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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东和斯诺在延安
斯诺与毛泽东在一起
1936年夏天，有位机智而勇敢的西方记者，为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只身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就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厂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任职，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新闻系教授）并学习中文两年。期间，他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及中共地下党人有过接触。1936年6月，他带着对中国革命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从北平出发，途经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斯诺是第一个到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通过4个月的实地考察，他利用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近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中国情有独钟的西方记者，斯诺在书中对当时的所见所闻，包括对毛泽东等各种人物都作了比较客观、公正和不带偏见的报道与评论。
在斯诺的笔下，当时毛泽东的形象就很不寻常。
毛泽东是个非常精明而又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
斯诺当年进入陕北苏区后不久，首先认识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引见，很快就在保安（今志丹县）见到了毛泽东。在斯诺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斯诺第二次看到毛泽东是在陕北的一天傍晚。当时，斯诺看到一个没戴帽子的高个子的人，在街上走着，他一边和两个年轻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做手势。斯诺起先没认出他是谁，后经别人指点才知道是毛泽东。使斯诺倍感惊讶的是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银元）要毛泽东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边的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在苏区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毛泽东博学多才，对历史和哲学更有深入的研究。斯诺说：“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指毛泽东），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斯诺对新鲜事物很敏感，眼光也很锐利。他认为毛泽东好学上进、博取众长的精神惊人。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那两只装着文件和书籍的铁箱子总是不离身，即使在紧张的长征途中也不例外。一有空隙他就博览群书，对中外历史和古今哲学更是爱不释手。
毛泽东是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
斯诺在苏区通过细心观察和了解，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富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他自己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很厉害。
虽是初次接触，斯诺很快就发现毛泽东“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通过多次采访，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世界形势非常熟悉。因为即使是在长征途中，红军也能收听到无线电的新闻广播。在陕北，红军还出版自己的报纸。毛泽东对世界历史，对欧洲社会和政治，也有实际的了解。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走江湖的骗子、权术家，资产阶级的傀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时的1936年，毛泽东对西方政治人物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斯诺看来，这是不简单的，有远见的。
对于中日关系，毛泽东对斯诺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因为“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毛泽东还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对斯诺明确地说：“早在1932年，红军就提出媾和建议，并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基础上与南京联合。”但是，当时这个“提议被拒绝了”。现在共产党又重申它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他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管辖。
毛泽东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
斯诺作为一个无党派背景的西方记者，说话写文章都比较直率，敢于直言。当他在苏区体验生活４个月后说：“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他说：“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斯诺认为毛泽东身上总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而这力量是来源于“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因此，斯诺推断说：“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作为）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当斯诺在陕北苏区认真观察这个“异乎寻常”的人——毛泽东和“异乎寻常”的群体——红军时，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进行反复探索和思考。他反问道，如果毛泽东及其指挥下的红军不是代表中国大众的迫切要求，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那么“红军抗击具有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指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反动势力）达9年（指1927年—1936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当时的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如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呢”。
斯诺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及指挥下的红军之所以能“战斗得那么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总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6000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12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的革命根据地上”。
毛泽东：苏区人民拥护他，南京政府却对他恨之入骨
斯诺通过深入采访得知，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也是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主席。
在论及当时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影响时，斯诺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毛泽东的权力大，人们对他又持何种态度呢？据斯诺观察，认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指1936年）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斯诺接着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甚至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威望高，苏区人民尊敬他、拥护他，而他的老对手蒋介石，却对他和他指挥下的红军恨之入骨，视其为“心腹大患”。南京政府对日本法西斯大肆侵华可以拱手相让“不予抵抗”，而对苏区数万红军却耿耿于怀，不惜出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机械化部队实行多次大“围剿”。无奈，“围剿”的结果却老吃败仗，损兵折将。于是，蒋介石又绞尽脑汁，拿出当时“世界上十分高昂的赏格”来缉拿毛泽东的首级，并且说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他。可是斯诺在苏区，却亲眼看见毛泽东“毫不介意地光着头在街上和旁的行人一起走，和青年农民谈话”。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虽然权力显赫一时，却处处胆战心惊。斯诺举例说，1936年10月，他刚从红区回到白区西安，适逢蒋介石突然驾到。其时“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斯诺感慨地说：“总司令（指蒋介石）并没有人悬赏要他的首级”，他每到一地却如临大敌。“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毛泽东生活简朴，廉洁奉公，能吃苦耐劳，身体像铁打的
采访中国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诸如毛泽东等一些在红军中的关键人物，是斯诺这次到陕北苏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斯诺具体描述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指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高级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斯诺说：“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一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斯诺还说：“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指毛泽东）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毛泽东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能吃苦耐劳。斯诺通过采访了解到：“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时的刻苦，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徒步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斯诺对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艰苦磨炼的精神特别感兴趣，认为这是他日后之所以能成就事业和担当大任的重要前提。因此，他不惜多费些笔墨在这方面进行挖掘。斯诺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就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斯诺通过对红军指战员和普通农民、牧民、工人、学生等的面对面接触、交谈，把毛泽东及其指挥下的红军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杀出一条血路胜利到达陕北的原因归结为：“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及其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斯诺确信：“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被战胜和它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战胜的另一理由，就是革命干部中的人才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同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