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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项英之冤: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下决心太晚_评论_腾讯网 [打印本页]

作者: 新闻速递    时间: 2012-12-19 18:24
标题: 项英之冤: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下决心太晚_评论_腾讯网

有的学者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

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中共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

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一句话:行动不自由。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历史条件是客观看待皖南新四军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军需处副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根据不足的。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

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

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遵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3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

12月4日,中央电告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电告国民党方面,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2月半”。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部队北移是想“拖”的。在当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不易,对已经占领和长期经营的地方不愿让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时间确实是不利的。

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称蒋介石态度很顽固,看到“拖”的办法不行了,才下决心要北移,发出“严责电”,要求皖南部队“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1941年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

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

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有的学者分析从驻地往北或往东开,会比往南绕行更安全。实际上部队大规模直接往北开,有日军沿江封锁,已走不通。往东开,1940年12月日伪正在“扫荡”苏南,非战斗人员经苏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装、持着“良民证”、分批分期偷渡过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国民党规定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过去,战斗人员是过不去的;之后,连非战斗人员也过不去了。

从现在来看当时,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北线、东线还绕行南线,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军已形成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冲不破敌之包围圈的,仅靠避敌行军或谈判借道,对决心已下的蒋介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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