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
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中共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
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一句话：行动不自由。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历史条件是客观看待皖南新四军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军需处副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根据不足的。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
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
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遵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3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
12月4日，中央电告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电告国民党方面，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2月半”。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部队北移是想“拖”的。在当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不易，对已经占领和长期经营的地方不愿让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时间确实是不利的。
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称蒋介石态度很顽固，看到“拖”的办法不行了，才下决心要北移，发出“严责电”，要求皖南部队“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1941年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
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
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有的学者分析从驻地往北或往东开，会比往南绕行更安全。实际上部队大规模直接往北开，有日军沿江封锁，已走不通。往东开，1940年12月日伪正在“扫荡”苏南，非战斗人员经苏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装、持着“良民证”、分批分期偷渡过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国民党规定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过去，战斗人员是过不去的；之后，连非战斗人员也过不去了。
从现在来看当时，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北线、东线还绕行南线，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军已形成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冲不破敌之包围圈的，仅靠避敌行军或谈判借道，对决心已下的蒋介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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