层的陈年密辛在早年的移民厉法和地方苛政的恐吓威胁下是绝对不能外泄实说的。中国移民的权益复得与精神解放从此积蓄了巨大的合力与影响力,最终生成了2012年历史性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桑迪·莱登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作者,更是一场伟大运动的推手及斗士。

 

 

 

【目录】
中文版序
译者前言
序言

 

第一部:中国先驱
1. 最早的移民
2. 渔业
3. 农业
4. 建铁路

 

第二部:唐人街
5. 排华浪潮
6. 蒙特里
7. 沃森威尔
8. 圣塔克鲁斯
9. 萨利纳斯和卡斯特洛维尔

 

第三部:唐人街的消亡
10. 幸运环赛事
11. 蒙特里
12. 沃森威尔
13. 圣塔克鲁斯和萨利纳斯

 

第四部:子孙后代
14. 中国商场和美国出生的开拓者们

 

结束语
后记:中国商场和美国出生的开拓者
致谢
地图索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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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回复 RidgeWalker 2018-1-3 03:34
Monterey,California?
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华人知道得不多。
回复 MingHao 2018-1-3 05:34
RidgeWalker: Monterey,California?
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华人知道得不多。
看了这段历史就学习了。我没想到有华人出生在POINTLOBOS
回复 RidgeWalker 2018-1-3 10:44
MingHao: 看了这段历史就学习了。我没想到有华人出生在POINTLOBOS
第一落脚点就在Point Lobos附近。
回复 MingHao 2018-1-4 01:19
RidgeWalker: 第一落脚点就在Point Lobos附近。
渔民在Point Lobos登陆,后来转移到China Point at Pacific Grove.我想起五月花号登陆在Plymouth。我们的先人的壮举一定要被记录流传并引以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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