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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打印本页]

作者: 新闻速递 时间: 2013-1-28 21:09
标题: 中共“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中共“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学者称抗日期间中共歼敌数量是国军两倍

导语 1945年8月13日，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提出一个结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详细]
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的伪军”，究竟该如何理解？

01“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

在敌后战场，共军、国军、伪军、日军处于一种微妙的“四国演义”之中。单就对伪军的政策而言，国军的主要策略是策反和拉拢，日军的主要策略是控制，采用“抗击”策略的，确实主要是中共部队。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官方得出该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依靠一个简单的推论

据官方解释——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 1931-1945》一书的统计，“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的具体统计数据如下：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

民党军抗击伪军兵力比较表

该表另有原文注释：“1、伪军多数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投降日军的，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国民党抗击数系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2、此材料系军委作战部作战局1945年12月统计。3、1943-1945年伪军总数系根据百分比推算数。”由这些注释不难看出，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源自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伪军“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且“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数量极少，故“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确如官方所说，伪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部队

简略而言，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一度寄望于“速战速决”，对在华北、华南、华中占领区内组建正规伪军没有兴趣，乃至不少投降的国军部队被日军就地解散。直到1938年持久战已成定局，日军才改变策略，要求“促进队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汪伪政权成立后，伪军规模达到巅峰，有百万之数。

汪伪政权下辖伪军，其作战对象，确如《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 1931-1945》一书所说，主要是共产党部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汪伪政权一直强调自己的国民党正统地位，同时妖魔化重庆国民政府。其妖魔化的主要手段，即批判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与苏联及中共合作。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被蒋介石挟持”，同时“蒋介石被中共挟持”，而中共“一言以蔽之，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据此逻辑，汪精卫将汪伪政权的“合法性”建筑在“反共”这一基础上。在谈到建军与反共的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公然宣称：“我们既然要分担共同防共的责任，就要有分担共同防共的力量。建军目的，即在于此。”（汪精卫：《建军之目的》，《三民周刊》第2卷第2、3期）1941年5月9日，周佛海在接见日军晴气中佐时也曾明确说到：“肃清匪共，维持治安，使人民得安居乐业，吾辈自愿实行，且为吾辈之责任，如以华治华，使我正规军与重庆军队作战，则须考虑”——周佛海这段话的逻辑当然是错的，但汪伪政权军队的绝大多数行动，确实是针对中共的。

其二，日军建立伪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其平时能够保护伪政权、协助日军维持占领区治安并为日军提供军事物资，战时则能协助日军扫荡和自卫。大致而言，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与国军对垒；伪军则主要活跃在敌占区内，承担治安作战与“清乡”军事行动。中共既以敌后战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自然就成为了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汪精卫说过，汪伪政权“建军之目的，就远大说，是国防，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所谓“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与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部队作战。正面战场上，则极少出现伪军的身影。

国军也确实极少攻击伪军，其对付伪军的主要策略是秘密收编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共力量存在，国民政府也有系统的敌后战场政策。蒋介石曾明确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尤其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国民政府一度保留了相当强大的敌后军事实力。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曾明确肯定国军敌后战场部队的抗战贡献。毛泽东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国军在敌后战场力量的消长，大致可以1940年为界线。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力量强于共军，也强于伪军。1940年之后，因种种原因（如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频繁扫荡、与中共部队频繁摩擦等），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其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国民政府对伪军的策略，也随其在敌后影响力的消长而变化。约在1940年以前，其策略以争取伪军反正、提供经费及委以高官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要求国民政府负担大量的经费开销（如军饷、武器的供给），另一方面，伪军公开反正，又极易招来日军的攻击。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武装力量尚算强大，故此一策略尚有能力实施；1940年之后，国军在敌后的势力萎缩，公开反正的伪军往往难以立足，其策略遂不得不变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的资源供养他们，同时利用其打击敌后的共产党势力。描述此策略最明确者，莫过于1941年重庆制定的《修正策动伪军反正办法》，其中提到：“策动伪军反正，不必收编，重在运用，早经迭电指示有案，此项运用方式原无一定。”1942年，蒋介石曾密令指示在安徽活动的李仙洲部对伪军应采取的策略，蒋氏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动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也增加伪军被消灭的风险。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伪军处置策略，中共方面其实也洞若观火，文件《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地位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中即认为：“（国民政府）对伪军伪组织要求不高，不要求反正，要活动就行。”

总体而言，国军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里，可分为前期的公开反正和后期的秘密潜伏两个阶段，“武力抗击”这种手段使用得极少。伪军与国军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即联合打击中共势力，因为此种行动，既是国民政府所渴求的，也是日军所乐意看到的。如李仙洲部依据蒋介石的密令，凡伪军只要向国民政府表明反共意图，即可秘密用红缎子写国军番号委任状给伪军领导人；又如1942年初在安徽津浦路东部的泗灵睢地区，国军常常通过伪军将共军的活动转告给日军，引导日军扫荡，国军趁机来配合日、伪军进攻共军。这种情形，自然进一步将伪军推到了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对立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

中共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其实也并非只有“武力抗击”一种。事实上，国民政府那种“秘密潜伏”一类的手段，中共方面同样广泛使用。总体而言，中共方面对伪军的基本策略，是和平收编为主，但因意识形态问题，及中共所处政治地位与重庆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和平收编往往不容易做到，而大多须采取一定的武力威吓方能见到效果。正如吕正操所言：“伪军中有很多有良心，不愿为敌役使，但为环境所迫而暂时投伪，故争取他们反正并不是件难事情，不过这些人往往散漫成性，认识不清，而极度摇摆于利害之间，若不加以压力，和平争取是不易成功。就过去的经验而论，要打算争取他们反正，处以先兵后礼的手段还是重要。”

与国军一样，中共方面对伪军的策略，也可大致以194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40年之前，对伪军多采取强硬打击的策略，但效果不佳；1940年后，为应付日趋严重的日军扫荡压力，对伪军的策略日趋灵活，如1942年12月，黄敬在冀鲁豫边区党委高干会上反省：“对死心塌地的汉奸才给以歼灭打击，纠正过去只找软的欺、缴枪第一主义的观点，以及打击动摇的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向之需索不遂即藉口实行军事进攻的错误。过去随便乱打，将动摇的伪军及地方土著势力赶向敌人及顽军的痛苦教训，应为今后深刻警戒。”到1942年，策动伪军秘密潜伏的策略，也开始被中共方面所接受和实施，对那些愿意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但又不愿意加入八路军的伪军，允许他们以模糊的面目和立场继续和平存在。如一份名为《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的文件要求道：“不要他们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已经建立其良好关系者，则不应采取反正，……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直接来控制这些区域。……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据地而为我必须的据点之伪军，再可能时争取反正，某些伪军因与我秘密关系披露不得已可实行反正。”

但中共在伪军工作方面与国民政府相比，毕竟存在着天然的劣势（意识形态与政治地位），故其成果也远不如国民政府。据1945年6月冀鲁豫边区的一份名为《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的文件中记载，“我们一年来掌握伪军工作是没有全部完成的。我们掌握数量，仅过伪军总数1/25，如只从地方伪军计算则为1/15。工作较好的如六分区完成15%，三分区完成10%，被敌解决者除外，与要求难（原文为“难”字，不解何意）掌伪军1/5即20%，相距很远。”此种情形，与抗战胜利前夕，大多数伪军都与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自难相提并论。

综而言之，无论是依附于日军的伪军，还是秘密投靠国军的伪军，对中共方面而言，都是对立面，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抗击”。故而，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说得通的。…[详细]

02但与其说“抗击伪军”，不如说“争取伪军”更为准确

伪军是抗战期间产生的一种“怪胎”。国人从单纯的爱国心出发，往往对伪军深恶痛绝，必欲灭之而后快，不独抗战时如此，今日亦然。但对当日身在局中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伪军实际上却是一块“香饽饽”。与其说当时各方势力是在“抗击伪军”，不如说是在竞赛如何“争取伪军”。

邓小平：在伪军中发展组织基础，“我们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多次直接指示对伪军的争取策略，其伪军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中共方面，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中，也曾明确谈到“争取伪军”工作的重要性：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将国共两党“争取伪军”的竞赛的终极目的——“着眼于战后优势”、“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已表达得很清楚。为达成这一目的，邓小平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换言之，即在宣传上需坚持反对伪军投敌做汉奸，而在实际行动中需视伪军对中共的具体态度而相机“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详细]

阎锡山掌控了山西境内伪军，得以在抗战胜利后重做“山西王”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伪军争取工作的好坏，极大地影响着战后局势的走向。以阎锡山为例。阎氏长期经营山西。抗战爆发之后，阎氏一面据守山西，一面与日军暗中往来。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为保住个人对山西的掌控，阎氏长期以来在多个鸡蛋上跳舞。1936年红军进入山西，阎氏曾不得不邀请中央军入晋助战；为提防中央军渗透山西，阎氏又着力扶植亲延安的牺盟会。1938年忻口战役后，阎氏又不安于“忻口一战，牺牲了咱们的兵力约百分之七十，这才使得牺盟会的力量超过了咱”。抗战期间，阎氏既要防共，又要防止中央军的渗透，更要防御日军的进攻。阎氏采取的策略是“先拉住日军来对付八路军”。1940年11月，阎氏曾对其心腹赵承绶如此解释这一策略：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藉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咱们存在不住又有什么用。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阎氏抗战期间长期与日军保持接触。日军方面，自然希望阎氏公开降日，以“开启中国政府崩溃之端”；阎氏方面，公开降日是不能碰触的底线，但却希望通过秘密谈判从日军方面获得武器和经费。阎氏更将自己与日军谈判一事主动透露给重庆，蒋介石担忧山西降日，遂不得不答应阎氏诸多如补充兵员、增加粮饷等要求。藉着与日军的“合作”，阎氏派出多名中上级军事干部加入伪山西省政府，协助其组建和掌握山西伪保安队和伪县警备队；更多的干部则被派往伪山西省政府基层担任关键职务，以掌控伪政府的地方军政大权。当阎系部队遭遇中共攻击无法保全时，阎氏更默许他们公开去做伪军（如靳福忠部）。大体而言，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这些伪军，或本是阎氏的部属，或由阎氏的部属控制，抗战胜利前夕，均受阎氏委任，重新编入国军序列，再度回归晋军。显然，在山西，“伪军”是阎锡山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抗击伪军”已不单单是抗日那么简单。因为掌控了山西境内的伪军，阎锡山得以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共势力排斥在外，顺利接收山西，重做“山西王”。

新四军苏浙军区“敌伪工作做得差”，抗战胜利后无法在江南立足

再以新四军苏浙军区为例。该军区由粟裕领导，活跃于京沪杭三角地带。1945年7月，苏浙军区曾有拉拢周佛海及其控制下的伪军，并利用地下武装，里应外合进占上海、宁波等大城市的计划，因遭到日伪军的阻挡，8月份遂又改变战略，转而攻占苏南、浙东、浙西、皖南等地县城，旨在威胁京沪路。此后又多次变更根据地发展战略，至9月下旬，终于不得不放弃江南，苏浙军区各纵队全部分批北撤。新四军之所以不能在江南立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佛海控制下的汪伪政府的伪军拒绝与之合作，转而选择投靠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对此，文件《浙东区党委关于敌寇投降后形势与今后工作的指示（1945年9月）》中说得很明确：

“过去敌伪工作做得差，影响今天不能获得很大成果。”

该文件同时还要求：“（今后任务的工作原则）1、以先解决伪军为主，因为伪军战斗力薄弱，情绪动摇，容易取得胜利。2、解决敌伪军，应找取敌伪军最薄弱，我们本身力量最有把握的一环解决之，从而影响与动摇敌伪其他据点。3、要认识占有地区为次，占有力量为主。收缴敌伪武装是主要，因为只有开展武装力量才能巩固和扩大地区。”（《浙东抗日根据地》，浙江省档案馆编著）从中也不难看出伪军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伪军的武装）对苏浙军区在江南立足的重要性。

结语

“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统计上讲得通，因为伪军确实主要以共军为作战对象，与国军之间则几乎无战事。但回归当日历史背景，“抗击伪军”并不仅仅只有“抗日”一种内涵，故“抗击伪军比例”也不能简单拿来作为衡量抗日坚决程度及功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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