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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贾庆国委员补课: 外蒙独立

2013-3-6 13:22| 发布者: 新闻速递| 查看: 1085| 评论: 0|来自: china

摘要: 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又出洋相了,再一次证明这十多年来精英执政政策的失败:这些精英除了一张混地位金钱的文凭外,还有什么治国真本事?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不惜造谣污蔑。
给贾庆国委员补课: 外蒙独立

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又出洋相了,再一次证明这十多年来精英执政政策的失败:这些精英除了一张混地位金钱的文凭外,还有什么治国真本事?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不惜造谣污蔑。因此转发这篇文章,学雷锋精神免费为这些精英们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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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林】给政协委员贾庆国补一课:外蒙是何时独立的(4)

 
  • 发表于:2013-02-19 21:36:05
  • 作者:环球007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北国大漠,烽烟迭起,你争我夺。旧中国积贫积弱。1945年,外蒙古在外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段历史进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清政府时期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问题。
      1913年11月,沙俄当局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据此,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搞“独立”的有关人员。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却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做是中国的领土。
      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不久),苏俄政府对外蒙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来了一个插曲:1919年11月7日,外蒙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了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远东的沙俄残余势力自顾不暇。外蒙的外援断绝,于是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的“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1913年的《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是年的2月21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外蒙,也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苏俄军队一直留驻到1925年3月。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三、国民政府时期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了。
      例如,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手中的赌注。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却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似乎有点“悔不该当初”。1953年,他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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