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档案显示毛泽东曾助其立足湖南_评论_腾讯网

新闻速递

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国民党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以积累经验、发展壮大，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许多活动，都尘封在了国民党的档案资料中。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流转到了台湾，收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上世纪90年代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开始对学界开放。在已经公开的约22万卷、共数千万页的档案中，有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早期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大钊等。

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积极配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管理两党共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3年9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号：环4469）：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当时是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编者注）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谭延闿，当时是南方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编者注）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编者注），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国民党——编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即夏曦，湖南省学联干事部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参加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编者注）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编者注）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廿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而作为中共元老的毛泽东，为何将国民党称为“本党”？又为何如此关心国民党在湖南的发展？从中共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都做了哪些工作？要了解这一切，还需从头说起。

从初出茅庐到中共核心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21岁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四时期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29日下午6点，他与何叔衡（毛泽东挚友，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创始人之一）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碰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匆忙，没有让亲友送行。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8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湖南组建共产党组织。中共“一大”没有对如何发展共产党地方组织提供具体的办法，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支部租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场所。清水塘在长沙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清水塘”一名由此而来。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工厂去，同他们谈心里话、做朋友。他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部分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他还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在1922年2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理想和热情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也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基础较好的学校积极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许多优秀的共产党早期党员，如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对毛泽东个人而言，经过两年基层实践工作的锻炼，年轻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老练的革命家，兼具“老同志”的稳健与“新青年”的活力。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后的革命中，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在这时已初见端倪。

毛泽东出色的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1923年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同时把毛泽东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毛泽东校友，1922年加入中共）回湖南接替毛泽东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湖南的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开始接受新的任务。

抵达上海后不久，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赶赴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等人，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

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年轻的中共相比，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又在广东建立了根据地，其领袖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革命欲成功，必须改弦易辙，故他对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合作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早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随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的“二七”惨案（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民主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在中共“三大”上，对于国共要不要合作问题，与会者没有太大意见，讨论的焦点是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规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正是这一规定，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机构。

中共“三大”选举产生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以后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年他刚满30岁，正值而立之年。

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所交往。他经常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他的湖南老乡谭延闿住处，交流意见与看法。谭延闿当时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通过与他的交往，毛泽东加强了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了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湘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所以，广州国民政府打算派国民党元老、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覃振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的筹备工作。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三大”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筹备员的名号，这就是上述信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委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与此同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即上述信中所讲的“政局忽又变化”。所以，湖南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

战火中助国民党立足湖南

从地缘政治上讲，北洋时期的湖南处于南北交界处，是两派相争之地。谭延闿、赵恒惕在湖南的争夺背后隐含的，是南方国民党阵营与北方直系军阀的较量。谭、赵的恩怨由来已久，两人是湖南老乡，谭曾3次入主湖南，赵一直是他的部下。1920年，赵恒惕把谭延闿赶出了湖南，自己坐上了省长的位子，谭延闿则投奔孙中山，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将。1922年，两人再次为湖南省长的职位针锋相对，最终赵恒惕赢得选举。谭延闿虽然不甘心，但本可对其支援的孙中山因为当年6月的陈炯明兵变（国民党陆军部长陈炯明因反对北伐，炮轰总统府，企图杀死孙中山的事件）而自顾不暇，故谭也只能等待时机，以图卷土重来。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开府设政，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的必经之地。缘此，谭、赵之争再起。8月25日，谭、赵两军在衡山交手，赵军得胜，31日进占衡阳，谭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仓促之间出城奔向醴陵，前线赵军也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分兵进攻长沙，谭军退往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次日，鲁涤平通电，提议谭、赵双方停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鲁再次通电，邀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姜畲（音同“赊”）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谭、赵双方因为需要时间重新备战，便同意鲁之提议，派代表到姜畲谈判。

谈判期间，湖南的局势稍有稳定。趁此机会，毛泽东与夏曦商定了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28日，毛泽东发出了文章开头那封信，向彭素民和林伯渠汇报了他们的计划，即“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还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谭延闿与赵恒惕的谈判持续了20多天，没有达成妥协。10月中旬，战事再起，赵恒惕凭借直系军阀的支持，全力进攻谭军，11月7日再度占领衡阳，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受到陈炯明残部的扰乱，孙中山急调谭部回援，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湖南大部地区。

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和杨开慧一起，仍住在长沙清水塘，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降生了。刚住了3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前往上海。临行前，毛泽东作《贺新郎·赠杨开慧》，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中共中央急召毛泽东到上海，是为准备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央通知：“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的意图是，等各省代表到达上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与行动。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1/4。从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31岁的毛泽东也走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重视历史、善用历史

1925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又名林祖涵）、谭平山致函毛泽东等，嘱其起草编纂国民党党史章程（档案号：汉2436），原文如下：

迳启者：

本月十六日本会第一百十四次会议，汪委员精卫提议关于党史之编纂应由本会组织编纂委员会办理案，经与议决通过并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三人起草章程，提出审定在案。为此书达，查照此致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

谭平山 林祖涵

毛泽东接到信函时，刚刚从湖南来到广州，筹备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因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政事繁忙，特由他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如此，帮助国民党编纂党史这一重大任务自然落在了文笔洒脱、书生意气的毛泽东身上。

那时的毛泽东刚刚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桀骜诗句，正准备资古鉴今，做一番大事业。他在长沙创办农民夜校，发动进步教师，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了识字、珠算外，毛泽东还向农民兄弟宣传三民主义，介绍国内外大事，普及历史知识，并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在他的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间，夜校和农协发展到了40多个，广泛地向下层农民灌输先进的思想和知识。

在发展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同时，毛泽东也不忘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关系。他注意发展了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韶山建立了第七区党部，指派共产党员担任宣传、组织工作，完成了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任务。

林伯渠也是湖南人，和毛泽东这位年轻有为的小老乡联系密切。正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林伯渠决定委托他与甘乃光、詹菊似共同为国民党编纂党史章程。甘乃光是国民党著名的笔杆子，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还不定期地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编纂工作，后来积极倡导国民党档案改革。詹菊似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雅士。他们3位的合作，确保了国民党党史编纂的质量。

毛泽东自幼喜读史书、善读史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应用。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此前，袁世凯复辟时，他也表达过类似的议论，说袁世凯不懂得历史，没有吸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

从历史人物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获得成功，是毛泽东所擅长的。他读《汉书》、《宋史》，从古代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中，看到了井冈山红色政权可以存在的原因。他读《三国志》的时候，曾批评诸葛亮对于蜀国的战略防御布置存在明显漏洞，处处分兵，一弱再弱，不符合兵法所云“集其精锐而攻之”的道理，这成了后来八路军的重要战术之一。他读李自成，看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先进思想的指导才会有胜利。解放军胜利进京后，他仍反复告诫共产党员“绝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擅长用历史教育别人，“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6亿人民。100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

1965年李宗仁回国时，曾问过毛泽东：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无论是古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党史，在毛泽东看来，都是指导未来的最好教材。

卸任国民党高层职务

1926年3月，毛泽东又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任命（档案号：汉3966）：

迳启者：

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照准，相应函达，查照此致毛泽东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杨匏安 林祖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成立于1924年7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6届，平均每届长约3—6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的形势和派毕业学员作为特派员到农村工作。前5届共有毕业生454人，其中第一至第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即毕业于第五期外省班。

毛泽东收到的这封信件，正是要派他担任第六期农讲所所长。该函表明，这项任命是经国民党农民部提案，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签署人是第二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共产党人：杨匏安和林伯渠。林伯渠此时还兼任农民部长。由此可见，农讲所完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然而，国共合作却在此时发生了变化。先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破坏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再是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但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仍保留了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3人的常委职位。此后，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了农讲所上。

第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5届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达4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有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毛泽东邀请了很多共产党早期领袖到农讲所授课，包括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人，他本人亲自讲授3门课程——“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

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仍收藏着两封毛泽东担任所长时写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当时国民党各部中不设副部长一职，秘书的职权相当于副部长）的陈克文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档案号：部10435、部13586）。信中内容主要是报告有关学员毕业后工作分配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

弟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赶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生王首道（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来自湖南，据他回忆：“9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湖南省）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

农讲所前5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保证。然而第六届学员人数大大增加，且来自全国20个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北伐战事已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时年33岁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领共产党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